今年上午,人民日报头版发布了采访任正非的通稿,我通读了两遍,非常有感触,也非常有价值。
先说一个小现象,2015年供给侧改革的时候,是权威人士出场,5次专访畅谈接下来的经济改革趋势,人民日报头版发表。
2019年关税战,是任正非。
2025年二次关税战,依然是任正非,依然是人民日报头版发表。
所以,通篇文章下来,围绕着三个问题:
第一、面对打压,面对困难,该怎么办?
第二、基础理论的重要性;
第三、接下来的科技发展,中国占很大的优势。
面对困难,怎么办?
任正非的认知牛就牛在对苦难的认识和所有人都不一样?
他说,什么时候没有困难?刀耕火种的时候不困难吗?石器时代不困难吗?人类用石器的时候,哪能想到有高铁。
中国在中低端芯片上是可以有机会的,中国数十、上百家芯片公司都很努力。特别是化合物半导体机会更大。硅基芯片,我们用数学补物理、非摩尔补摩尔,利用集群计算的原理,可以达到满足我们现在的需求。
软件是卡不住脖子的,那是数学的图形符号、代码,一些尖端的算子、算法垒起来的,没有阻拦索。
所以,这些都不是困难,或者说不是真正的困难,那么真正的困难是什么?
真正的困难,是教育、培养、人才梯队的建设。
人才是未来的根本。
从这里,他讲到了基础理论研究人才的重要性,基础理论研究对长期的重要性。
矛盾在于,搞理论研究的人,他们曲高和寡,老百姓不了解,而且他们要几十年、上百年才看得见贡献。但是,在逐利时代,大家看的是快速变现的能力。所以,基础研究经常被诟病和批评。
但是,如果不搞基础研究,就没根。即使一时枝繁叶茂,欣欣向荣,风一吹就会倒的。
买国外的产品很贵,因为价格里面就包含他们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
所以,中国搞不搞基础研究,都要付钱的,但能不能付给自己搞基础研究的人?
然后,任正非举了几个人的例子。
第一个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发现光线会弯曲,是一百年后再证实的。
第二个是贵州的农学家罗登义。80年前的1940年,他分析研究水果蔬菜营养成分的时候,发现一种维生素含量很高的野果子刺梨。中国那时还在抗战时期,社会教育水平还很低,没几个人懂。后来写了一篇论文,说刺梨是维C之王。
然后经历了近百年,贵州把它做成了一种天然富含维生素的刺梨饮料,维生素饮料中的奢侈品,近百元一瓶,受到追捧,刺梨产业成为农民脱贫致富的渠道。
这时候,人们才真实认识了在抗日烽火时,在一张破桌旁的罗登义。
第三个是黄大年。黄大年是个伟大的科学家,我国是在海湾战争中发现这个人的。
美军在直升机下有一个吊舱,探测萨达姆埋在沙漠里的武器,一开战就准确把它消灭了。再一找,才知道这吊舱是中国人做的,黄大年在英国大学做的一个探矿吊舱,北约用来做武器用。
他辞职回国做了吉林大学老师。他用自己的钱,向学校要了一间40平米的房子,开了一个茶思屋负责提供免费咖啡,开展“一杯咖啡吸收宇宙能量”。
华为受到启发,利用他的名字,做了一个黄大年茶思屋非盈利的网络平台,免费让大家查阅世界的科技信息。
在华为,基础理论研究一直都是重要的战略性投入。
华为一年有1800亿的投入研发,其中三分之一,也就是600亿是做基础理论研究,并且在内部建立一个机制,对这些战略性的投入不考核。基础理论这一块,什么时候能做出来不知道,对科学家也不做要求。
剩下的1200亿左右投入产品研发,投入则是要考核的。
这一切在于,没有理论就没有突破,我们就赶不上美国。
然后,说到了人工智能。
任正非认为人工智能也许是人类社会最后一次技术革命,除此之外,就是能源的核聚变。人工智能发展要经历数十年、数百年。
人工智能在技术上的要害有两点,一是要有充足的电力;二是要有发达的信息网络。
发展人工智能要有电力保障,中国的发电、电网传输都是非常好的,通信网络是世界最发达的,东数西算的理想是可能实现的。
所以,对人工智能,中国优势是很大的。
从这里面,又引申出还有一个问题,让人深思,这就是体制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沃尔夫说,美国为何没有像中国那样发达的高铁系统?
是因为美国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做什么都要赚钱。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的道路,国家主张的是社会效益。
高铁、重载铁路、先进的电力网络、发达的高速公路以及通往乡村的水泥路,遍布各处的水利设施、星罗棋布的发电厂……这些并不赚钱,但却是垫起一个发达社会的基础,为工业、农业现代化作出了贡献,体现的是国有企业的社会价值。
而对有竞争的商品实行市场化,通过市场的竞争来调节,使其实现商业价值,依法纳税贡献社会。
从基础设施建设看,我们也只能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不然高铁、高速公路、水坝……这些东西都建不起来。
任何事都有两面,这也许就是举国体制的优势吧!
关键时刻,任正非再次露面,畅谈无惧外部困难、基础理论的重要性、科技封锁的突破,人工智能的优势,以及体制优势。
这算是一个极强的信心信号吧!(米宅)
行业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