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黎晓
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
截至2024年末，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分别参保10.66和13.26亿人。在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障能够覆盖如此高比例的人群，堪称奇迹。
而当这样一个庞大的系统需要升级迭代、填补制度缝隙时，任何微调都可能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8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和劳动争议典型案例，其中明确提及：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任何形式的“不缴社保”约定均无效。
一时间，“社保新规强制全员社保”引发街谈巷议，也让2亿多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再一次被刷新、置顶。
社保和我
严格来说，《解释二》并非新规，只是针对《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未明确的规则制定了细化标准。
按照法律规定，企业给员工缴纳社保，本就是强制义务，但在实践中，总存在一些模糊空间，“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或者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承诺无需缴纳社会保险费”就属于此类。
当前社保缴费基数的下限一般为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上一年月平均工资的60%，收入低于这一缴费基数的也以此缴纳。以北京为例，2025年的社保缴费基数为6821元，而月最低工资标准为2540元，社保缴费基数约为最低工资的2.7倍。
一个月收入3000元的保安，如果按照6821元的缴费基数来缴纳社保，每个月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支出分别为545.68元、139.42元和34.11元，到手收入2280.79元，而保安公司需要承担的社保费用为1807元，是工资成本的一半还多。
只要签一份协议，用人方就能够减少成本，劳动者也乐得多获得些可支配收入，你情我愿，一拍即合，看似“双赢”。
在现收现付制的养老金模式下，抚养比（职工与离退休人员的比值）正在逐年下降。根据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的测算，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等改革措施后，我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的耗尽时间可由2035年推迟至2044年。
因此，对于否定“自愿放弃社保”协议的合法性，强制企业缴纳社保，网上有一种声音认为，不是我需要社保，而是社保需要我。
“社保需要我”不假，但“约定不缴社保”真的是因为“我不需要社保”吗？
在最高法发布的劳动争议典型案例中，保安朱某入职时就被要求签署一份事先打印好的格式条款，按照条款，双方约定保安公司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而是将相关费用以补助形式直接发放给他。此后，朱某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并要求经济补偿，但并未获得仲裁委员会支持。
正如最高法相关部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所说：实践中更多的情况是用人单位基于成本控制等考虑与劳动者约定、或者让劳动者单方承诺不缴纳社会保险费，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没有选择权。
用人方和劳动者，绝大多数情况是权利不对等、信息不对称的，劳动者很难与雇主方、平台方既定的规则相抗衡。法无禁止即可为，对“约定不缴社保”的默许，相当于给予了强势方侵犯弱势方权益的法外空间。
而且，劳动者越是弱势，劳动力市场越是供大于求，这种情况就会越常见。当劳动者的收入低于社保缴费基数时，用人方也更有意愿不缴纳社保。
换言之，无论“自愿”还是“被自愿”，中低收入人群更有可能与用人方达成“约定不缴社保”的协议。而他们的抗风险能力和储蓄能力更低，更需要社会保障体系的护佑。
“明确用人单位承担支付经济补偿责任，可以倒逼用人单位为劳动者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有效预防纠纷，促推社会治理。”最高法的表态也说明，让处于弱势一方的劳动者在维护自身权益时“有法可依”，本质上是对劳动者权益的保障。
新就业形态的困局与破局
当法律在填补“协议不缴纳社保”的漏洞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庞大人群，长期处于社会保障不足，甚至保障真空的状态。
中华全国总工会公布的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8400万人，约占职工总数的21%，包括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
而根据“我国新业态从业人员就业与社会保障(2022)”课题组调查，新业态从业人员整体社会保险的参保率较低，每人平均参保的社会保险险种只有1.46个。其中，超过60%的即时配送骑手未参保基本养老保险，38%以上未参保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的整体参保占比甚至低至22%，而这一险种对骑手和快递小哥们的重要性早已无需多言。

“我国新业态从业人员就业与社会保障(2022)”课题组调查

非传统劳动关系突破了原有劳动法律框架，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保障的缺失也在呼唤制度层面的变革。
2021年7月，人社部等八部门共同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明确在非传统劳动关系下，企业和劳动者的权利义务。次年7月，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北京、上海等7省份启动，涵盖出行、外卖、即时配送、同城货运等行业的7家平台企业。截至2025年6月，7个试点省份累计参保人数已达1234.57万人。
职业伤害保障作为一种过渡性解决方案，其保障范围有限，不能替代体系完备的社会保障，可平台对用工成本的顾虑和劳动者对当下收入减少的担忧同时制约着社保参保意愿，如何让社保体系平等覆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难题仍旧待解。
突破口出现在外卖行业。
2025年3月1日，京东外卖开始与全职骑手签订劳动合同，缴纳五险一金，包含个人需缴纳部分，并为兼职骑手提供意外险和健康医疗险，成为国内首个为全职骑手缴纳五险一金的平台。

这一标志性事件之后，职工社保渐渐惠及全职外卖骑手，成为平台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转折点。但相当数量的兼职骑手，仍游离于职工社保体系之外。
而全职骑手和兼职骑手也并非泾渭分明。一般来说，兼职骑手通过众包模式接单，按单计酬，不接受站点的排班管理，但在过往的劳动争议案例中，可见到有骑手被要求注册“个体工商户”，再签订《承揽合作协议》，或是与平台合作第三方公司签订“劳务合同”，即便接受着全职骑手的考核和管理，按月结算工资，却无法享受全职员工的社保待遇。
有劳动合同傍身的全职员工尚且存在“协议不缴社保”的灰色地带，更何况灵活用工模式普遍存在的外卖行业，如何让全职骑手应保尽保，关乎骑手长期利益，也关乎平台合规治理；如何避免平台借助众包模式规避劳动关系认定，或要求骑手注册“个体户”、签订兼职协议等以逃避承担社保成本，则需要借助法律的威慑力。
我国有超8400万名新就业形态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已超2亿，外卖骑手作为其中占比最大的人群之一，其权益保障推进的过程有强代表性。只有法律的刚性保障、企业的社会担当、个体的权利意识同频，才能加快推动社保的公平覆盖。
商业道德与经济效益并非对立
关乎十数亿人切身利益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可能有一蹴而就的完美方案，只有因时因地制宜的动态调整。
从2010年到2024年底，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数实现了3倍左右增长，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增长也达到2倍左右。
短短十余年间，法律和政策的制定既要横向兼顾不同人群的利益，也要纵向平衡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既要考虑现实因素，也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当平台经济的爆发式增长带来大量就业机会，新就业形态又突破了原有的劳动关系框架，一个社保体系尚未及梳理的地带出现了。
按照现行法律制度，对于无雇工的个体户、灵活就业人员缴纳社保未做硬性要求。《2024零工经济解读报告》显示，2024年中国灵活就业人数突破2.65亿，新增379.2万，其中平台型零工人数1.75亿。
所谓平台型零工，即依赖互联网平台的从业人员，如：网约车司机、骑手、快递员、到家服务人员等，与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有大量交集。
这些岗位职业门槛低、需求量大，是就业市场的“蓄水池”和社会的“稳定器”，既能吸纳全职劳动力，也能够在职业断档期提供一份兜底收入。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以男性青壮年为主，他们承担着家庭的经济重担，同时润滑着整个社会的运转，创造出令全球艳羡的服务效率，但收入往往处于中低水平。研究显示，灵活就业人员工资中位数是社平工资的44.4%，远不及社保缴费基数下限。
也正因为此，这一群体常常不得不牺牲远期利益，换取更多的现金收入。他们中的部分人在放弃职工社保后，会选择购买城乡居民养老金，但2023年离退休城乡居民养老金月均待遇仅为217元。根据平安证券的测算，城乡居民养老金对于农村消费的替代率为14.4%，还不足以覆盖最基本的食品支出。
商业道德与经济效益并非对立，而是共生关系。合规不是负担，而是加固商业模式的护城河——当行业普遍逃避责任时，率先履行义务的企业反而能赢得政策支持、消费者信任和员工忠诚。
从商业逻辑来看，企业承担骑手五险一金的成本，短期可能压缩利润空间，但长期来看，这种投入恰恰是构建可持续竞争力的关键。
不是所有平台都能在承担骑手五险一金的同时，再负担个人缴纳部分，这是一份“超越合规”的责任。但合规是义务，不在合规与成本间犹疑试探是底线。
奔波在街头的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穿梭在城市公路间的网约车司机，用他们的劳动滋养着一座座城镇，城镇也理应给予他们充足合理的保障。这需要法律的强力支撑和保护，也需要作为社会责任主体的平台和企业有所行动：超越短期成本焦虑，坚定履行社保责任。
而对人的投入，终将以效率提升、风险降低和品牌增值的形式回馈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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