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视觉中国

伴随着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神经网络和赛博格改造等技术手段的反复迭代，可以说，人类自身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技术危机与伦理挑战。某种程度上，“何以为人”这一问题不再只是教科书中被悬置的抽象概念，而是关乎人类现实选择与未来走向的迫切议题。诸如，如何看待技术所带来的诱惑与风险？如何理解人类自身的超越性与局限？“人类增强”是否真正意味着“更好”？大脑是孤立的器官，还是具象化的关系网络？人类世中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共同构成了数字时代“人论”的核心关切。

“数字时代的人论文库”，汉译系列（首辑五卷），洪 亮 主编，商务印书馆2025年出版

商务印书馆今年推出的“数字时代的人论文库”汉译系列，首辑出版的五卷新书恰逢其时，它们分别从超人类主义、“人类增强”、现象学脑科学、赛博格社会学和环境宇宙论等视角切入，为我们展开了一场系统性、纵深性与学理性兼而有之的哲学思想对话。进一步而言，这五卷新书共同勾勒出了数字时代“人论”的思想图景。它们既遥相呼应，又彼此补充，为我们提供了有关“人之为人”理论反思的多重面向，也为理解数字时代人类的现实处境提供了可能性的方法参照。

“超人类主义”：技术乌托邦与自我的超越

意大利哲学家、科学史学家罗贝托·曼佐科的《超人类主义——改造人类状况：历史、哲学与现状》（杨柳译）是理解当下“超人类主义”思想流派的重要窗口。书中不仅系统梳理了这一思想的源流，更呈现了它与现代科学、宗教观念、哲学传统之间的复杂纠葛。可以说，超人类主义并非凭空而来，它根植于西方思想史中人类对“无限”的执着追求，即人类始终葆有对自身超越的欲望和企图。

《超人类主义——改造人类状况：历史、哲学与现状》，[意]罗贝托·曼佐科 著，杨柳　译，商务印书馆2025年出版

自19世纪末，尼采提出“超人”学说，到重建“超人类主义”的巴别塔；从试图“解开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到现实中的“永生计划”；由“纳米技术”的推崇直至肉身的崩塌与再造，以至于当下人类需要时刻警惕“技术奇点”的降临等等，无不体现着人类渴望摆脱自身生物有限性桎梏的冲动。令人深思的是，曼佐科在上述内容的基础上，敏锐而冷静地指出，这一思潮包含潜在的两种困惑与风险。一来，在哲学反思的维度，如果人类意识能够上传到计算机数据终端，那么数字副本是否仍然是“我”？换句话说，人之主体性会不会在无限复制中逐渐被消解？二来，从技术伦理的风险性角度考量，技术增强若主要掌握在少数精英集团的手中，是否会加剧社会的不平等，进而导致公平与正义的缺席？人类会不会陷入“被资本做局”的惶恐与踟蹰之中，使得“超人类”与“次等人”之间形成不可逾越的生命鸿沟？

此外，本书的重要价值还在于，作者并没有把超人类主义简单化为“技术乌托邦”或“科学幻想”，而是将其纳入历史与哲学的思考维度，深刻而又生动地揭示了超人类主义既是科学狂飙的产物，也是人类精神史的延续。一言以蔽之，人类渴望超越肉身的故去与生命的有限，这是历史发展与人类社会进步一以贯之的动力，但如何避免陷入新的异化，可能更值得我们警醒。在曼佐科的论述中，超人类主义成为理解当代人欲望与焦虑并存的一面镜子，它时刻提醒我们，面对技术未来，人类不仅要有激情与想象，更需要保持审慎与批判的态度。退一步而言，超人类主义不是未来的幻想，而是“未来已来”的现实，对其历史、现状以及哲学维度的批判与反思，是我们必须要坦然面对的议题。

“更好”或更糟？“人类增强”的伦理张力

毫无疑问，在了解完超人类主义发展的历史、现状与哲学维度思考后，更需要对“人类增强计划”抱有全面而具象化的审思态度。从这个层面而言，德国哲学家迈克尔·豪斯凯勒的思考是对曼佐科的超人类主义思索的进一步延续，在《“更好”有多好？——理解人类增强计划》（钱雪松译）一书中，他从道德哲学的批判视角入手，深入浅出地剖析了“人类增强计划”背后隐藏的伦理困境，以及由此带来的人性挑战。

《“更好”有多好？——理解人类增强计划》，[德]迈克尔·豪斯凯勒 著，钱雪松 译，商务印书馆2025年出版

豪斯凯勒提出的第一个关键问题是：“人类增强”技术所谓的“更好”究竟意味着什么？是身体机能更强、寿命更长、更为聪明，抑或是变得更美丽，还是情感上更为稳定、幸福感更高？对这些问题的追索贯穿整本书。豪斯凯勒逐一分析了基因编辑、智能药物、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可能带来的技术困扰与负面后果。例如，若通过基因筛选让人类更健康，是否会导致“缺陷者”被进一步边缘化？若药物能够消除悲伤与焦虑，人类是否还需要艺术与宗教来抚慰灵魂？如果寿命延长到数百年，社会资源与代际关系将如何维持？这些问题凸显出一个核心悖论：技术增强未必能真正让人类更幸福，反而可能带来新的不平等与失落感。因此，我们需要警惕技术乐观主义，重新思考技术背后复杂的伦理问题与道德关联。

当然，豪斯凯勒并不主张简单化地否定“人类增强”技术。他认为，关键在于人类如何确立其评价标准：我们是否能在效率与意义之间保持良好的平衡？是否可以在掌控与自由之间维持足够的伦理张力？“更好”如果只是被理解为“更强大”，那么它将背离人类文明发展与伦理道德需要的准线。换言之，我们对技术增强不应只是持有工具理性的逻辑，而应自始至终反思“后人类境况”。

本书还将“人类增强”的技术论争拉回到哲学视域中有关“人”这一思考的原点。也就是说，“人类增强”技术的飞跃不能掩盖“人之为人”的终极问题，说到底，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真正的“更好”不仅关乎身体和技术，还关乎自由、尊严与幸福这些难以量化的伦理内容。“人类增强”既可能拓展人之自由，但同样可能侵蚀人之尊严。关键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我们如何在追求更好生活的同时，不丢失“人之为人”的道德至善。

“脑与韧性赛博格”：身体—技术关系的再发现

事实上，无论是对“超人类主义”历史与发展现状的呈现或反思，抑或是对“人类增强计划”的认知与追问，某种意义上，都需要落脚于“人”之主体改造或应用的层面。也恰恰是循着这层共识，托马斯·福克斯的《脑——一个关系器官：一种现象学—生态学构想》（王旭译）和娜莉·奥德肖恩的《韧性赛博格——与起搏器和除颤仪同生共死》（苏夜阳译）分别从大脑与身体植入物的维度，诠释了人类并不是孤立的理性主体，而是深深嵌入在自然环境、技术发展与社会关系等纵横交错的网络之中。

《脑——一个关系器官：一种现象学—生态学构想》，[德]托马斯·福克斯 著，王旭 译，商务印书馆2025年出版

有趣的是，福克斯主动挑战了脑神经科学领域长期以来持有的“脑中心主义”观点，并直截了当地指出大脑并非孤立的计算机器，而是与身体、环境和文化等勾连的关系与共鸣器官。意识的生成不仅是神经元的活动，更是人与世界的互动回路。换言之，人类的心灵并不能完全被还原为生物学结构，它永远带有具身性与情境性。这就意味着脑研究中的“还原主义”存在某种局限。实际上，这种“现象学—生态学”的思路本身就是一种根本性批判，它寻求到一条有别于近代主体性传统的“具身主体性”的有效路径，不仅纠正了神经科学还原论存在的问题，也为心理治疗和医学实践提供了新的启发。

与此不同的是，奥德肖恩的研究则以赛博格社会学的视角切入，描绘了起搏器和除颤仪植入者的日常生活经验，并以温暖而细腻的笔触道出了身体的脆弱性。她通过田野调查发现，这些“赛博格化的人”并不是技术的附庸，而是在痛苦、恐慌与希望等情绪交织中发展出独特的“韧性”，即“韧性赛博格”。一定意义上，被植入的身体设备意味着他们必须主动学习如何与技术共处，如何应对他者凝视的目光、电池故障、医疗依赖，甚至随时被黑客攻击与控制的风险。而这恰恰意味着，“人—机混合体”的生命存续需要主体积极性的参与。毕竟，这些经历也让他们在面对死亡威胁时，展现出更为强大的生存意志，从而重建自我生活的秩序和意义。

《韧性赛博格——与起搏器和除颤仪同生共死》，[荷]娜莉·奥德肖恩 著，苏夜阳 译，商务印书馆2025年出版

无论是大脑与身体、环境等的互动，还是“人—机”共生构成的“韧性赛博格”，都揭示了人的存在方式本质上是“关系化”的。从这个维度而言，福克斯与奥德肖恩共同提醒我们，在数字时代，理解“人”必须摆脱主体孤立化的幻觉，而应当把人看作一个与他者、环境、技术共同构成的存在，纳入身体与技术的动态关系，从而真正理解“何以为人”。

“人类世的宇宙论”：重思人与自然的共生

在对超人类主义、“人类增强计划”、大脑与韧性赛博格等一系列关乎“人”本身的论证与思考后，阿恩·约翰·维特勒森的《人类世的宇宙论》（张若愚译）带领读者进一步思考数字时代“人”对自身的认知，并将视野提升到自然生态与宇宙论的高度。

《人类世的宇宙论：泛心论、万物有灵论与后人类主义的局限》，[挪]阿恩·约翰·维特勒森 著，张若愚 译，商务印书馆2025年出版

一定意义上，人类世存在的根本问题并非是单一的技术选择，而在于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整体错位。笛卡尔以来的二元论与现代物理主义，将自然视为被动对象，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分裂，并在现代性进程中酿成了发人深省的生态危机。在维特勒森看来，自然界的一切并非冰冷的物质存在，而是具有感知与回应能力的“共存者”。当冰川的消融被理解为大自然的“哭泣”，当森林的消亡被感知为生命共同体的“创伤”，人类或将打破对自然生态破坏的冷漠态度，转而走向伦理层面的自省。

在这一意义上，《人类世的宇宙论》不仅是一部哲学著作，更是一份伦理宣言。它提醒我们，生态危机并非单纯的环境问题，而是揭示人类存在方式困境的当代寓言。如果不改变对自然的态度，再先进的技术也无法避免生态危机的到来。

数字时代的人类回响

在经典科幻电影《银翼杀手》（1982）中，复制人罗伊·巴蒂临终前说：“我见过你们人类难以置信的事物，我目睹战舰在猎户星座的端沿起火燃烧，我看见C射线在‘唐怀瑟之门’附近的黑暗中闪耀，所有这些时刻，终将随时间消逝，一如眼泪消失在雨中。死亡的时刻到了。”实际上，纵观上述五部作品，我们可以清晰地勾勒出数字时代“人论”的多维谱系。具体来说，既看到了超人类主义的激情愿景，也管窥到“人类增强计划”背后的伦理困境；既体会到大脑与韧性赛博格中“身体—技术”的互动关系，也感受到了人类世宇宙论对“人—自然”生态共生的召唤。可以说，这些著作从不同的维度折射出一个共同事实，即数字时代的“人”已经无法被传统的生物学、心理学或理性主义所单一化地界定。人类存在的内涵正被技术、文化和自然等多重力量共同塑造。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书提醒我们，技术的发展不可逆转，但它的方向取决于人类如何重估自身价值，并反思自我意义。即便“人类增强”的诱惑令人心驰神往，但幸福与尊严的现实意义却无法被大数据算法所替代。说到底，对数字时代的“人”的问题不断追问，是要学会在技术发展的矛盾与悖论之中葆有“人”的独特性。陈寅恪先生曾言：“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或许，只有坚持这种动态的“人”之问的追索，人类才能在未来的巨变中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