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香港铜锣湾时代广场周边,不时能遇见佩戴着工牌、操着一口普通话的互联网大厂“打工人”——阿里、美团、小红书等内地互联网企业扎堆聚集于此,让如今的铜锣湾悄然换上了新气质,科技氛围愈发浓厚,“含科量”直接拉满。
近两年来,互联网巨头们纷纷将目光聚焦香港:有的刚迈出落子布局的第一步,有的早已深耕多时,正加大力度开疆拓土,还有的正着手谋划到此开辟新战场。眼下,随着内地科技巨头们前赴后继地加码布局,香港朝着既定的科创蓝图又扎实地迈进了一步。
内地大厂扎堆香港核心商圈
日前,记者来到小红书位于香港铜锣湾时代广场的海外总部RED city,该办公室整体面积约有五六百平方米,整体采取开放式设计,尽显互联网企业的活跃气氛。记者与现场工作人员交流了解到,目前小红书香港办公室的核心业务聚焦海外商务拓展与运营,团队正处于扩充阶段,不过具体人员招聘与补给由总部统一统筹。
据悉,小红书于今年6月正式宣布在港开设办公室,这是小红书首次在中国内地以外设立办公室。小红书商业跨境业务总经理千月表示:“香港对我们而言不仅是重要市场,更是一个关键桥梁。跨境业务团队将发挥双向链接作用:一方面协助境外品牌对接中国内地消费者,同时支持中国内地品牌拓展至境外市场。我们的香港团队不仅服务本地的用户,部分职位更支援亚洲区及其他境外市场的业务发展。”
无独有偶,就在小红书香港公司楼下,坐落着内地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据阿里内部员工透露,香港公司聚合了旗下多个核心业务团队,国际站、支付宝(Alipay)、蚂蚁银行(Ant Bank)等业务均在此设有分支。更引人关注的是,近期阿里与蚂蚁集团联合宣布,斥资66亿元人民币收购铜锣湾港岛一号中心共13层商业写字楼,从长期“租客”一跃成为“业主”,足见其对香港市场的长期布局决心。
记者了解到,另一家巨头字节跳动也曾在此租用了3000平方尺的办公空间,与阿里、小红书在同一栋楼,但这两年搬迁至不远处的中环IFC。在与时代广场相隔不远的利园一期,美团、小米、京东等内地互联网科技大厂同样在此落子布局。除了内地科网企业,苹果亚洲办事处、谷歌香港办事处也选址于这一区域。沿着“铜锣湾—湾仔—中环”这短短三站地铁线路,香港正悄然崛起一条“内地大厂一条街”,俨然成为初具雏形的香港“新硅谷”。
内地大厂加速布局香港的背后,是香港科创生态的日渐成熟。早在2022年,香港特区政府便发布《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首次推出清晰系统的创科产业政策,明确将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与机械人、先进制造与新能源科技三大领域列为战略型产业,集中资源重点突破。与此同时,特区政府还推出一系列资金支持计划,从政策层面为本地创科生态的发展注入动力。
同时,香港具备高度开放的资本市场、成熟的法治体系、全球化的人才与资源网络等优势,这些优势对意图“走出去”、布局国际化的企业产生了强大吸引力。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文雅靖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对于大型内地科技企业而言,香港不再仅仅是一个办事处、扩展处,而是一个能够提供资金、国际通道、科技孵化、法务服务、跨境运营等多维资源支撑的枢纽。这也是大厂们“扎堆”赴港发展以及阿里调整在港布局的深层次原因。
加速“招兵买马” 普通话能力成“加分项”
随着内地大厂在港布局的深化,今年以来,各大企业在港“招兵买马”的节奏明显加快,吸引了不少内地科技人才将目光投向香港。马跃(化名)是一名来自武汉的求职者,他在今年通过了香港高端人才计划获得赴港发展的机会,原本在武汉从事产品运营的他,如今也想在港找一份对口的工作,“我是真的想在香港发展,近半年有留意到大厂在招人,投了一些简历也见了一些人,但还没找到合适的。”马跃表示。
记者留意到,虽然小红书刚到港没多久,但很快就启动了2025年的校招,开设了包括商业化跨境业务MT、公关、法务、平台专家等岗位招聘。此外,字节跳动也持续扩大在港业务规模,提供财务、营销/运营、软件开发、计算机科学、计算机工程等岗位。
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往香港本地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招聘不同,在这些互联网大厂的招聘中,较多强调英语与普通话能力,其中普通话能力是加分项,突出跨文化交流能力。这一细节一定程度上表明,内地互联网大厂在香港的战略定位,核心是依托香港的“桥梁”优势实现“内联外通”——既要服务好内地市场,又要借此扩大海外业务布局。
更具突破性的是,记者从香港保险业监管局网站了解到,京东旗下公司Jingda HK Trading Co., Limited已于近日获批保险经纪牌照,可经营的业务为一般及长期业务(包括相连长期保险)。同时,该公司已于近期更名为京东保险顾问(香港)有限公司。这意味着,京东将入局香港保险业。
在相关招聘平台上,可以看到京东在以“京东”“京东保险”“京东科技”等名义,招聘保险相关岗位,包括合规负责人(香港)、保险TR、保险顾问IS、运营总监、保险出单员、保险营销推动岗、香港IS等职位,业务拓展动作十分迅速。
对于内地大厂在港招聘带来的影响,文雅靖认为,过去,由于香港创科产业发展不足,创科人才难以找到对口专业。随着内地互联网科技大厂到香港启动人才招聘,对香港本地创科人才而言,释放了一大批专业对口工作岗位,构筑高校与市场人才流动通道。
助力香港打通高校与产业“最后一公里”
事实上,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京东等内地大厂在香港的发展并非始于近年,但为何如今会呈现“加大力度布局”的态势?尤其是阿里巴巴斥巨资收购写字楼的举动,更在一定程度上释放出其对香港市场及独特区位优势的长期看好。
自李家超担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以来,香港从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型的决心愈发坚定,步伐也明显加快。发展科技创新、强化“超级联系人”作用,已成为近年来香港重要且迫切的任务。数据足以印证转型成效:近期,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透露,2023年以来,特区政府已成功扶持近500家具潜力或引领性的创科企业在港落户或扩大业务。这些企业的进驻,不仅为香港带来了资金、技术与人才,更加速了本地创科生态圈的壮大,为香港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注入了关键动力。
“发展科技产业,人才先行”这一共识在香港的科创布局中尤为凸显。当前,香港正积极规划北部都会区大学教育城,且明确教育城将以“产业导向”为核心定位。文雅靖指出:“内地大厂在香港的发展,将为大学教育城建设提供重要支撑。它们可以将内地‘以产促教、以教强产’的成熟发展模式,在香港进一步验证并优化,打造出适配香港特色的大学城模式。”更重要的是,内地大厂的进入,有效打通了香港高校与产业之间的“最后一公里”,让高校的科研成果能够更快地实现落地、转化与应用,这一趋势与香港北部都会区大学教育城的规划理念高度契合。就在近期,华为云香港与香港理工大学宣布,双方就科研协同、技术转化、初创项目孵化及全球创科生态共建等方面深度合作,携手加速香港理工大学优秀科研成果产业化发展及出海启航。
事实上,除了互联网大厂,今年以来,像科大讯飞、宁德时代等科技巨头,以及一众人工智能领域的独角兽企业都已在港落户,“越来越多的内地科技公司在港开设国际总部,以及选择在香港上市,有利于把内地技术与香港资本打通,以香港为跳板加快争夺全球市场。”文雅靖分析,香港拥有高度开放和成熟的国际金融体系,又有完善的监管与融资机制,对深圳及其他内地科技企业而言,选择在香港设立总部或上市,不仅能降低融资成本,更能吸引长期机构投资者参与,有助于分散风险、缓冲外部关税及订单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
此外,这种布局也让内地与香港的创新生态实现更深层次融合。香港在基础科研、国际合作、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内地在工程转化、产业化落地、供应链体系上具备强劲能力。通过在香港布局研发、注册知识产权或进行成果孵化,可以实现“0到1”的基础创新与“1到100”产业扩展的高效衔接,从而推动跨境科技成果转化与大湾区科技一体化。
记者观察:破解人才困局,方能激活香港科创动能
卓泳
科技产业的竞争本质是人才的竞争,香港深知这一共识,在大力发展科创的同时推出一系列的人才引进政策,然而,据记者观察,从目前情况来看,这一共识在香港仍存在一些现实的挑战。
众所周知,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服务业占GDP比重超90%,金融、地产等传统产业根深蒂固,长期主导资源配置与人才流向。而科创产业仍处于爬坡阶段,产业基础相对薄弱,这直接映射在科技人才的待遇和工作体验中。一位在香港互联网行业深耕多年的从业者对记者坦言:“香港互联网行业的薪酬水平,与金融行业仍有不小差距,且配套福利相对有限,整体待遇并未达到预期。再叠加香港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普通科技人才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其实并没有明显优势。”
这个矛盾,本质上是产业转型滞后于人才需求的必然结果。长期以来,香港依托金融地产行业实现繁荣,导致科创领域出现了断层,这体现在:一是资本流向,目前香港各类资金更倾向于涌入短期见效的金融产品,或是投向发展成熟、风险较低的项目,对需要长期培育、回报周期较长的早期科创项目,关注度与投入度仍显不足。尽管香港特区政府已意识到这一问题,近年陆续推出科创基金、耐心资本等支持举措,初步引导部分资金流向早期科创企业,但从社会资金层面来看,对早期科创项目的偏好与投入意愿,仍有极大提升空间。
二是产学研的转化,香港八大高校虽跻身QS世界百强,基础研究经费也很高,但科研成果的转化率却很低,大量专利“沉睡”,仍未形成带动人才需求的产业集群。也正因为这两大问题,即便通过“高才计划”“优才计划”等政策吸引来港的科技人才,也常因难以找到薪酬待遇、发展空间相匹配的工作,最终选择离开,导致香港“引才易、留才难”。
当然,我们也需客观看待:香港科创产业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要构建起“研发—制造—应用”的完整产业链条,绝非一蹴而就。而破解当前人才困局的核心,在于打破传统产业挤压科创空间的路径依赖,通过政策杠杆与区域协同,建立与香港城市定位匹配的科创生态。
具体而言,一方面,要抓住当下已有不少内地大企业、大厂落户香港的契机,扩大与这些企业的联合开发,将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产能,通过科技企业的规模效应提升盈利空间,从而增强科技企业的薪资支付能力;另一方面,继续推动香港高校与企业共建联合研发中心,将成果转化率进一步提升,让科技人才在本地实现价值变现。
最后,要完善“人才保障”政策,缓解生活压力。针对香港生活成本高企的现实问题,政府可考虑推出面向科创人才的专项保障计划,对冲高生活成本带来的压力,平衡薪资与支出的落差,让人才“留得下、住得安”。
事实上,香港科创人才的薪资困局,本质是城市发展转型期的阵痛。但香港拥有的科研底蕴、金融活力与大湾区区位优势,仍是其破局的底气。破解之道在于构建一套产业留人的生态体系,当本地的科创产业形成自我循环的增长,人才的各方面待遇和生活成本能实现动态平衡,香港就能摆脱“金融独大”的路径依赖,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责编:万健祎
校对:李凌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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