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哲、占烁（芦哲系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成员）

核心观点

我们选择历史上跨越百年的三个典型的产能调整案例进行分析，来看对供需再平衡有何启示。一是19世纪后期美欧的长期萧条，由于技术进步、新兴产业过度投资，引起产能失衡；二是1929大萧条，政策经历了从不干预到干预的转变；三是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两次去产能，产能政策经历了相反的变化，从干预到不干预。

主要结论如下：

（1）产能失衡存在负反馈循环机制，若不加控制可能持续二三十年。产能失衡容易形成自我强化，如物价下跌→企业利润减少→企业降低劳动成本→居民就业和收入走弱→消费需求下降→物价下跌。因此，依靠市场自发出清的话，可能耗时良久，甚至不乏持续二三十年的案例，如1873-1896年长期萧条、日本失去的三十年。

（2）面对产能失衡，政府干预比不干预要好。1929大萧条后，从胡佛到罗斯福，政策加强了对工农业生产的干预，同时积极刺激需求，较快走出萧条。而日本面临供需失衡，产业政策从“干预”到“不干预”，使得萧条时间大幅拉长。在70年代，企业无法完成过剩设备的处理时，日本政府通过“共同行动”组建萧条卡特尔，帮助企业顺利去产能；90年代后，面临产能失衡，政府减少了“共同行动”等供给端的直接干预，直到泡沫破灭十多年后，即2003年后，僵尸企业才逐渐出清，供需不平衡持续很久。

（3）供需再平衡，需要在控制产能、修复信用、稳定就业等多个环节同步发力，单靠供给政策或是单靠需求政策，可能都是不够的。欧文费雪的“债务通缩理论”将通缩循环分为9个步骤：①债务清算和资产抛售→②银行存款收缩与货币流通速度下降→③价格水平下降→④企业净值下降→⑤破产增加与利润减少→⑥产出下降与失业上升→⑦悲观情绪蔓延→⑧货币窖藏加剧→⑨名义利率下降但实际利率上升进一步抑制需求。从我们的案例来看，1933年罗斯福新政，控制价格下跌、修复信用、稳定就业等多方面采取了有效政策。日本70年代产能过剩，至少也在控制产能、稳定就业、稳定资产价格等方面及时出手；相比之下，日本90年代泡沫破灭后，供给端政策干预不多、需求端政策犹豫反复，导致了失去的三十年。

（4） 困境中蕴含着机会，大规模供需失衡往往也是劳动工资改善和内需回升的契机，治理供需失衡的改革政策，有助于推动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变。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西方国家接连经历了1873-1896长期萧条、1929大萧条，供需失衡频发，扩大需求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这带来了工人权益、劳动工资等状况的改善，加快了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型。

（5）对新兴产业而言，去产能和反垄断可能交替出现，根本上需要规范政府跟市场的关系，规范竞争秩序。新兴产业经历产能去化后，往往会带来市场集中度的提高，可能形成垄断组织，如美欧长期萧条后形成的托拉斯、卡特尔。这种市场结构的变化，可能会重塑政府跟市场的关系。美国在1887年通过了《州际商业法》（Interstate Commerce Act），成立了州际商业委员会（ICC），开始对铁路运费和竞争行为进行监管；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拉开了反垄断的序幕。治理新兴产业的产能过剩，既要推动低价低效企业自动退出市场，营造产能有效出清的市场环境，也要防止形成市场垄断，从根本上来说是要规范竞争秩序，规范地方政府补贴、银行贷款，规范企业公平竞争行为。

风险提示：（1）部分历史案例间隔较远，历史的细节可能有所缺失，如1930年之前的案例；（2）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产能失衡时面临的环境并非完全相同，这些不同点我们可能未能完全囊括；（3）在使用国际比较和历史比较的经验时，应注意结合实际情况。

内容目录

1. 1873-1896长期萧条：新兴产业过度投资带来的产能过剩

1.1. 新兴产业过度投资是长期萧条的导火索之一

1.2. 长期萧条的表现

1.3. 长期萧条期间，如何实现供需再平衡？

1.3.1. 美国：市场自发整合供给端，并通过工人运动提高工资

1.3.2. 欧洲国家如何去产能：卡特尔、关税和殖民主义

2. 1929大萧条：从不干预到干预的政策转变

2.1. 供给侧：AAA和NIRA，政府控制农业和工业生产

2.2. 需求端：货币宽松和居民增收

3. 日本的两次去产能：从干预到减少干预

3.1. 70年代去产能：共同行动和萧条卡特尔

3.2. 90年代去产能：更多依靠市场化去产能

4. 三个产能调整案例的启示

5. 风险提示

正文

我们选择历史上跨越百年的三个典型的产能调整案例进行分析，来看对我们实现供需再平衡有何借鉴。一是19世纪后期美欧的长期萧条，由于技术进步、新兴产业过度投资，引起产能过剩和长期通缩；二是1929大萧条，经济政策经历了从不干预到干预的转变；三是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两次去产能，产能政策经历了相反的变化，从干预到不干预。

1.1873-1896长期萧条：新兴产业过度投资带来的产能过剩

1.1. 新兴产业过度投资是长期萧条的导火索之一

作为新兴行业，19世纪后期出现了铁路建设的过度扩张和投机狂热。美国内战后，铁路建设进入“狂热期”。1868年，美国铁路里程约3.9万英里，但1869-1873年以每年平均近6000英里的速度增长。这种快速建设显著超出了实际需求，同时扩张主要通过投机性铁路债券融资，吸引了大量国内外投资。

这种过度建设和投机带来的泡沫被刺破，导致了1873年金融危机，从而成为长期萧条的导火索。1873年欧洲首先出现金融危机，维也纳证券市场在5月8日开始崩盘，随后欧洲投资者开始抛售他们在美国项目上的投资，尤其是铁路项目。美国金融巨头Jay Cooke and Company银行因北太平洋铁路债券的问题而破产倒闭，这一事件导致纽约证券交易所于9月20日休市十天，随后金融危机传染到欧美主要国家。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开始陷入长达二十多年的产能过剩、持续通缩，被称为“长期萧条”（Long Depression）。

除了投资泡沫破灭带来的金融危机之外，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也是长期通缩的重要原因。第二次工业革命生产力大幅提升，特别是钢铁、铁路、机械、高效蒸汽船和电报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技术进步使得商品生产成本持续下降，导致价格普遍下跌，加剧了通缩。

1.2. 长期萧条的表现

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技术进步带来供需失衡的一个原因是大量利润被用于生产再投资，工资增长缓慢。1873-1896年，德国、英国、美国的名义工资累计增速分别只有39%、24.4%、5.4%。

这使得工业产出量的增长远超过需求增长。按照《剑桥美国经济史》的数据，1870-1898年，美国人均消费增长不到50%，即使考虑到期间人口增长33%左右，总消费增速也只有80%左右。但从工业生产来看，这期间工业产量增幅超过300%，需求增长远不及生产的增长。

供需失衡的结果是通缩。从物价来看，1873-1896年，美国CPI累计下降29.9%，英国和德国分别下降17.5%和12.3%。大致要到十九世纪末，美国和欧洲国家才开始迎来物价上涨、走出通缩。

从经济增长来看，1873-1896年，美国实际GDP年均增长3.5%，名义GDP年均2.5%，GDP平减指数年均-1.0%；德国和英国在此期间的GDP平减指数分别为-0.6%和-1.0%。

1.3. 长期萧条期间，如何实现供需再平衡？

1.3.1. 美国：市场自发整合供给端，并通过工人运动提高工资

（1）货币政策注入流动性

货币政策方面，恢复白银本位，增加货币供应。1873年美国的《铸币法案》废除了白银的法定货币地位，正式确立了纯金本位，进一步收缩了货币供应，加剧了通缩。1878年美国通过《布兰德-艾利森法案》（The Bland–Allison Act, also referred to as the Grand Bland Plan of 1878），授权政府恢复购买白银，旨在增加货币供应，缓解通缩压力。

尽管有1878白银法案，但真正缓解通缩的是大规模的黄金发现。1848年加利福尼亚淘金热、1886年南非威特沃特斯兰德淘金热和1896-1899年克朗代克淘金热，增加了全球黄金供应，从而缓解了金本位制下的货币短缺问题，有助于走出通缩。在金本位制下，货币供应的弹性主要依赖于黄金储备的自然增长。当技术进步和政策调整无法有效应对通缩时，外部的黄金供应冲击成为打破僵局的关键因素。

（2）供给端：托拉斯等垄断组织形成，通过兼并重组提高效率

面对过度竞争和产能过剩，美国企业通过大规模合并、收购和破产重组来整合产业，形成托拉斯等垄断组织。长期萧条下，美国工业供给端不断整合，发生了两个变化，一是工厂普遍向规模经济演变。根据Atack&Passell的《新美国经济史：从殖民地时期到1940年》，南北战争后美国工厂规模迅速扩大。1869年石油行业每个企业雇佣不到13名工人，1889年提高到46名工人。生产端从分散走向集中的体现之一是单个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二是产生了托拉斯等垄断组织。美国的托拉斯是在产能过剩和通缩的危机驱动之下诞生的。企业通过水平整合（收购竞争对手）和垂直整合（控制生产的各个环节）来应对市场失灵和过度竞争，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产能过剩，提高了生产效率。到1904年，美国318个托拉斯控制了40%的制造业资产。当然，这也带来的垄断组织的盛行，最终催生了1890《谢尔曼反托拉斯法》。

（3）需求端：工资回升带动内需改善

长期萧条导致失业率飙升，劳工运动应运而生。美国兴起了大规模劳工运动（如1877年大铁路罢工），争取工人权利、改善工作条件和提高工资。

为争取工人权益，19世纪中叶美国开始出现了工会。1869年，最早的大规模工会劳工骑士团The Knights of Labor成立，但由于组织不善、缺乏有效领导、目标分歧以及来自雇主和政府力量的强烈反对，该组织最终瓦解。1886年的创立美国劳工联合会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放弃 “劳动骑士团” 的激进主张，专注于通过集体谈判为技术工人争取实际权益（如提高工资、改善条件），成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工会组织，标志着美国工会进入规范化阶段。

工人运动和工会的出现提高了工人工资，工资增速和名义GDP增速的差距逐步缩小，长期萧条期间（1873-1896）美国工资增速仅为名义GDP增速的7%，随后10年升至20%，再十年后升至49%。工人工资的改善有助于带动内需回升，供需失衡逐渐缓解。

（4）市场开拓：通过西进运动和殖民主义催生新兴市场

铁路建设为西部提供了快速通道，将农产品运往东部市场，并促进了采矿业、铁路和重工业的发展。1862年的《宅地法》等慷慨的土地法令鼓励了农业扩张。这些条件综合起来促成了南北战争后西进运动的发展，从而为美国经济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内部市场和资源腹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东部工业化带来的产能过剩压力，并为工业品提供了新的消费市场。另一方面，美国和欧洲列强再次掀起殖民运动，向殖民地转嫁国内产能过剩。

1.3.2. 欧洲国家如何去产能：卡特尔、关税和殖民主义

从供给端来看，欧洲同样产生了垄断组织，美国是托拉斯，欧洲是卡特尔。作为一种垄断组织，卡特尔在德国大规模出现。根据《剑桥欧洲经济史》，1907年德国48%的水泥、50%的粗钢、90%的纸张，都由卡特尔生产。

提高关税，转向贸易保护主义。长期萧条导致许多国家转向保护主义，放弃了自由贸易政策，如德国、法国先后提高关税，只有英国和荷兰仍然坚持低关税政策。这种保护主义政策旨在保护本国产业免受廉价进口商品的冲击，缓解国内产能过剩带来的竞争压力。

殖民扩张开拓海外市场。在提高进口关税的同时，欧洲国家通过殖民扩张将产能过剩和对资源的需求“外部化”。通过武力征服和建立排他性贸易体系，殖民地成为宗主国经济的补充，缓解了国内的通缩和产能压力。殖民地提供了廉价的原材料和垄断的销售市场，还被视为投资过剩资本的安全场所。

社会福利改善，促进内需扩张。工业化带来的恶劣工作条件和普遍贫困促使劳工运动兴起，争取工人权利、改善工作条件和公平工资。

2. 1929大萧条：从不干预到干预的政策转变

应对1929大萧条跟此前的1873-1896年长期萧条不同，长期萧条是由市场逐渐出清，因此费时较长，通缩持续二十多年；大萧条不一样，在1933年罗斯福新政后，通过政府介入市场，相对快速地实现了供需再平衡。主要政策如下：

2.1. 供给侧：AAA和NIRA，政府控制农业和工业生产

（1）农业调整法案（AAA）：生产控制与农业补贴

《农业调整法案》（The 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 AAA）于1933年5月颁布，旨在解决严重的农业过剩困境。该法案的目标是通过减少农产品产量，来稳定价格。其运作机制是向农民支付补贴，鼓励他们自愿减少耕种面积（例如不种植某些作物）。这些补贴的资金来源于对食品加工商征收的税款。1935年，AAA被裁定违宪，1938年通过了第二部AAA，该法案恢复了之前农业调整法中的规定，但不同之处在于，该法案项目的资金将由联邦政府提供，而不是由加工者缴纳税款。

AAA在解决农业过剩方面发挥了直接作用，农产品产量减少、价格回升。以燕麦为例，其产量从1932年的12.5亿蒲式耳降至1934年的5.4亿蒲式耳，两年内减产57%，同时价格从0.15美元/蒲式耳回升到0.46美元/蒲式耳，涨价207%。1932年至1935年间，农民收入增长了50%以上。但是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在普遍饥饿和失业并存的情况下，政府干预却刻意通过减少食物供应来制造“人为稀缺”，受到不少人的攻击。

（2）国家工业复兴法（NIRA）：规范竞争秩序

1933年6月签署的《国家工业复兴法》（NIRA）旨在重组美国工业，NIRA的核心是鼓励各行业制定“公平竞争法规”（Codes of Fair Competition），包括以下方面：

• 限制生产配额和市场进入：这是NIRA最直接影响生产的机制。为了缓解产能过剩和提高价格，许多行业设定了生产配额，限制了每个企业可以生产的产品数量，甚至限制了新企业的进入。这旨在减少供应，从而推高产品价格，恢复企业利润。

• 设定最低价格：行业法规还规定了产品的最低销售价格，以防止恶性竞争导致的降价。这使得企业不能通过大幅降价来争夺市场份额，从而稳定了价格。

• 规定最低工资和最长工时： 全国统一规定最高工时、最低工资，禁止雇佣童工。尽管这不是直接针对生产数量的规定，但通过增加劳动力成本间接影响了生产决策。NIRA旨在提高工人的购买力，从而刺激消费需求，反过来带动生产。同时，限制工时也意味着企业可能需要雇佣更多工人来维持相同产量，从而缓解失业。

•保障工人集体谈判权：工人有权组织工会并与资方谈判，雇主不得因工人加入工会而歧视或解雇；禁止 “黄狗合同”，雇主不得强迫工人签署 “不加入工会” 的雇佣条件。赋予了工人更大的议价能力，有助于改善工资和工作条件。

NIRA对工业的影响并不像AAA对农业的影响，并非直接去产能，而是整顿竞争秩序。农业部门此前没有面临足够的市场自发去产能，因此AAA促进了产能去化；但工业部门在NIRA出台前，已经经历了持续4-5年的产能去化，比如粗钢产量在1929年是6174万短吨，1932年降至1512万短吨，4年减产76%；整体工业生产指数从1929-1932年下降了46%。因此，NIRA发挥的作用更多是整顿工业部门的竞争秩序、保障劳工权益。

NIRA被裁定违宪，反映了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生产所面临的社会阻力。NIRA法案因可能导致价格垄断和减少竞争而受到批评，并最终于1935年被最高法院裁定违宪，理由是其联邦权力过度扩张。

2.2. 需求端：货币宽松和居民增收

（1）货币政策：废除金本位制

在危机早期，美联储维持了紧缩的货币政策，1929-1933年美国货币供应量减少了25%。这导致信贷不足、价格和产出急剧下降，以及大量银行倒闭。

罗斯福新政实施了关键的货币改革：一是1933年废除金本位制， 这使得货币供应量得以增加，有助于结束通货紧缩。二是创建存款保险，缓解银行挤兑，恢复了人们对银行系统的信心。1933年开始，短期利率降至1.2%的水平，货币供应量开始见底回升，有助于支持经济走出通缩。

（2）财政政策：加大政府支出与调整税收政策

罗斯福新政的财政政策在危机早期并没有大幅扩张，赤字率的明显提升是在1940年之后。一方面，罗斯福新政主张加大政府支出以应对大萧条，进行大规模的公共工程、提供社会救济和农业补贴；另一方面，新政同时倾向于平衡预算，并试图通过增税来为这些新支出提供资金，减轻赤字压力。

财政支出端：大规模基建支出，以工代赈。一是《国家工业复兴法》（NIRA）中的公共工程计划。 1933年6月通过的《国家工业复兴法》第二部分批准了一项高达33亿美元的巨额公共工程计划，旨在迅速将资金注入经济，创造就业机会和提高购买力。这笔资金用于修建公路、公园、保护自然资源等。二是设立田纳西河谷管理局（TVA）。作为新政中最大的公共工程项目之一，TVA旨在开发落后的田纳西河流域，通过兴建水坝、发电站等基础设施，改善当地经济和民生。三是设立民间资源保护队（CCC）和公共事业振兴署（WPA）。 这些机构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直接雇佣大量失业人员从事公共设施建设，提供了数百万个工作岗位。胡佛政府也曾启动资助州政府救济计划的系统，但罗斯福政府则更直接地介入了基于救济而直接雇佣劳工的政策，规模也更大。

财政收入端：加税。《1935年税收法案》（The Revenue Act of 1935） 是最具代表性的措施。这项法案特点是加大向富人征税的力度，对于年收入超过500万美元的极高收入者，最高税率达到79%。1936年开始，根据公司规模分等征收公司所得税；此外，为了支付1933年AAA的补贴，政府还对农产品加工公司征收了加工税，但在1935年被判定为违宪。

加大支出和加税，带来的结果是财政赤字在新政期间并未明显扩大。罗斯福新政开始前的1932年，美国财政赤字为27.3亿美元，赤字率为4.6%；1933年新政启动后，赤字规模和赤字率都维持在1932年附近、没有大幅变化，直到美国加入二战后才加大财政力度。

（3）收入政策：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内需

改善居民收入的政策在前面供给跟需求端都已经有体现，我们做一个总结。

一是大规模基建计划，以工代赈。

二是特定群体增收补助。一方面，联邦紧急救济署（FERA）拨款通过州政府向失业者提供直接救济（现金或物资），保障基本生活需求（如购买食品、衣物），直接转化为即时消费。另一方面，AAA法案向农民提供直接补助，1935年前这笔钱来自加工税，1935年后来自联邦政府。

三是提高工资和加强劳工权益保护。《国家工业复兴法》（NIRA）规定各行业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禁止童工，避免企业通过压低工资竞争，直接提升工人收入水平。

四是完善社会保障。1935 年《社会保障法》确立失业保险（雇主缴费）、养老保险（工薪税筹资）和对贫困老人、残疾人的救助，居民无需为 “老无所依” 过度储蓄，可将部分收入用于日常消费。

五是加大对富人征税的力度，为财政扩张提供资金，同时缩小贫富差距。

通过上述增收政策，美国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例有明显提升。

（4）房地产政策：设立FHA，重新激发房地产需求

大萧条下的银行倒闭潮和房地产市场崩溃导致大量房屋被收回，许多房主失去了住房。为了解决这一危机，罗斯福政府在1934年通过了《国家住房法》（National Housing Act），据此设立了联邦住房管理局（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 FHA）。

FHA设立后采取如下措施稳定了房地产市场：一是设立抵押贷款保险，降低风险，银行愿意发放贷款。二是降低首付比例，在FHA成立之前，购房者通常需要支付高达50%的首付。FHA的保险制度使得银行能够接受更低的首付比例，这大大降低了普通家庭的购房门槛，使得更多的人能够承担购买房屋的初始成本。三是延长贷款期限和降低利率，FHA的设立推动了抵押贷款的标准化和长期化。

FHA设立后重新激发了居民购房需求，房地产投资也快速发展，1935年新房开工比1933年增长了130%，从而带动建筑、家具、家电等相关产业需求。

3. 日本的两次去产能：从干预到减少干预

日本历史上有两轮较为明显的产能过剩，但两轮产能过剩的表现和处置不同。第一轮是1974年石油危机后，日本经济增速换档，从9%左右的增速降至4%左右，增速换档过程中，钢铁等传统行业此前的高投资带来了产能过剩。第二次是1992年泡沫破灭后，但这次产能过剩更多集中在房地产领域。从应对来看，70年代去产能更多依靠政府行政力量，如“共同行动”和“萧条卡特尔”，取得了较好效果；90年代去产能更多依靠市场化手段，背后原因是日本放松管制和小政府的转型，产能去化相对缓慢。

3.1. 70年代去产能：共同行动和萧条卡特尔

日本第一轮过剩是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由于能源价格和工资的上涨，此前的高投资、高增长行业，如钢铁、造船、石化等失去了竞争力，面临产能过剩的困局。按照《日本通商产业政策史》，70年代产能过剩的行业包括三类：一是在石油危机前后曾积极进行设备投资，结果由于需求骤减产生明显的设备过剩的行业，包括平炉、电炉、制铝、瓦楞纸等；二是由于内需外需明显减少而使供给出现不平衡的行业，包括化学肥料、氯乙烯树脂等；三是由于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上升而使国际竞争力减弱，导致出口减少的行业，包括纺织业、合成纤维、铁合金等。

应对70年代产能过剩的政策是明确的，政府通过“共同行动”采取行政式去产能政策。1977年9月的经济阁僚会议确定了“综合经济对策”，核心思路是扩大内需和调整生产；1978年，这些应对思路被写进《特定萧条产业安定临时措施法案》（简称“特安法”），经国会审议后实施。“特安法”的核心是帮助特定行业去产能，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①主管大臣负责制定特定萧条产业行业的“安定基本计划”，明确以处理过剩设备为中心的企业界所应采取的标准。②当仅靠企业界的自主努力无法实施安定基本计划时，主管大臣可指示采取共同行动。③设立特定萧条产业信用基金，作为依据安定基本计划借入过剩设备处理贷款的债务保证机关。

通俗来说，“特安法”的思路是：政府制定特定萧条产业的“安定基本计划”，内容包括：需要处置的过剩设备数量及种类、禁止有关设备的新设与增设、维持就业稳定等。特定产业必须按照计划的要求，自主推动过剩设备处置。当特定萧条产业无法自主完成时，政府可以采取“共同行动”。共同行动是指行业内企业组成萧条卡特尔（垄断组织），来一起完成去产能目标。在去产能过程里，有配套金融机构提供专门的资金支持，主要目的是在去产能的同时稳定就业。

“特安法”去产能效果如何？根据《日本通商产业政策史》，截至1982年8月，结构性萧条产业基本都完成了去产能目标，按照过剩设备处理率来看，平均处理率23%，平均处理目标达成率95%。

3.2. 90年代去产能：更多依靠市场化去产能

90年代泡沫破灭后，日本的第二轮去产能更多依靠市场手段，以企业合并重组为主，类似于70年代“共同行动”为代表的行政式去产能政策大幅减少。

主要政策如下：

一是鼓励企业合并重组，如允许股票互换和简化并购程序，促进产业整合。

二是帮助企业调整经营业务。1999年日本制定《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目的是帮助企业调整经营范围，提高经营效率，以应对产能过剩。依据《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推动日本企业制定“事业再构筑计划”，通过选择与集中的方式，拆分公司所属业务部门，剥离生产率低的经营业务，盘活企业经营资源，同时增加企业资本金，做大做强企业核心业务，以提高企业生产率。

三是处理僵尸企业。泡沫破灭后，日本产生了大量僵尸企业，他们在银行的帮助下，即使亏损也不退出市场，形成低效过剩产能。直到2002年，竹中平藏出任金融大臣后，金融监管机构开始要求银行处理不良贷款。代表性事件是2003年5月，要求大和银行强制注销大量不良贷款，注销后该银行被认定为资本不足，并接受注资。不良资产的处理，使得大量僵尸企业实现退出市场，起到了促进产能出清的作用。

为何日本70年代的行政式去产能在90年代难以复现？一是国际批评，70-80年代日本日益参与全球化，与美国贸易摩擦日益剧烈，日本直接干涉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受到较多批评。二是日本国内竞争规则的完善，70年代去产能主要依靠“共同行动”组织萧条卡特尔，但80年代后，萧条卡特尔的做法受到反垄断法的禁止，如1980年东京高等法院判决根据通产省行政指导形成的卡特尔也违法。三是日本国内改革的推进，中曾根康弘（1982-87任首相）、小泉纯一郎（2001–2006）等内阁任期内推进民营化和市场化改革，政府对经济的直接介入明显减少。

相比于70年代，90年代日本去产能的效果明显不够好，经济陷入长期的需求不足，失去三十年后才于近期逐渐走出通缩。

4. 三个产能调整案例的启示

（1）产能失衡存在负反馈循环机制，若不加控制可能持续二三十年。产能失衡容易形成自我强化，如物价下跌→企业利润减少→企业降低劳动成本→居民就业和收入走弱→消费需求下降→物价下跌。因此，依靠市场自发出清的话，可能耗时良久，甚至不乏持续二三十年的案例，如1873-1896年长期萧条、日本失去的三十年。

（2）面对产能失衡，政府干预比不干预要好。1929大萧条后，从胡佛到罗斯福，政策加强了对工农业生产的干预，同时积极刺激需求，较快走出萧条。而日本面临供需失衡，产业政策从“干预”到“不干预”，使得萧条时间大幅拉长。在70年代，企业无法完成过剩设备的处理时，日本政府通过“共同行动”组建萧条卡特尔，帮助企业顺利去产能；90年代后，面临产能失衡，政府减少了“共同行动”等供给端的直接干预，直到泡沫破灭十多年后，即2003年后，僵尸企业才逐渐出清，供需不平衡持续很久。

（3）供需再平衡，需要在控制产能、修复信用、稳定就业等多个环节同步发力，单靠供给政策或是单靠需求政策，可能都是不够的。欧文费雪的“债务通缩理论”将通缩循环分为9个步骤：①债务清算和资产抛售→②银行存款收缩与货币流通速度下降→③价格水平下降→④企业净值下降→⑤破产增加与利润减少→⑥产出下降与失业上升→⑦悲观情绪蔓延→⑧货币窖藏加剧→⑨名义利率下降但实际利率上升进一步抑制需求。从我们的案例来看，1933年罗斯福新政，控制价格下跌、修复信用、稳定就业等多方面采取了有效政策。日本70年代产能过剩，至少也在控制产能、稳定就业、稳定资产价格等方面及时出手；相比之下，日本90年代泡沫破灭后，供给端政策干预不多、需求端政策犹豫反复，导致了失去的三十年。

（4） 困境中蕴含着机会，大规模供需失衡往往也是劳动工资改善和内需回升的契机，治理供需失衡的改革政策，有助于推动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变。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西方国家接连经历了1873-1896长期萧条、1929大萧条，供需失衡频发，扩大需求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这带来了工人权益、劳动工资等状况的改善，加快了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型。

（5）对新兴产业而言，去产能和反垄断可能交替出现，根本上需要规范政府跟市场的关系，规范竞争秩序。新兴产业经历产能去化后，往往会带来市场集中度的提高，可能形成垄断组织，如美欧长期萧条后形成的托拉斯、卡特尔。这种市场结构的变化，可能会重塑政府跟市场的关系。美国在1887年通过了《州际商业法》（Interstate Commerce Act），成立了州际商业委员会（ICC），开始对铁路运费和竞争行为进行监管；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拉开了反垄断的序幕。治理新兴产业的产能过剩，既要推动低价低效企业自动退出市场，营造产能有效出清的市场环境，也要防止形成市场垄断，从根本上来说是要规范竞争秩序，规范地方政府补贴、银行贷款，规范企业公平竞争行为。

5.风险提示

（1）部分历史案例间隔较远，历史的细节可能有所缺失，如1930年之前的案例；（2）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产能失衡时面临的环境并非完全相同，这些不同点我们可能未能完全囊括；（3）在使用国际比较和历史比较的经验时，应注意结合实际情况。

来自报告《跨越百年的产能调整经验：如何从失衡到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