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先志

阿卡最近经历了一件租房纠纷，想好好吐槽一下。

家里有一套长期空置的房子。考虑到租房市场鱼龙混杂，也因为之前踩过坑，去年我以略低于市场价的租金把房子委托给链家全权打理。

起初一切顺利，房子很快租出，打款等流程也都规范。直到十一假期的一天晚十一点半，我接到警方电话，让立刻去出租屋查看。

详细了解后才知道，房子已经漏水三四个小时无人处理，水顺着楼板流到了楼下住户家里，对方因此报了警。

到现场沟通后才弄清，楼下业主一开始给链家的经纪人打电话，对方不是不接就是推脱，迟迟不愿到场。

最终还是我以解约相逼，才把经纪人叫到了现场。

当天先把问题暂时处理好后，双方约定观察一段时间再决定赔偿责任。

按理说，这次漏水的责任应由承租人和链家共同承担。但此后，楼下业主多次联系，希望有人来评估并定期查看天花板受潮情况。

作为托管方和承租方代表的链家，本应积极跟进，却总以在开会路太远为由推脱，经纪人极不愿上门，导致楼下业主极为不满。

我本人因为距离原因也难以及时到场。但把房子交给链家托管后，房屋日常安全与沟通协调的责任，理应由链家承担。结果是我还得频繁催促他们与楼下住户沟通、持续观察损害情况。

处理这种常见的物业纠纷，对链家这样的头部平台来说本该游刃有余。可现实却是敷衍拖延、被动应付，甚至连应付都不愿意。

这让我开始反思：我选择链家的初衷是什么？它真配得上全国最大的房屋出租与二手房交易平台这块招牌吗？

巧的是，最近阿卡又看到一则关于贝壳港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报道，心里多少算是释然了些经纪人确实不好干啊。

公开信息显示，贝壳 CEO彭永东与联合创始人单一刚合计薪酬接近80亿元人民币，拿走了公司全年将近20%的利润。

这个比例让同在榜单上的东哥都要汗颜，让榜首的李想也要落泪。东哥作为创始人打仗多年，多拿点尚可理解；李想卖车卖得好，行业也在上行，薪酬高一些也不难理解。但贝壳在基本盘承压的情况下，管理层薪资却依然高得惊人。

高管薪资畸高，代价是什么？薪酬结构失衡就是最直观的后果。

根据财报与媒体报道：20212022年贝壳连续亏损期间，CEO彭永东年薪从847万元飙升至7.13亿元；2023年公司转盈，高管薪酬占比高达29.6%，远超国际同行3%5%的合理区间。2024年这一趋势虽略有回落，但在净利润同比下降30%的背景下，高管兑现仍像在持续掏空本就不多的利润，某种意义上仍是变相涨薪。

与此同时，连接用户与平台的一线经纪人却过得十分拮据。多家媒体证实贝壳推行借薪制，经纪人无底薪，开单后还要从提成中扣回此前领取的保障薪。

以一套200万元的二手房为例，经纪人到手佣金约3万元。但一年能卖出几套？摊到每个月，不少人的底薪甚至不足3000元。

高管与基层薪酬的巨大裂谷，令人惊讶。按每月3000元测算，贝壳CEO的薪酬是基层人员的近十万倍。放在任何行业都是惊人的差距，更何况地产行业本就处在调整期。

当头重脚轻成为常态，公司就像一个摇摇欲坠的倒三角。经纪人看着自己的回报与付出不匹配，负面情绪自然积累，各个平台上的吐槽此起彼伏。

更糟糕的是，这样的收入结构会把一线服务推向动作变形。

一方面，为了尽快成单，平台标榜的真房源容易在执行层面打折扣。

另一方面，长期的低薪与压力，削弱了经纪人的服务意愿与耐心，客户体验下滑。我这次漏水事件，就是真实的样本之一。

数据同样说明问题：2025年上半年，贝壳总交易额（GTV）同比增长18.5%，净收入增长24.1%，但净利润却同比下降7.2%至21.6亿元。

为业绩埋单的并不是高管，而是拿分成的一线经纪人与投资者毕竟贝壳自己说过，高管收入的大部分来自期权兑现。

也许是为了回应外界质疑，今年4月17日，董事会主席、CEO及控股股东彭永东宣布拟捐出900万股A类普通股。按当日收盘价51.95港元/股计算，捐赠金额约4.68亿港元（折合人民币约4.40亿元），相当于倒贴近4000万元再捐一年薪酬。

总体来看，贝壳正以一种病态的盈利方式前行。凭借ACN模式形成的市场优势，不断提高抽佣比例：二手房交易抽佣约3%，新房渠道佣金率高达4%10%。

消费者则频繁遭遇捆绑收费、信息泄露等问题。配合高覆盖率与经纪人形成的区域信息垄断，这套机制几乎把公司推向翻车的边缘。

当车将要倾覆，车里的人会怎么办？当然是尽快拿好细软跳车自保。

这一幕，像极了贝壳高管们在公司内不断套现离场的慌乱模样。

也不知道前董事长左晖若见此景，会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