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7日晚间，科创板上市公司硕世生物发布公告称，包括名誉董事长、董事长在内的8位董监高人员，自愿提出降薪，最高降幅达50%。此举在公告中被描绘成管理层“与公司共度时艰、共谋长远发展”的责任与担当。

高管集体降薪之前，硕世生物在2023年、2024年连续两年交出净亏损财报，2025年上半年硕世生物净利润再度骤降86.35%，经营现金流暴跌超100%。在体外诊断（IVD）行业集采和市场竞争的双重压力下，这家昔日的“抗疫明星”正深陷泥潭，产品价格承压、研发投入缩减，困境显而易见。

吊诡的是，在上半年净利润不足400万元的惨淡半年报发布后，硕世生物抛出了一份“豪横”的分红预案，拟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红利2.85亿元。分红金额是净利润的71倍之多。

一边是高管集体降薪“共克时艰”，一边是掏空家底式“巨额分红”。这看似矛盾的操作，不禁让市场生疑：高管们集体降薪，究竟是为了平复投资者众怒，还是另有玄机？

当巨额分红的大部分都将流入作为公司实控人的高管口袋时，这场降薪大戏，更像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左手倒右手”的资本游戏。

从“抗疫神话”到“业绩泥潭”

硕世生物成立于2010年，深耕体外诊断领域，聚焦于传染病防控和妇幼健康两大市场。凭借在H7N9禽流感、埃博拉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快速响应能力，硕世生物在疾控系统市场站稳脚跟，并逐步通过阴道微生态、HPV检测等产品切入临床市场。

2019年12月，硕世生物登陆科创板，彼时恰逢新冠疫情暴发前夜。作为核酸检测概念标的之一，随后三年，硕世生物营收从2019年不足3亿元狂飙至2022年的55.4亿元，股价也从46元/股的发行价冲上400元/股关口，缔造“抗疫神话”。

随着疫情防控政策调整，硕世生物业绩断崖式下滑，其坠落之快，堪比过山车。2023年，硕世生物全年营业收入骤降92.72%至4.03亿元，归母净利润从前一年18.3亿元的盈利，直接转为巨亏3.74亿元，大降120.45%。2024年，硕世生物营收进一步降至3.5亿元，归母净亏损虽有收窄，但仍录得200.2万元的亏损。

2025年来，公司的困境并未好转。半年报显示，硕世生物上半年实现营收1.76亿元，同比微降1.05%，归母净利润仅为399.26万元，相较去年同期的2926万元骤降86.35%。扣非净利润更是录得-2804.79万元，同比暴跌1219.78%。

比利润下滑更危险的，是公司现金流的快速枯竭。2025年上半年，硕世生物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为-203.9万元，同比下降100.77%。公司解释称，这主要是因为上年同期收到了较多疫情防控相关的销售回款。但这背后，也揭示了公司在后疫情时代，常规业务回款能力面临的巨大压力。

硕世生物将业绩下滑归咎于体外诊断行业集采在全国深度落地导致产品价格承压；增值税税率调整导致毛利率下降；以及政府补助减少三大因素。其中，集采冲击最为致命。数据显示，其核心业务“检测试剂”的毛利率已从去年同期的75.16%下降至68.36%，盈利空间被严重挤压。

在行业竞争加剧、利润被压缩的背景下，科技企业通常会选择加大研发构筑“护城河”。但硕世生物却反其道而行之。2025年上半年，硕世生物研发投入4064.06万元，同比减少13.11%；研发人数也从144人降至128人。在逆境中削减研发，无异于釜底抽薪。

“苦情戏”降薪背后的分红盛宴

在公司经营陷入困境之下，硕世生物管理层上演了一出“集体降薪”的“苦情戏”。

最新发布的公告显示，名誉董事长房永生、董事长兼总经理王国强年薪直接下调50%；另有三位副总级别高管下调40%，财务总监及职工监事下调5%-10%不等。公司称此举“充分展现了管理层对公司内在价值的高度认同及对未来成长前景的强烈信心”。

然而，将这份降薪名单与公司往年的高管薪酬一对照，便会发现另一番景象。在公司业绩承压的2023年和2024年，多位高管依然拿着数百万的高薪。2024年，董事长王国强年薪为243.99万元，名誉董事长房永生年薪为206.43万元。回溯2021年和2022年，王国强年薪分别高达1689万元和1550万元，房永生年薪也分别达1190万元和1800万元。

即便以降薪50%计算，两位核心人物调整后的年薪依然超过百万元。相较于公司巨额亏损的现状，这样的降薪幅度，更像是一种姿态，而非实质性的“共度时艰”。

值得关注的是，硕世生物在降薪公告披露前的半年度分红预案。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红利2.85亿元。要知道，公司上半年净利润仅有399.26万元。也就是说，硕世生物计划分掉的钱是同期赚利润的71倍。

对于一家连续两年亏损、现金流紧张、研发投入缩减的企业来说，这种“清仓式”分红，不仅不合逻辑，反倒像一场精心策划的利益输送。那么，这2.85亿元的“大红包”，流向了谁的口袋？

公开资料显示，硕世生物实控人为房永生、王国强和梁锡林三人。截至2025年上半年，房永生、王国强、梁锡林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硕世生物3360.3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08%。相当比例的股份。也就是说，此次巨额分红，有超过1.14亿元流入高管的口袋，这正是刚刚宣布“自愿降薪”的公司核心管理层。

一笔简单的账算下来，这场操作更像是：通过降薪，管理层向市场和中小股东传递了“我们和公司站在一起”的信号，博取同情和理解。但通过分红，他们又将上亿元的公司现金，合法合规地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一退一进之间，损失的只是区区百万级别的年薪，获得的却是十倍、数十倍的分红收益。这无异于一场“左手倒右手”的财富转移。公司现金被大量消耗，未来的发展潜力被透支，而核心股东的个人财富却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障。

硕世生物面对困境，管理层选择集体降薪，本应是提振信心的积极信号。但当这一举动与极不合理的巨额分红相伴相生时，其性质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不再是一个关于“共度时艰”的故事，反倒像是一个关于“公司治理”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