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群系信和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海南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上月发的拙文提到，在“十五五“规划期间，即2006-2030年间，我国经济发展为实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肩负着两大关键使命，一是为在2035年GDP比2020年实际翻一番，从总量上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基础，二是为在2035年经济达到高质量发展水平，从质量上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基础。前文对第一使命作了分析，本文拟对第二使命进行探讨。

一、高质量发展的进取性本质和“十五五”期间三大任务

高质量发展是2017年党的十九大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和今后的战略目标提出的。那么，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什么？

很多人将高质量发展与中高速增长对立起来，认为前者代表稳健，后者仍属激进。前文已指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有必要对此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

的确，高质量发展与中高速增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应认识到，两者之间既有区别也有共性。

区别是显然的，中高速增长目标在经济总量，高质量发展着眼于经济质量。经济总量是指GDP总量；经济质量则涵盖很广，包括科技含量、结构水平、产品标准、生活品质、和环境绿度等各个方面。在我国经济已经高速增长了40余年后追求高质量发展，当然具有重要意义和必然性。

但不应忽视的是，高质量发展和中高速增长，两者都有“高”字，所以存在着重要的共性。以目标论，两者都很宏伟，都以我国经济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2050年成为现代化强国为目标，一个从总量上，一个从质量上；就路向而言，两者都是前行，都向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迈进，而非停滞，更非后退；从标准来看，两者都要求“高”，都向世界先进水平看齐，不甘下风。

应从如此的共性中寻找出现阶段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本质，即进取性。高质量发展，与中高速增长一样，是进取，而非保守的，都呼唤积极、主动、有为，拒绝消极、被动、少为甚至无为或“躺平”。

认识到这一进取性本质，对于研究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关于如何高质量发展，各方从不同角度和重点进行考察。从实现路径角度，有八大路径，即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高标准市场体系、高水平对外开放、高竞争力产业体系、高协调区域布局、高品质生态环境、高品质人民生活、和高水平安全体系。这八大路径涵盖广泛，涉及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之间的关系既相互促进也互有制衡，要求政府相关部门进行认真、具体、详细和协调的规划。

但从宏观的角度，鉴于上述的进取性本质，高质量发展在“十五五”期间应着力于三大任务，一是科技创新至新高度，二是新兴产业扬长补短，三是宏观平衡见实效。这三大任务进取性鲜明，要求各经济主体发扬“有为”精神努力奋斗。

二、科技创新至新高度

应该说，我国科技创新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以世界高标准要求，在很多领域还有较大的差距。况且，科技创新本质上就是“新新不已”，只有不断推进才能跟上创新的步伐。因而，“十五五”期间应力争科技创新创出一个新的高度，大幅缩小与世界高标准的差距，同时在领先领域增强优势。以下三大目标至关重要。

第一，要突破目前的科技瓶颈。关键在高制程芯片、航空发动机、工业软件、高挡数控机床、前沿生物与基础新材料等科技领域。这些年来美国禁止高制程芯片出口我国，对我国信息产业发展的瓶颈效应已众所周知，更是今后我国与美国在具决定性意义的AI领域进行竞争的关键所在。突破这个瓶颈应该说是“十五五”期间我国科技创新的首要使命和必达目标。航空发动机瓶颈对于我国C９１９等大型民用航空飞机和军用飞机的进一步发展都至关重要，取得突破也势在必行。工业软件和高挡数控机床制约我国高端装备的水平，又是今后智能制造发展的关键，是我国成为制造业强国的必要突破点。前沿生物技术和基础新材料关乎我国目前相对落后的生物制造和新材料产业的今后崛起，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也须取得突破。

第二，应在接近于美国水平的领域加快追赶。AI大模型、人形机器人、６G、超级计算机、卫星导航、物联网或工业互联网等领域是重点。尤其是AI大模型技术，是今后国际竞争的关键，其赋能于各个产业将显著提升生产效率，也将从根本上改变经济运行生态和社会发展面貌，是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在这一领域领先者则统领全局，落后者则从根本上落后，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随着DeepSeek的出现，我国在这一领域与美国的差距已大幅缩小，但由于在高制程芯片方面仍然落后并被禁，加之美国和其他国家业也都在努力发展，消除这一差距仍然任务艰巨，追赶的步伐绝不可松懈。物联网是另一关键，在我国已研究开发多年，但实际应用仍未广泛展开，与美国相比仍有差距，应在2030年前尽快缩小差距，切实加快我国各行各业的数字化信息化进程。

第三，应巩固和扩大领先领域的优势。这些领域清单已经不短，包括稀土精炼、新能源、新能源汽车、5G、无人机、高铁、造船等。最近我国稀土出口对美国军工和电子信息产业也产生了瓶颈效应，从而大幅提升了我国在与美国贸易战中的谈判地位，超出预期，令人振奋。但应警觉到，优势地位是不断变化的，持续扩大才是上策，稀土精炼技术的不断改进至关重要。在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领域，目前我国的领先地位已遭到了欧美等国家的强烈抵制，也受到挑战，市场竞争将愈演愈烈，也要求我们不断创新，保证在市场竞争中继续走在前列。无人机，作为一种集现代航空技术、遥控技术、通信技术、导航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于一体的航空器，将是今后全球技术竞争的又一关键领域，各国都在积极布局，我国只有持续创新才能保持目前的领先地位。

为实现这三项目标，“十五五”期间要进一步加大科技投入，将研发费用占GDP比重从目前的２.7％提升至３.2％；要加强原创性和基础研究，同时加快原创和基础研究成果产品化商业化的步伐；要加速培养科技人才，尤其是AI相关的专业人才；要进一步推进我国的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

三、新兴产业扬长补短

我国的新兴产业，与科技创新同步，已强势兴起。但仍有很大的扩展和优化空间，“十五五“期间应结合科技创新的新高度，扬长补短，加快兴起。

目前我国将新兴产业分为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两大类。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高端装备、民用航空和船舶与海洋工程产业；九大未来产业包括元宇宙、脑接口、量子信息、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生物制造、未来显示、未来网络和新型储能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社会经济全局和长远发展就重大引领作用的产业；未来产业是由前沿技术驱动，主要处于孕育萌发阶段，具有引领性、颠覆性和不确定性的前瞻性产业。

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已兴起多年，成就有目共睹，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在全球也占有重要甚至领先地位。但还有加快兴起的空间。据国家发改委估算，２０２３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我国GDP１３％以上，估计今年超过１５％。应该说，这一占比来之不易，令人鼓舞，但与高标准的预期却有一定差距，记得2020年前市场就预期2020年达15%，2025年至20%。“十五五“期间这一占比应加快提升，争取在2030年超过２０％。尤其应加快发展在全球竞争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和我国相对落后的新材料、高端装备和民用航空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核心地位，在于物联网、生成式人工智能和人形机器人等广泛应用于产业发展、经济运行和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其发展前景取决于这些应用的实际效果。应该说，迄今为止，实际效果低于社会预期，目前市场对其前景也在观望。”十五五“期间应该在这方面取得更为实质性的进展。新材料、高端装备和民用航空产业则首先应在技术上解决瓶颈问题，同时在生产组织、区域布局和和市场开拓等各方面都加紧追赶。

同时，九大未来产业要加大力度地提前布局。这将决定我国在２０３５年及更长时期在全球经济中的战略地位，对此必须要有足够的前瞻性。回想，过去多年来我国科技与新兴产业的发展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谋划；在今后更为激烈的全球竞争环境中将更应如此。实际上，九大未来产业中，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生物制造和新型储能的发展和市场竞争已经开始，我国的人形机器人和新型储能已占先机，生成式人工智能随DeepSeek的崛起与美国的差距已大幅缩小，生物制造则与世界领先水平仍有较大差距。其他未来产业，各国都是在探索阶段，其中量子信息，以构建全球范围的广域量子通信网络体系为目标，虽短期应用仍然有限，但在将来的重要性绝不可轻视。这九大未来产业，既然是未来的，发展空间巨大，因而目前的格局仅仅是开始而已，今后的变化难以预料。一切都将取决于从现在开始的努力，所以绝不可以掉以轻心，更不应该盲目自满，应以更加“有为“的精神再度展现并增强十余年前谋划“中国制造2025“那样的前瞻性。

在我国现阶段，新兴产业还应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在这方面，应该补短。应认识到，制造业方面，我国是全球第一大国，正在向第一强国迈进，但我国服务业相对落后，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落后程度更大，是一大短板。生产性服务业是促进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保障经济活动有序进行的服务行业，虽不直接参与生产或者物质产品的转化，对产业现代化的意义重大。按照国家统计局新发布的行业分类，生产性服务业分为10个大类、35个中类、171个小类，包括研发设计、金融、批发与贸易、信息咨询、物流配送、检验检测、租赁和商务服务、通用航空、仓储和邮政快递、人力资源管理、职业教育培训等等。生产性服务业的GDP占比，2024年我国为31.4%，而美国和欧盟分别是48%和40%，相比之下差距很大。同时，我国生产性服务进口很多，占服务贸易进口的绝大部分，说明与制造业供过于求的情况相反是供不应求。所以，我国应将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新兴产业来发展，争取在“十五五“期间将其GDP占比提升至35%以上，并促其向现代化水平大幅升级。

四、宏观平衡见实效

经过40多年的快速发展，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结构出现了较大程度的失衡。促使宏观经济结构朝平衡方向进行实际合理的调整，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和初衷之一。

如前所述，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进取性的；高质量发展理念下的宏观平衡，也应该是进取性的，要充分地体现“高”字。因而，“十五五”期间我国经济的宏观平衡，不是在现有水平上的平衡，而是在更高水平上的平衡；不是被动性的平衡，而是应因新经济时代的主动性平衡；不是为平衡而平衡的理论性平衡，而是符合经济发展实际要求的现实性平衡；不是对标于他国的绝对性平衡，而是考虑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特点的相对和适度性平衡。对于最后一点，比如，如后面将提到，我国服务业和消费的GDP占比与发达国家有差距，应该提高，但不意味着一定要提高到与发达国家相同的水平。因此，如何平衡，平衡的重心、标准和程度都需要深度谋划。

首先，总供需平衡，即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平衡。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压力增大，特别是通胀低迷，消费通胀率在零左右，工业通胀率则深度为负，根本原因就是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关系失衡，总供给严重大于总需求，简称为供过于求、需求不足、或供给过剩。前文提到，“十五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达目标是将整体通胀水平，或GDP平减指数拉回到正值区间。为此，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善总供需平衡，大幅降低总供给超过总需求的程度。这是减轻我国经济增长压力和扭转通胀低迷局面的根本要求；否则，就难以实现前文所提“十五五”期间GDP实际年均增长4.8%和名义年均增长5.8%的定量目标。这应是“十五五”期间宏观平衡的首要任务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标。总供需平衡要求不但创造新需求，而且减少旧供给，任务无疑是艰巨的。从找到和紧握“抓手”的意义上，笔者先前多次发文指出，“两新”，即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既创造新的流量需求，又减少旧的存量供给，一举两得，对症下药，是快速改善总供需关系的有效良方且必由之路。有人认为这只会产生短期效果，更新和换新后效果就消失。但殊不知，鉴于目前我国工业设备和消费品存量中的很多在质量上与现代化标准仍有很大差距，如城镇居民住房中的40%以上仍是年代久远的非商品房，更新和换新可以也应该轮番地进行，犹如棚户区改造完后危旧房改造、再“老破小”改造、又城中村改造，进一步到涵盖更广的旧房改造。这将持续性地产生经济刺激效果，长远而言又将促使我国经济和人民生活朝现代化方向“新新不已”。真是何乐而不为，“十五五”期间应在这方面加速推进。

第二，总供给结构平衡。2024年我国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工业与建筑业）与第三（服务业）产业的GDP占比分别为6.8%，36.5%与56.7%。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占比，虽过去40年大幅下降，但与发达经济体通常分别低于5%与25%相比仍然很高；相应地，第三产业比重则虽已超过55%，与发达经济体多在70%以上比较仍然很低。所以，“十五五”期间加快服务业发展，增加服务业的GDP占比势在必然。消费性服务业方面，教育、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旅游休闲、文化娱乐等产业的增长空间仍很广阔，同时，具中国特色的社交、养生、家政服务等产业潜力依然可观。生产性服务业，如前所述，潜力更大，将是今后我国服务业发展的主要方向。但在此必须指出的是，另一方面，考虑到我国为14亿人口大国和世界工厂，从自给性地满足国内各项主要需求，巩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供应优势，以及保证经济中高速增长等角度，保持我国的工业大国地位异常重要。所以发展服务业不应走得过快，不应以工业下降为代价。就服务业而言，规模和GDP占比都应提升，但起码在今后１５年占比不一定要提高到发达国家70%以上的水平，“十五五”期间更不宜超过61%，而对工业来说，GDP占比应降低，但不应降至22%以下（2024年为29%），“十五五”期间更应保持在26%以上，规模则不应减小而要继续扩大。也就是说，工业的总量仍要增长，而且是中高速增长，其中新兴产业更要双位数增长。即使是传统工业，鉴于我国基本的消费品和工业产品都应自给，还要出口，其总量也是要增长的，占比也不应一直与过快地下降。

第三，总需求结构平衡。2024年我国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货物及服务出口-货物及服务进口）分别占GDP56.6%，40.1%与3.3%。从内需，即消费和资本形成来看，消费虽已占主导地位，但GDP占比刚超过55%，与发达经济体一般70%以上相比仍有相当的距离；相应地，资本形成占比40%，仍然较高。从外需，即净出口来看，GDP占比一度降到2%以下，但近几年又回升至2.5%以上，比很多国家要高。所以“十五五”期间总需求结构平衡，首先是内、外需平衡，要加大内需比重。鉴于美国对我国贸易打压不断，减轻我国经济对外需和外循环的依赖，增强内需和内循环，将是必然方向。第二是内需中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平衡，应加大消费比重。要扩大服务性消费，与上述供给端加快服务业发展相对应；要重点提高中低层居民的收入水平，这些居民的消费倾向最高；要提升消费的档次，促进消费价格回升。但与供给端同样，在此方向上步伐也要控制。应该认识到，要保持工业大国的地位，离不开资本形成支撑，所以增强消费不应以资本形成下降为代价。今后１５年，加大消费的GDP占比并不一定要加至70%以上，相应地，降低资本形成占比也不是说非要降至30%以下。就“十五五”期间而言，两个占比分别不应超过61%和低于36%。须看到，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制造业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仍有很大的扩张空间。尤其是，应抓住新兴产业和新型基础设施的投资机遇，尤其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及相关基础设施领域，包括芯片工厂、5G/6G基站、大数据中心、算力中心、机器人工厂、通信网络、互联网/物联网络等；新能源产业及相关基础设施领域，包括清洁能源（光伏、风能、核能和水利）工厂及设施、新能源汽车工厂、充电桩、超高压输电网络等；和新型交通运输领域，如跨省大运河、数字化机场和港口、超导电动悬浮列车等。因此，固定资产投资，与供给端的工业同样，虽GDP占比降低但总量仍应增长，而且是中高速增长，在新兴产业和新型基础设施领域更要双位数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