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久前的首届里根经济论坛上，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表示，美国必须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机器人技术中占据领导地位，否则将面临中国机器人洪流的冲击。他称，自20世纪中期以来，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的占比大幅下降。安德森呼吁建立“外星无畏舰”工厂，以实现再工业化并推动未来经济增长。

马克·安德森是美国著名的企业家、风险投资家和软件工程师，被誉为互联网发展的先驱之一。安德森以其对技术趋势的敏锐洞察和前瞻性思考，成为科技投资领域的思想领袖。他积极倡导软件驱动的创新，提出“软件正在吞噬世界”（Software is Eating the World）的著名论断，强调技术对各行业的重塑。

他此次在里根经济论坛上的发言正体现了这些风格特点，心智观察所将发言内容整理，以供参考。

马克·安德森：大家好！欢迎参加我们的首届里根经济论坛，很荣幸能与大家齐聚一堂。我们在这里经常讨论里根总统的经济支柱和政策——放松管制、降低税收、减少开支，这些在今天依然至关重要。但今天，我想从一个更长的历史视角开始，谈谈美国如何应对当前的战略拐点，以及人工智能（AI）和再工业化将如何塑造我们的未来。

我最近一直在研究美国经济史，尤其是19世纪的“美国系统”。这个体系最早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担任财政部长时提出。当时，美国刚经历独立战争，经济以农业为主，而英国作为全球首个工业强国，拥有压倒性的经济、技术和军事优势。汉密尔顿与托马斯·杰斐逊展开激烈争论：杰斐逊希望美国保持农业和贵族化的乡村经济，而汉密尔顿主张打造一个工业化、城市化、金融化的强国。最终，汉密尔顿的理念胜出，奠定了美国系统的基石，推动美国在19世纪逐步成为工业大国。

到了19世纪末，尤其是威廉·麦金莱总统执政时期（1897-1901年），美国迎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高潮。从1870年到1930年，几乎所有我们今天视为现代世界的基础设施都在这一时期诞生：飞机、现代制造技术、大规模玻璃制品、空调、电视、广播、汽车……你环顾四周，几乎每件实物基础设施都源于那个时代。麦金莱的领导使美国成为全球工业超级大国，这为我们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关键作用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在二战中成为“民主兵工厂”。

美国系统的核心是保护主义。它的逻辑不是仅仅依靠单一技术或公司，而是打造一个完整的工业生态系统——不仅有三大汽车公司，还有数千家零部件供应商。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也采用了类似的保护主义策略，后来才转向自由贸易以推动出口。麦金莱继承了这一传统，起初推行高关税保护美国工业，但随着美国工业的壮大和出口需求的增加，他转向倡导“互惠贸易”，通过美国的高关税迫使其他国家降低关税，打开全球市场。这种模式后来被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效仿，中国目前也在运行类似的“美国系统”剧本。

这引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今天是否希望美国继续作为工业超级大国？在19世纪，这个目标非常明确，但现在我们对此态度模糊。当前的政策讨论——关税、贸易、工业激励——与麦金莱时代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我们需要明确是否要通过保护主义或其他工具重建工业优势。

让我们看看美国经济的轨迹。从1870年到1920年，美国经济以工业化为驱动，增长速度是我们现在的三倍，尽管当时人口更少，技术工具更有限。那是一个高移民、高关税的环境。1920年到1970年，增速稍缓，大约是我们现在的两倍，伴随着太空竞赛、电子技术、计算机产业的兴起。但从1971年，也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开始，美国经济增速显著下降，进入低增长阶段。这不仅体现在GDP上，也体现在生产率增长——也就是技术变革的速度——的放缓。

1920年，著名的福特汽车生产流水线

这种低增长与我们主动选择去工业化密切相关。我们通过一系列明确的政策，禁止了许多工业活动，转向服务经济和金融化。硅谷、奥斯汀等知识经济中心蓬勃发展，成为全球技术出口的枢纽，AI革命也在美国如火如荼地展开。但这并未惠及全国，尤其是农村地区。去工业化导致经济增长放缓，而低增长催生了零和博弈的心态——人们觉得机会越来越少，资源只能靠争夺。这正是左右两翼民粹主义兴起的根源。

更危险的是，经济转型加剧了城市与乡村的裂痕。我出生在威斯康星州的农村，那里曾是农业和轻工业地区。后来我搬到加州，感受到沿海精英对中部乡村的强烈偏见。当我在威斯康星时，我以为沿海的“聪明人”一定比我们强得多；但到了加州，我发现他们不仅不喜欢我们，甚至鄙视我们。这种城乡对立不仅是经济上的，更是文化和社会认同上的，构成了当前美国社会的重大隐患。

我们的城市正变得功能失调。以纽约为例，一位候选人竟然以“市属杂货店”为竞选纲领，实质上是在重塑21世纪的“面包线”。西雅图的情况更离谱：微软和亚马逊高管居住的选区选出一位主张将这两家公司国有化的市议员。在旧金山湾区，我生活在一个功能失调和崩溃的“震中”，有无数治理失败的故事。法国地理学家克里斯托夫·吉约伊在他的书《精英的黄昏》中分析了这种现象：在去工业化和金融化的过程中，农业或制造业经济需要资源分布在全国，因为自然资源、能源和基础设施至关重要。但在知识经济中，经济增长集中在城市，像硅谷这样的地方吸引了大量软件开发者，推高房价——一栋房子要300万美元。

结果是，城市只剩下两类人：高收入的知识精英，他们买得起天价房子；以及依赖公共住房（如Section 8）的低收入服务工作者。中产阶级被完全挤出城市。以湾区为例，警察或消防员需要每天通勤三小时，才能负担得起房子和家庭。城市里狗比孩子多，因为普通人买不起房、养不起孩子，甚至连车都买不起。这种经济结构导致城市的地方民主由进步派精英和底层“客户群体”（如移民或少数族裔）主导，形成了“上层+底层”的政治联盟，而中产阶级被挤到乡村。问题是，乡村因去工业化缺乏经济机会，中产阶级无处可去。

这些都是政策选择的结果，不是不可抗拒的经济或技术力量。1971年，尼克松总统提出了“独立计划”，计划到2000年建设1000座核电站，转换电力系统，加速电动车发展，并减少对中东能源的依赖。这本可以改变历史，但同年他创建的环保署和核监管委员会却阻碍了这一计划，导致几乎没有新核电站建成。这是一个政策选择的后果。

好消息是，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重大的技术转折点——人工智能的崛起。美国在AI领域遥遥领先，但这并非理所当然。欧洲因过度监管几乎禁止了AI，人才正流向美国；而中国是我们唯一的真正竞争对手。目前，AI主要以软件形式存在，比如ChatGPT这样的手机应用，尚未创造大量中产阶级就业机会。但AI的下一阶段——具身化AI，也就是机器人技术——将彻底改变这一切。无人机已经从人工驾驶转向自主飞行；自动驾驶汽车，比如旧金山的Waymo，已经成为现实——尽管在赛博朋克般的未来中，你会看到自动驾驶车经过吸毒过量的人。埃隆·马斯克的Optimus机器人项目表明，未来十年内，机器人产业可能成为地球上最大的产业，涉及数十亿至数百亿台各种类型的机器人。

我们不应试图恢复传统制造业，比如让工人站在流水线上拧螺丝。我们需要的是未来的制造业——设计和生产AI驱动的硬件，如无人机、自动驾驶汽车和机器人。马斯克提出的“外星无畏舰工厂”——高度自动化的生产设施——将推动全国范围的经济增长，尤其是在乡村地区创造数千万至数亿个就业机会。这将使美国引领第三或第四次工业革命，同时从国家安全角度避免被中国主导的机器人世界。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后果将是深远的。

很多人担心AI会摧毁就业机会，但这种担忧是错误的。过去50年，我们并非处于快速生产率增长或技术变革的时代，而是低增长时代。AI如果如我们期望或担心的那样发展，将大幅提升生产率，加速经济增长。如果AI仅停留在软件层面，城市会变得更富裕，但乡村问题仍未解决。要解决乡村问题，我们需要将AI转化为硬件，通过再工业化创造新产业——计算机化的、AI驱动的各种硬件。这不仅是我和Joe（Lonsdale）在投资的方向，也是重建国防工业基础的方向，比如用AI和机器人技术建设更便宜的道路、隧道和基础设施。

移民政策是另一个复杂问题。过去几十年，我们追求大规模移民。科技行业一直主张吸引更多高技能人才——我的许多最聪明的朋友是移民，他们创造了伟大的事业。但大规模低技能移民对工人阶级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尤其是在AI和机器人技术可能减少低技能劳动力需求的背景下。历史数据显示，1925-1970年美国限制移民后仍实现高增长，表明高移民并非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高技能移民的争论正在升温。我们需要人才来建设AI和机器人，但当前的大学招生政策和DEI（多样性、公平与包容性）措施扭曲了这一过程。顶尖大学的外国学生比例从50年前的2-4%激增至30-70%，挤占了本地学生的机会。更令人不安的是，DEI政策导致大学和企业通过招收非洲裔移民（如尼日利亚人）来满足多样性目标，而非本地非裔美国人。这不仅影响了白人、犹太人等群体，也剥夺了中部和南部乡村学生的机会。这种政策加剧了民粹主义的愤怒，乡村居民感到被沿海精英“仇视”。我们有大量未被充分利用的本土人才，尤其是在中部和南部地区。通过改革教育和就业政策，我们可以释放这些潜力，减少对高技能移民的过度依赖。

实现这一愿景的瓶颈很明显：能源、关键矿产和监管。能源是AI和再工业化的基础，我们需要核能和其他清洁能源。稀土金属等资源对硬件制造至关重要。而监管是最大的障碍——住房、医疗和教育领域被强大游说团体控制，阻碍了竞争和技术应用。例如，激光眼科手术（LASIK）因市场化和技术进步，价格持续下降，质量不断提高，证明技术可以打破成本上升的趋势。但住房、医疗和教育却因政府限制供给（如分区法规、大学认证）和补贴需求（如购房补贴）导致价格飙升。选民必须意识到，300万美元的房子、100万美元的大学学位、占GDP 20%并可能升至50%的医疗成本是不可接受的。

好消息是，这些问题都有解决方案。埃兹拉·克莱因的新书《丰裕》提醒我们，自由派过去也支持建设——苏联时期的火箭、摩天大楼、汽车都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现在，一些民主党领导人也在推动“建设未来”的理念，为两党合作打开了可能性。在高增长环境和快速技术发展的推动下，这些问题会更容易解决。经济增长将带来乐观情绪，减少零和博弈心态，让人们相信下一代会过上更好的生活——正如里根总统所说的“美国的清晨”。

我们还在加州索拉诺县购买了相当于曼哈顿四倍面积的土地，计划建设新城市，为经济增长和住房提供新模式。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出的选择。只要我们下定决心，美国可以引领AI和机器人革命，重建工业基础，释放本土人才潜力，弥合城乡裂痕，创造一个更繁荣、更团结的未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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