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人工智能已不再仅仅是技术创新的象征，而成为推动社会各个领域深刻变革的核心力量。2025年8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不仅是国家将人工智能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的战略部署，更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交织、全球竞争格局深刻重构的时代背景下，旨在激活新质生产力核心动能、重塑国家竞争优势的战略擘画。需要我们从价值、实践与行动三个维度，系统把握其内在逻辑与实施路径。

为何必要：把握战略机遇，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

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是应对全球科技竞争、构筑国家发展新优势的战略抉择。当前，人工智能已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制高点，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在场景应用和市场规模上具备显著优势，但在基础理论、高端芯片等关键环节仍面临“卡脖子”风险。《意见》在此刻出台，正是要以体制优势，系统整合产学研用资源，引导各方力量在关键核心技术上攻坚克难，在优势领域做精做强。这不仅是应对国际技术竞争的必然要求，更是抓住技术奇点机遇、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向上攀升，确保国家长远发展和安全的主动作为。通过“人工智能+”行动的系统性部署，我们将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完备产业体系与海量数据资源的优势，转化为技术迭代与应用创新的加速度，旨在形成难以替代的全球竞争力。

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是驱动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的本质是“智能涌现”，它不仅能优化现有生产流程，更能发现新规律、提出新问题、催生新模式，实现对传统要素生产率的指数级放大。从“互联网+”到“人工智能+”，意味着数字化进程从“连接”走向“赋能”，从“信息传递”走向“知识创造与决策”。《意见》推动人工智能向工业、农业、服务业等千行百业渗透，正是要利用其通用目的技术特性，撬动传统产业的隐性价值，同时催生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等全新的产业形态。这一过程将彻底重塑产业的价值链条与运行逻辑，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可持续的新动能，是做大国民经济“蛋糕”、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坚实支撑。

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迈向智能普惠社会的关键路径。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治理复杂性较高。人工智能在智慧城市、智慧医疗、智慧交通等领域的应用，能够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实时分析与智能决策，极大提升公共服务的精准性、可及性与应急管理的响应速度。《意见》强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其深意在于，要通过“人工智能+”让技术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有效弥合东西部、城乡间的“智能鸿沟”，在更高水平上实现效率和公平、发展和安全的统一，推动社会治理模式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预见、精准智治转变。

如何实现：构建支撑体系，优化协同生态

实现“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必须筑牢以法规、标准与伦理为核心的政策制度基座。技术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明晰的规则边界，《意见》将“强化政策法规保障”置于突出位置，与“发展—应用—安全”构成同向发力的清晰路径。近年来，我国已构建起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为基石，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等为算法与模型准绳的初步治理框架。下一步将推进人工智能要素与领域协同立法的研究进程，系统界定数据、算法、算力等新型要素的权责利关系，并为自动驾驶、ai医疗等具体领域的法规制定预留空间。同时，要大力推动《国家人工智能产业综合标准化体系建设指南（2024版）》《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安全基本要求》等文件有效实施，将安全、可靠、可控、公平、伦理等抽象原则转化为可执行、可评测的技术标准与行业规范，为技术创新划定“安全区”，为产业应用提供“说明书”。

实现“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必须践行包容审慎、分类分级的敏捷治理理念。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快、应用场景多，传统“一刀切”的静态监管难以适应。《意见》所倡导的，正是一种动态且精准的治理范式。这意味着，对于不同风险等级的应用，应实施差异化的监管要求。要探索采用“沙盒监管”、指定测试区等机制，为创新提供安全的试错空间。监管流程应从以“事前审批”为主，转向“事前评估备案、事中监测预警、事后应急处置”的全链条治理，并充分利用技术手段实现监管的“嵌入化”与“自动化”。其核心目标是，在守住安全底线、保护公民权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技术探索和商业模式创新的不当干预，实现“管得住”与“放得活”的有机统一。

实现“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必须构建政府、市场与社会多元协同的开放创新生态。“人工智能+”非一日之功，亦非一己之力可为。政府角色应从“主导者”更多转向“引导者”与“服务者”，重在顶层设计、基础设施建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引导等。市场应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鼓励企业特别是龙头企业勇于创新，同时通过“揭榜挂帅”等机制激发各类主体的积极性。社会层面，需强化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推动高校、科研机构的基础研究成果与产业需求对接，发挥行业协会、产业联盟在标准制定、伦理讨论和行业自律中的作用。最终，要形成一个数据、知识、技术、人才、资本等创新要素顺畅流动、高效配置的开放式生态系统，让“人工智能+”的活力在全社会充分涌流。

如何参与：明晰主体权责，凝聚行动共识

政府的使命在于强化战略引领与统筹协调，下好全国“一盘棋”。各级政府需深刻领会《意见》精神，将其转化为本地区、本领域的具体行动方案。一是加强政策协同，打破部门壁垒和地域分割，避免政出多门、资源分散，共同为“人工智能+”清障赋能。二是强化场景驱动，围绕制造业转型、民生服务、城市治理等迫切需求，主动开放和打造一批高价值的示范应用场景，以场景带技术、促产业、验模式。三是注重因地制宜，结合本地产业基础、资源禀赋，科学规划发展重点，形成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区域格局，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四是夯实基础设施，持续推进算力网络、高速通信、开放数据平台等建设，降低中小企业获取ai能力的成本和门槛。

企业的任务在于坚持创新驱动与合规运营，勇当市场“主力军”。企业是“人工智能+”行动的最终践行者和价值创造者，一方面，要勇闯技术创新“无人区”，加大对基础算法、框架、芯片等关键环节的投入，力争在核心技术上实现自主可控，同时加快技术成果的商业化应用，开拓智能原生的新市场。另一方面，必须将安全、可信、向善的伦理要求内化为企业的“生命线”。要建立健全内部合规治理体系，主动开展算法公平性评估、数据隐私保护、系统安全性测试等。通过构建“研发—测评—披露”的闭环，将外部合规压力转化为内在的工程能力和核心竞争力，赢得用户与市场的长期信任。

社会的作用在于促进跨界融合与素养提升，营造良好“生态圈”。“人工智能+”的深度和广度，最终取决于全社会的接受度和参与度。高校与科研机构应调整学科布局，加强交叉学科建设，培养兼具技术、产业与伦理视野的复合型人才，并强化前沿基础研究。行业协会、联盟等应积极搭建交流平台，制定团体标准，促进行业自律。更重要的是，要大力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使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使用并监督人工智能技术，共同防范技术滥用风险，确保“人工智能+”的成果最终惠及每一个人，服务于人类福祉的全面提升。

（《学习时报》2025年11月28日第3版）

上观号作者：上海规划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