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闻杨振宁先生去世的消息，我感到非常意外和悲痛。不到半年前我去探望他时，保姆说他状态还不错，睡得很平稳。”

10月18日，79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和生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视频采访时，说到这里仰头看着天花板，似在思考，又似在追忆。当日，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103岁。

1970年，陈和生毕业于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于1984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物理学博士学位。他长期从事粒子物理实验研究，曾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高能所”）所长。他提出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发展的科学目标和设计方案，并领导了工程建设。他还主持了国家“十二五”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中国散裂中子源的建设。这两个大科学装置都与杨振宁有很深的渊源。

“我想，杨先生对世界物理学的贡献、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推动、对中国人才培养的付出，会永远载入史册。”停顿许久后，陈和生接着说道。

2004年2月27日，陈和生（右一）陪同杨振宁（左一）参观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直线隧道

“他一直都充满活力、思维敏捷”

《中国新闻周刊》：你与杨振宁的交往集中于哪些领域？最常讨论的是什么话题？

陈和生：我最早听闻杨振宁先生的大名是在1957年，当时他与李政道先生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那时我还是个小学生，懵懂地知道他们是科学巨匠。1964年我入读北京大学，1978年考入高能所读研究生，师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先生。那个时候，杨、李二人作为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对中国青年有很大的激励作用。

之后，丁肇中先生挑选我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那时杨振宁先生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我没有听过他的课或学术报告。我与他的直接交往，是从1998年左右开始的。当时我出任高能所所长，与杨振宁先生经常有工作往来，常聆听他的指导。他有时也会给我打电话。每年圣诞、春节我向他发送问候，他都会马上回复。

担任高能所所长期间，我们讨论最多的是中国大科学装置。当时，杨振宁先生正积极推动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在中国的发展，他与我讨论了利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直线加速器来做这项研究的可能性。我多次到杨先生主持建立的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当时叫高等研究中心）向他请教，也邀请他到高能所考察，并为高能所的同步辐射中心揭牌。当时，我还帮杨先生起草了致国务院领导的信函，内容是发展国内硬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的建议，并陪同他见了当时主管科技的国务委员陈至立。

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成立时，我参加了揭幕典礼，向杨先生表示了祝贺。他希望我们所与高等研究中心有更密切的合作，当时邀请了很多世界知名的物理学家，包括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到场交流、做报告。

杨先生对建立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的同步辐射装置关怀有加，给予了大量支持。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还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时，就邀请了许多国内知名物理学家，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佳洱先生前往访问，也请了高能所从事同步辐射的科研人员到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的同步辐射加速器中心工作，促进了人才交流。

2011年卸任高能所所长后，我去往东莞主持散裂中子源的建设。杨先生与东莞关系深厚，是东莞理工学院的荣誉校长。我们在该校及东莞的一些活动场合也常见面。他建议东莞理工学院积极参与中国散裂中子源的建设，利用该装置开展科学研究。散裂中子源建设初期，他对人才引进提供了经费支持，同时高度评价散裂中子源对满足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和基础科研的贡献。他一直都非常关心这些国之重器的发展。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的印象中，工作中的杨振宁是一个怎样的人？

陈和生：东莞理工学院有一尊杨先生与陈省身先生的铜像，2012年，我参加了铜像的落成典礼。典礼上，杨先生特别强调了散裂中子源的重要研究地位，并表示散裂中子源落成时他一定要来参加落成典礼。

散裂中子源的主要设施位于地下十多米，建设初期经费紧张，关键位置没有安装电梯，所以不便邀请杨先生前来。直到2019年2月，在地方政府资助下，我们才在直线加速器隧道修了电梯。于是，2月19日，我们邀请了杨先生参观散裂中子源。那时他身体不错，基本是自己拄着拐杖走，非常有兴趣地听取我们的汇报，参观了散裂中子源的全部主要设施。

之后，他提出想去位于东莞松山湖的华为欧洲小镇。在那里，他兴致勃勃地完成了游览。在我的印象里，杨先生一直都是这样充满活力、头脑清楚、思维敏捷。他对过去事情的记忆非常清晰，说话几乎没有口误，也不似有些上年纪的人会不断复述同一件事。

2019年2月19日，陈和生（左一）陪同杨振宁（右一）在东莞参观中国散裂中子源直线隧道

“非常重视人才培养”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杨振宁为物理学做出的最大贡献是什么？

陈和生：杨先生是20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做出了两个能够载入教科书的历史性、里程碑式的贡献：一是杨-米尔斯理论，另一个是与李政道先生共同提出的宇称不守恒定律。直到现在，它们仍构建了物理学的基本框架。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开始建设之前，中国与欧美等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差距仍是巨大的。改革开放之后，随着邓小平访美、中美签订高能物理合作协议，中国的高能物理学发展提速，同步辐射、散裂中子源、自由电子激光等学科交叉装置，为交叉学科领域提供了最先进的研究手段。杨先生从多学科交叉平台对国家和科学的重要性出发，推动了高能物理学的发展。

我曾多次到杨先生位于清华大学的家中向他请教相关问题。他对中国科学技术的进展非常关心。事实上，杨先生本人对中国建设平台型大科学装置是十分支持的。

《中国新闻周刊》：杨振宁归国后对国内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多有重视，他在这方面做出了哪些努力？

陈和生：杨先生非常重视人才培养。从1971年开始，他多次回国访问，克服了很多阻力，不断打通国内外人才交流的渠道。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为了培养同步辐射人才，介绍和推荐一批中国顶级科学家赴外学习。他后来在清华大学建立高等研究中心，目的也是吸引国际顶尖人才来国内交流。清华大学的姚期智先生就是他引进回国的顶尖人才之一。

此外，为了推动香港城市大学在东莞建立分校，我曾应香港城市大学校长的请求，请杨先生出面协调。他的出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去年9月，香港城市大学东莞校区正式开始招生。这也是他重视人才培养的一个侧写。

《中国新闻周刊》：近年来你与杨振宁的会面多吗？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陈和生：2022年清华大学为杨先生举办的百岁寿辰活动上，我最后一次听他在公开场合讲话。我是那次活动的建议者之一。近几年尤其是疫情后，他身体状况欠佳，我没有过多去打扰他。

我最后一次见到杨先生是今年4月下旬，那时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做体检，与他的病房在同一栋楼。4月24日晚上，我去病房探望他，发现他很安详地睡着。保姆告诉我，杨先生的身体状况还算稳定。那便是我与他的最后一面。

去年11月24日，我参加了在苏州华侨公墓举行的李政道先生骨灰下葬仪式。短短一年多，两位伟大的物理学家相继离世，我感到非常痛心。他们的贡献将永远铭刻在世界物理学史上，也将铭记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上。

记者：周游

实习生：刘孜妍

编辑：杜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