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政委、郭于玮、宋彦辰（鲁政委系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物价，工资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日本陷入了长达20余年的低物价时代；2022年前后，日本摆脱了长期低物价的束缚，再度走向通胀。本文将从叙事经济学的角度，介绍日本“工资-物价”循环两次逆转背后的社会叙事的影响。

90年代之后，两大叙事逐渐成为日本社会的共识：一是为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竞争压力，日本需要降低劳动力成本；二是面对需求不足的局面，维护就业稳定必须承担工资增长停滞作为代价。两大叙事之下，日本工资水平和工资增长预期受到长期压制，同就业情况和劳动生产率脱钩，劳动生产率的进步未能充分转化为工资的增长。

日本工资增长停滞逐步向物价传导，并最终形成了“工资-物价”的负向循环。工资增长的长期停滞导致日本居民部门预期走弱、消费行为对价格更加敏感，需求曲线发生弯折；企业涨价无力，通过降低成本来维持经营，进一步压低工资，形成负向循环，并影响了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由于零利率下限，日央行货币政策提振通胀预期的难度加大，而通胀目标长期无法兑现，进一步强化了低通胀预期的惯性。

直至2022年，供应链中断、乌克兰危机等导致海外大通胀和发达经济体薪资上涨，根深蒂固的预期被新的宏大叙事打破。输入性通胀使得居民生活成本大幅提高，原有工资水平难以为继，涨工资成为新的社会共识。

日本的经验显示，工资（包括工资预期）与物价之间存在重要的互相反馈机制，而社会叙事是塑造收入预期的重要一环。因此，要实现物价合理回升，不仅需要促进劳动报酬合理增长，还需要通过预期引导，提升居民对未来收入增长的信心。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经历了长达20余年的低物价时代，在现代经济史中绝无仅有。经济学亦是社会学，罗伯特·席勒将群体心理学融入到经济学研究当中，提出广为传播的叙事能够改变人的行为，造成一些非理性、传统经济学难以解释的特殊现象，被称之为“叙事经济学”。叙事经济学是人类情绪淋漓尽致的演绎，既有大萧条时期危机叙事造成抛售与挤兑的恐慌，也有自由化叙事下的比特币投机的热浪。与叙事经济学的逻辑一脉相承，2024年日本央行副行长内田真一指出，日本根深蒂固的低物价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现象（Uchida，2024）。本文将从叙事经济学的角度，介绍日本“工资-物价”循环两次逆转背后社会叙事的影响。

一、日本“工资-物价”循环的两次逆转

长期来看，全球绝大多数经济体工资和物价整体携手上涨。1990年至2024年数据显示，主要OECD经济体中，CPI与工资的关系均呈现向上倾斜的直线。然而同期日本物价和工资之间却并未呈现上述关系，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工资和物价均处于长期停滞状态。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日本工资和物价之间亦存在着正向关系，人均工资保持增长的同时，物价水平持续抬升；然而90年代中期之后，工资和物价增长双双陷入长期停滞；直至2022年，工资和收入的正向循环才再度建立。

二、“工资-物价”停滞时期的叙事

90年代中期之后，日本工资增速与其他经济因素脱钩，超出传统经济学解释范畴，与当时社会存在的主流叙事有关。

2.1 工资的脱钩

第一个脱钩，是日本工资增长与就业情况脱钩。2012年安倍经济学推出“三支箭”，显著改善了总需求，日本的劳动力出现紧缺。从企业对劳动力紧缺程度的评价来看，2018年前后劳动力紧缺的程度不亚于疫情后的水平。

传统经济学中，工资作为劳动要素的价格，受到劳动力供需的影响。根据菲利普斯曲线，当社会劳动力不足时，企业不得不提高工资来吸引和留住工人，从而降低失业率、提高整体工资水平；工人收入增加后，消费能力增强，进一步推升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然而，许多学者发现，日本失业率的变化对于工资增速的影响明显减弱，当失业率下降、劳动力需求大于供给时，并未带动工资上涨——即菲利普斯曲线的走平。根据Hirata et al.（2020）测算，2010年之后尽管就业情况明显改善，但并未带来工资和物价的上涨，菲利普斯曲线斜率较此前进一步下降。

第二个脱钩是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脱钩。通常来说，劳动生产率提高，意味着单位劳动投入创造了更多的产出，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也会随之上升。美国的经验显示，真实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共同上涨，同期两者涨幅大致相当。而反观90年代后期以来的日本，尽管劳动生产率整体提升，而真实工资增长远远滞后于劳动生产率，两者逐步脱钩。

2.2 为何发生：两大叙事的形成

为何会出现上述的脱钩呢？将时钟拨回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们发现两大叙事逐渐在日本社会中形成主流共识。

2.2.1 应对全球化压力

第一个叙事是面对全球化的竞争压力，日本需要降低劳动力成本。90年代日本的工资水平已经进入全球前列，面对新兴经济相对廉价的劳动力成本，日本企业普遍认为不涨工资才可以保持国际竞争力。1995年，日本最大的企业代表组织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发布名为《新时代的“日本式经营”》的报告，其中提到“由于日元升值以及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日本产业、技术、就业的空心化担忧正在成为现实……我国的工资已经处于世界前列，每年工资都会上涨的传统定期加薪和基本工资上调的工资决定体系，已经到了需要重新审视的时期。考虑到日本目前和未来的经济和经营环境，像过去那样每年都实现基本工资上调的情况已不再可能。”

日本工会为增强议价能力，往往于春天集体与管理层进行工资协商——即春斗。春斗往往率先在重要行业的大型企业展开，其春斗结果往往具有示范作用，会向其他行业和中小企业传导。春斗主要包括基本工资和奖金两部分，其中基本工资的上涨尤为关键。自1952年春斗诞生以来，实现了基本工资的持续上涨，直到2002年该机制发生了重要转变。2001财年丰田公司综合收入超过1万亿日元，创下日本企业有史以来最高记录；于是在2002年的春斗中，丰田员工工会要求月薪上涨1000日元（上年要求上涨600日元）。尽管取得良好利润，但丰田管理层以应对国际竞争需要为由，拒绝了工会的涨薪要求，当年未提高基本工资（荻野登，2002）。丰田作为具有象征意义的企业，其春斗结果具有示范作用；之后日立、日本电气公司等大型公司纷纷宣布拒绝工会的涨薪要求。2004年年初，日本经团联会长奥田碩在新闻发布会上，就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会计划启动春斗时表示，“春斗已经成为过去式（春闘は死語）”[1]。此后，大型企业工会逐渐不再提出具体的工资要求，开始放弃争取上调基本工资，“不涨薪”逐渐成为企业共识。

2.2.2 维护就业稳定

第二个叙事是，在需求不足的背景下，日本社会逐渐形成了“为了维持就业的稳定，必须承担工资的停滞甚至减少”的共识。海外方面，90年代以来，由于日元的升值以及新兴经济体的竞争，日本出口增速呈现下滑态势。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日本产业纷纷向海外转移，90年代以来日本企业海外生产比率快速提升，产业空心化加剧了国内失业压力。国内方面，日本老龄化程度快速加深，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日益严重。上世纪80年代，日本老龄人口抚养比平均每年上升0.4个百分点，抚养比中枢约为15.1%；进入90年代，抚养比每年增速提高至0.8个百分点，中枢上移至20.8%；之后每10年，老龄人口抚养比中枢提高约10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压制了国内有效需求。

当需求走弱，企业通常的做法是减少生产，并降低员工数量。然而日本由于长期实行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工资制，社会形成了需要保持就业稳定的公共预期。私人部门方面，为了就业稳定，员工工会主动放弃争取涨薪；政府部门方面，政府通过发放补贴、扩大公共投资等方式维持就业。Noda & Hirano（2024）研究发现，相比没有工会的企业，有工会的企业更不容易发生裁员。事实上，当需求走弱、经济陷入衰退时，许多工会主动接受了工资冻结或象征性的小幅加薪，以避免大规模裁员。从失业率数据来看，日本的失业率整体低于其他发达经济体，其代价则是工资增长的停滞。

三、自我实现的预言

工资增长停滞向物价传导，最终将日本拖入长达20余年的低物价时期，形成“工资-物价”的负向循环。

3.1 弯折的需求曲线

由于工资增长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日本居民部门对未来预期走弱，减少开支优先储蓄和偿还债务，消费行为变得更加节俭，对于价格十分敏感。在此背景下，当有企业提高销售价格，消费者会迅速寻求低价替代品，需求的价格弹性明显扩大。Watanabe等学者于2022年对多个国家的20000名消费者发放调查问卷，被问及“出现10%的价格上涨时你会怎么做”，美国消费者中仍有相当比例选择维持消费数量，而日本消费者普遍选择减少购买量甚至停止购买。日本的需求曲线出现弯折，当价格上涨时需求变动不再平滑，少量的价格上涨将引发需求大幅下跌。被压低的工资，也压制了居民的风险偏好和消费需求，最终导致价格下跌。

3.2 劳动生产率的停滞

格林斯潘曾指出，低物价时期最大问题是企业定价权的弱化。由于居民部门的价格弹性提高，企业为维系客户不敢涨价，无法通过涨价来应对成本上升，只得通过各种方法降低成本来维持经营。日本央行对企业的调查问卷显示，因担心价格竞争，日本企业普遍感到涨价困难，纷纷选择降低盈利空间和压缩成本。

为降低成本，一方面企业控制人力成本，导致人力资本的积累不足。一是，日本企业显著增加非正式员工的使用，正式员工的比例逐步下降；二是，企业缩减了职业培训的支出，减少了对于人力资本的投入。研究发现，日本企业部门和公共部门提供的职业培训支出占GDP的比重均低于其他发达经济体（Fukunaga et al.，2023）。90年代以来，日本劳动要素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持续下降，显著低于同期欧美发达经济体；日本劳动收入份额，即支付给劳动者的薪酬占总国民收入的比重也出现下降。

另一方面，企业也减少了固定资产投资和创新研发领域的支出。设备更新和技术进步的放缓，导致日本劳动生产率逐渐落后于欧美水平，进一步限制了工资的上涨。

3.3 通胀预期的惯性

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认为，通胀预期应被有效锚定（Anchored）——即使物价读数短期内偏离央行设定的目标时，私人部门对于未来的物价预期仍相对锚定。然而，长期处于低物价环境，尤其当央行的通胀目标持续无法兑现时，私人部门的通胀预期会越发具有惯性，央行引导的难度加大。

根据Nishino et al.（2016）的调查，日本的通胀预期更加具有惯性（Adaptive）。根据他们2000年至2016年的研究，未来一年通胀预期中可归因于过往通胀率的变动，美国该比例约为0.13；英国约为0.09；欧元区约为0.31；相比之下，日本该比例高达0.69。表明过往通胀率对日本的通胀预期有着更强烈的影响。

而且相比“工资-物价”的正向循环，负向循环对于货币政策来说更加棘手。当居民部门通胀预期较高、要求工资上涨，由此驱动物价上行时，此时央行可以通过提高政策利率的方式来压制通胀预期。然而当“工资-物价”陷入负向循环时，受限于利率的零的下限，央行通过降低政策利率来提振通胀预期的政策空间十分有限。这也就是日本央行遇到的困境，日央行自1999年2月开始实施零利率政策，后续又推出量化宽松在内的一系列非常规货币政策，均未能有效提振日本通胀预期。

四、跃入“工资-物价”的正向循环

日本“工资-物价”负向循环持续了20余年之久，直到2022年前后出现了一系列更加宏大和紧迫的叙事，逐步将上述负向循环打破。

2022年初经济活动逐步恢复，然而全球供应链仍因疫情影响中断；同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对全球能源、粮食供应产生巨大扰动。在多重因素扰动下，全球通胀快速上行，全球CPI同比从2021年的3.5%大幅跳升至2022年的7.9%。日本地狭人广、资源匮乏，对于进口的依赖程度很高，海外输入性通胀大幅提高了日本居民生活成本和企业生产成本。

剧烈的输入性通胀使得原有价格平衡被打破。在90年代后的低物价时期，尽管居民工资增长停滞，但由于企业部门不敢涨价，使得居民生活成本整体保持基本不变，该循环得以为继。然而面对进口价格的暴涨，居民生活成本显著上升，工资水平难以覆盖生活成本。同时，欧美发达经济体为应对通胀压力和劳动力短缺，纷纷提高工资；全球工资上涨的背景下，日本劳动者逐渐意识到国内外的工资差距正在逐渐拉大[2]。在全球通胀与工资上涨的新叙事下，日本居民涨工资的诉求显著增强。

根据2022年末至2023年初日本内阁府的年度社会意识民调（世論調査），日本民众对当前社会状况不满者比例上升至近五成；被问及社会哪些领域的状况恶化时，70.5%的人认为是物价，占比最高，是去年这一数字的近两倍。依据日本共同社，这是自1998年开始调查这一问题以来，物价首次成为“第一选项”，往年通常选择国家财政领域或经济形势的人占比最高[3]。

2023 年6月岸田政府首次提出“2030 年前后全国平均最低时薪达到 1500 日元”的量化目标；按 2025 年 1118 日元计，未来 5 年需年均增长约 6.1%，高于过去十年 3% 左右的均值。虽然历届政府都表示希望提高最低工资，但从未设定过如此具体的量化和时间目标。

2023年春斗中，丰田汽车全面接受了工会提出的涨薪要求，是1999年以来最大幅度的加薪；2024年丰田再次同意了比上一年更大的加薪幅度，再度创下新的记录。涨薪不仅创下了丰田的记录，也对日本其他大型企业产生了示范效应，成为日本摆脱低工资-低物价循环的重要标志。

日本的经验显示，工资（包括工资预期）与物价之间存在重要的互相反馈机制，而社会叙事是塑造收入预期的重要一环。因此，要实现物价合理回升，不仅需要促进劳动报酬合理增长，还需要通过预期引导，提升居民对未来收入增长的信心。

参考文献

1. Ueda K., Wages and Price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Speech at the Meeting of Councillors of Keidanren in Tokyo, Bank of Japan, 2023.

2. Noguchi A., Economic Activities, Prices, and Monetary Policy in Japan, Speech at a Meeting with Local Leaders in Miyazaki, Bank of Japan, 2025.

3. Ueda K., Japan’s Economy and Monetary Policy, Speech at a Meeting with Business Leaders in Osaka, Bank of Japan, 2024.

4. Uchida S., Price Dynamics in Japan over the Past 25 Years, Keynote Speech at the 2024 BOJ-IMES Conference Hosted by the Institute for Monetary and Economic Studies, Bank of Japan, 2024.

5. Imai S. & Watanabe T., Product Downsizing and Hidden Price Increases: Evidence from Japan’s Deflationary Period, 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 2013.

6. Nagamatsu S. & Ono A., Job Creation after Catastrophic Events: Lessons from the Emergency Job Creation Program after the 2011 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 Japan Labor Review, 2017.

7. Ito M. & Yugami K., The Transition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Regional Employment Policies in Japan, Local Governance for Promoting Employment, 2005.

8. Noda T. & Hirano D., The Effect of Enterprise Unions on Employment Adjustment Speed in Japanese Firms,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2024.

9. Hirata et al., Flattening of the Wage Philips Curve and Downward Nominal Wage Rigidity: the Japanese Experience in the 2010s, Bank of Japan Working Paper Series, 2020.

10. Kuribayashi S., Prolonged Deflation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he Labor Market in Japan,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y of Northeast Asia, 2014.

11. Watanabe T., Japan’s Chronic Deflation: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Center on Japanese Economy and Business Working Paper Series, 2025.

12. 荻野登, 春闘を中心とした賃金交渉の経緯 転換点にあたって労使はどう動いたのか, 労働政策研究・研修機構, 2002.

13. 危機の克服と持続的回復への展望, 年次経済財政報告,内閣府，2023.

14. 日本経済団体連合会, 新時代の「日本的経営」，1995.

注：

[1] 资料朝日新闻，「春闘は死語」経団連・奥田会長が連合にチクリ，2004/01/13[2025/09/05]，http://www.asahi.com/special/shuntou/TKY200401130295.html

[2]资料网易新闻，丰田同意25年来最大幅度的涨薪，2024/03/15[2025/09/05]，https://m.163.com/dy/article/ITB2FAR905278GV4.html

[3]资料新华网，日本社会哪些领域状况恶化？调查对象首选物价，2023/03/19[2025/09/05]，https://www.news.cn/world/2023-03/19/c_121173932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