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马逊于不久前宣布，计划裁减约1.4万名公司职员，占其公司职员总数的4%。

亚马逊首席执行官安迪·贾西称裁员主因是重塑企业文化及应对AI技术变革，而非财务压力或直接AI替代；

亚马逊人力体验与技术高级副总裁贝丝·加莱蒂在致员工信中表示，这是（裁员）必要的，因为“世界正在快速变化”。

这一事件揭示了一个更深刻的趋势：AI对就业的冲击，远不只是岗位替代，更是一场涉及组织架构、工作流程与核心文化的系统性重塑。

当“适应AI”成为比“利润下滑”更具说服力的裁员理由时，一种普遍的焦虑感也随之蔓延——是否有人能在这场关于AI的变革中幸免？

在这片普遍性的忧虑中，中国的情况尤为特殊且复杂：我们拥有世界最大的劳动力规模，身处AI发展的第一梯队，却同时面临着未富先老的人口结构、尚未完成的城镇化，以及深刻的产业转型升级压力。

中国综合技术实力位居世界第二

哈佛大学《2025全球关键和新兴技术指数》 (涵盖AI、半导体、生物技术、太空、量子技术五大领域)

著名经济学家蔡昉在其新著《中国就业新趋势：人工智能如何重塑劳动力市场》中指出：

鉴于人工智能革命的性质，其造成的就业冲击和就业破坏的程度将史无前例，因此我们说情况变了，“这次真的不一样”。

AI作为一种“通用目的技术”，其就业影响兼具“创造”与“破坏”双重效应，但两者在节奏和数量上并不对称——岗位破坏往往先于并大于岗位创造。书中特别聚焦于中国的独特国情，揭示了在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力市场出现“一老一小”结构性矛盾的背景下，AI的渗透如何进一步加剧技能错配与收入不平等。

全书的核心思路清晰而有力：

1.直面挑战，剖析“人工智能+”产业如何颠覆就业市场，并点明传统经济学范式在解释新现象时的局限。

2.重新定义未来，探讨在AI时代，何谓“高质量就业”，并明确指出，不能假设其可以自动产生所谓的“涓流效应”解决分配问题。

3.提出中国方案，系统性地提出了培育“新人力资本”、加强社会保护、利用AI自身能力应对其冲击，以及通过制度安排确保生产率成果被广泛分享等一系列前瞻性的政策建议。

“这次真的不一样”在哪儿？

历史上每项通用目的技术的诞生都具有颠覆性，或早或迟引起产业革命。人工智能赋能，特别是智能和生命系统革命，不仅注定引发全方位的产业革命，而且只会更早，不会太迟。

AI革命具备根本性的不同，其冲击的深度、广度和速度是史无前例的。它与蒸汽机、电力、互联网一样，属于能重塑所有产业的“通用目的技术”。但AI的独特之处在于，它首次将变革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智能”本身——人类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最后堡垒。从体力到脑力，从规则性任务到创造性工作，AI的替代范围是“无远弗届”的。

历史经验表明，新技术破坏旧岗位和创造新岗位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但AI时代，这一时间差可能被急剧拉大，甚至永久化。因为新创造的岗位所需的人力资本，与被替代岗位所拥有的技能之间，存在着“万里之遥”。

蔡昉在书中将AI造成的就业冲击的性质和程度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人工智能赋能的自动化既创造就业也破坏就业，破坏的是人力资本要求较低的岗位，创造的是人力资本要求更高的岗位，所以人力资本培养的速度制约着新创岗位的数量。

例如，一个被AI替代的卡车司机，几乎不可能通过短期培训成为一名AI工程师。这种技能鸿沟使得就业结构调整的痛苦期更长、更剧烈。

第二个阶段，人工智能模型具有了与人同等甚至更高级的智力，并通过人工智能代理、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形式，越来越倾向于替代所有人类岗位。

图片由AI辅助生成

中国独特的“三重挤压”：AI的渗透、人口老化、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凸显。

中国作为AI应用大国，机器人安装量全球第一，数字经济发展迅猛，这将对现有就业岗位产生强大的替代效应。

而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老龄化加剧，本应意味着劳动力稀缺、工资上涨。但在AI时代，这反而成了企业加速推进自动化、用机器“替代”人的诱因之一。蔡昉引用阿西莫格鲁的研究指出，人口老龄化是自动化加速的重要动因。

最后，中国的就业主要矛盾，已从“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错配”。一方面是企业喊着“招工难”，另一方面是大学生“就业难”，“有活没人干”和“有人没活干”并存。AI的介入，不仅没有缓解这一矛盾，反而可能使其恶化。

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分布及其变化

资料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2024)，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4, online Edition.

当然，这一次之所以不一样，还在于中国没有重复历史，不再与科技革命和浪潮失之交臂，也不再是亦步亦趋的追赶者，而是和美国一起站在了第一梯队。

这一前所未有的站位，意味着我们必须率先探索一条属于自身国情的发展路径。

蔡昉在书中指出，破解这一时代课题的关键，在于打破传统范式，进行一场从个人到国家、从观念到制度的系统性应对。一方面，构筑强大的社会保护网，化解转型阵痛；另一方面，培育与AI共生的“新人力资本”，让AI的“破坏性”转化为“建设性”。

于个人：聚焦“不可替代能力”

强化非认知能力的培养

在人工智能革命性突破并赋能数字经济发展的条件下，人力资本的内涵正被重新定义。

蔡昉在《中国就业新趋势》中指出，人力资本仍然是劳动者在就业市场上保持竞争力的法宝，但竞争的维度已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转向了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的竞争。

想要在这场较量中胜出，在于扬长避短，着力培养人工智能难以复制的“人类特有能力”，这主要包括三类核心能力：

一是与同理心、情商、沟通力、领导力和团队工作相关的能力；

二是那些从未或者难以记录下来却可以直接传授的“隐性知识”；

三是能够恰如其分地融合理性、情感与经验的“实践智慧”。

这类能力的培养需要尽早开始，并在一生中不断维护与强化，它们不仅能直接构成竞争力，更能保护我们的认知技能不过早被技术迭代所淘汰。

图片由AI辅助生成

从“一次学习”到“终身学习”

然而，拥有这些能力并不意味着可以一劳永逸。蔡昉在书中提醒，人工智能的进化速度始终碾压人类既有的知识体系。

因此，我们的学习模式就必须彻底转向。从“一次学习”到“终身学习”，不再是一种提倡，而是生存与发展的必然选择。

我们要拥抱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技能更新，利用AI赋能的教育平台，在实践中学习，再带着新知识回到实践中去，形成“干中学”与“学中干”的持续循环：

在工作中“干中学”，比如通过AI辅助工具优化工作流程时，同步掌握工具背后的逻辑；

在学习中“学中干”——把新学的跨领域知识快速应用到实际工作，让技能更新跟上AI进化的节奏。

重新定义职业规划

最后，想要让人力资本持续发挥作用，还需要重新定义职业规划。

蔡昉建议重点关注那些具有“鲍莫尔成本病”特点的行业。这些领域（如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等）虽然生产率提升缓慢，但社会需求旺盛且持续增长，其核心价值在于提供不可或缺的“人类体验”。它们因人性化的连接与创造而显得珍贵，因而在AI时代展现出更强的就业韧性。

同时，新就业形态也可成为应对AI就业冲击的主动选择。书中提到，灵活用工、自由职业、平台经济等形态凭借弹性工作模式，既能帮助雇主分散经营风险，也能让劳动者通过多元化收入来源缓冲宏观经济波动带来的影响，进而更好地化解劳动力市场可能出现的冲击，为人力资本的持续发挥搭建更灵活的就业场景。

于国家：构建“技术向善+就业优先+成果共享”体系

然而，个人的努力需要宏观制度的支撑。蔡昉强调：技术进步的红利不会自动“涓流”到每个劳动者身上，必须依靠强有力的制度引导和保障。应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就业冲击，国家必须构建一套“技术向善、就业优先、成果共享”的系统性治理框架，将AI的巨大潜能转化为全民福祉。

投资全生命周期人力资本

1.打破户籍壁垒，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农民工、跨城就业青年平等享受技能培训等服务，消除体制性障碍。

重塑全生命周期教育体系，将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强化素质与职业启蒙；同时建立从早期教育到大龄劳动者“急用先学”式技能培训的全程机制，系统性应对“一老一小”的结构性矛盾。

图片由AI辅助生成

引导AI技术向善

1.在算法里植入向善基因

为实现人工智能创新向善，需在技术研发与应用的全过程中嵌入“就业优先”理念。同时推动与人工智能接触最密切的开发者、投资者与使用者形成“就业友好”的技术伦理共识。

2.激励相容，引导技术走向“正确”路径

通过税收优惠、研发补贴等政策，激励企业研发“人机互补”型技术；同时对单纯以替代劳动力为目的的技术应用进行必要规制，使企业的技术选择与社会的就业稳定目标相协调。

3.构建就业友好的规制框架

政府应该通过立法和政策，构建一个就业友好型或岗位保护导向的法律、规制和产业政策框架。相关的内容应该包括：

反歧视与促进公平就业，如推动算法透明化，避免在人工智能招聘工具中出现算法性别歧视和年龄偏见；

建立“人类最终决策权”机制，确保涉及人机协作方式、员工雇佣、大规模解聘及其他重大劳动关系的决策，均通过人为的程序和机制做出，或经由人工的严格复核；

保护和拓展劳动者权益，把“平台零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和劳动力市场制度的覆盖；

保障“人机协作”场景下的工作安全与健康标准。

通过以上途径，致力于使AI技术的发展与更广泛的人类福祉和社会稳定对齐，将AI塑造为提升就业质量、创造共享繁荣的强大工具。

构建普惠福利体系，共享增长红利

正如蔡昉所说，技术进步的红利不会自动“涓流”到每个劳动者身上，必须通过普惠性福利制度与再分配机制，让全民共享AI时代的增长成果：

1.推动社会保障向普惠性福利转型

就社会保障来说，必然要求把以往采取严格手段识别受益人、具有区别性和排他性的社会保障模式，转向更具普惠性的社会福利制度，做到随时随地向任何人提供保障，既没有死角也没有时滞。

2.强化再分配政策缩小收入差距

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等手段，防止AI加剧收入极化，确保生产率提升的成果被广泛分享。

3.以高质量发展夯实共享基础

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成果共享”的前提，需依托AI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在半导体、新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创造高质量岗位；同时提振居民消费，打破“人口金字塔消费悖论”，通过完善公共服务释放内需潜力，为教育、医疗、文化等“鲍莫尔岗位”创造持续扩张的市场空间。

AI对人类生产生活的深刻影响，已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乐观与悲观的论调交织，但问题的本质并非一场你死我活的“人机大战”，而在于我们能否为技术注入人性，让智能真正服务于人类福祉。

《中国就业新趋势》揭示的，远不止于经济层面的政策建议，它更是一场关乎未来道路的社会对话与文明抉择。这本书为我们撕下了盲目乐观与消极恐慌的面纱，直面挑战的严峻性与复杂性，同时也坚定地指出：解决方案，就在我们手中。

通过前瞻性的制度构建、颠覆性的教育革新与包容性的社会建设，我们完全有能力驾驭AI的滔天巨浪，将其从潜在的冲击，转化为推动社会走向更加公平、更具韧性、并促进每个人全面发展的历史性机遇。

人工智能并非人类的终点，而是我们重新审视自身价值、重塑发展路径的全新起点。

站在“十五五”即将启程的历史节点，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国家，唯有主动重塑人力资本、构建包容性制度、坚定引导技术向善，才能在AI的浪潮中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最终抵达一个人机协同、人人发展的崭新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