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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施尧耘

张宏院士近日在《知识分子》发表的访谈中（见知识分子往期推送：张宏院士：“资源型科研”正在摧毁中国的科研文化），直言当前国内科学研究体系的一系列尖锐的问题：对资源投入与研究规模的过度追逐，正导致科学精神、原创动力及教育职能逐步弱化；与此同时，资源分配与薪酬待遇上的结构性不均——如”形式公正“但缺乏专业深度的评审、新兴研发机构与传统院所间的资源落差、以及海归与本土学者间的待遇鸿沟——正催生出一种僵化的权力结构，其弊端包括对青年科学家学术独立性的系统性侵蚀。

张宏院士对当前科研生态的观察入微且极具洞见，其发声引发了知识界的强烈反应。若能从宏观管理与政策逻辑进一步补充相关视角，或许能让这一场讨论更具系统性和建设性。

在表述方面，首先，关于“资源型科研”这一概念，我认为有必要进行更审慎的界定。张院士所批评的，我相信，并非一切“高资源投入的研究”，而是那种“资源驱动”而非“问题驱动”、或者效率低下的（高投入）科研模式。其具象包括论文“灌水”、项目负责人不称职或失职，资源投入与科学问题本身的严重错配等。泛称批判对象为“资源型科研”，在传播中容易引起误解，被错误解读为反对所有“大科学”和大型工程项目，从而模糊了真正需要批判的对象。

其次，中国科研原创性是否正在下降，是一个值得严肃讨论的问题，需要有清晰的概念框架和严谨时证。文章的讨论更多停留在经验感受，而非可检验的结论。

在认识层面，我建议考虑三个相关要点。

一是科技战略地位上升的宏观背景。在中国，科技已被置于国家竞争与安全的核心位置，伴随国力增强，科研投入迅速增长，某种程度上可类比国家以“产业化”逻辑快速拉升能力的过程。在阶段，效率偏低、资源浪费、分配失衡是很难完全避免的发展之痛。更具建设性的态度应是以清晰的概念框架，丰富准确的数据，严谨的归纳分析，深入发现具体问题，探讨如何改善和纠偏，而不是笼统地反对高投入本身。

二是当代科学在诸多领域已深度进入“大科学”阶段，且科学发现与工程实现的界限日益模糊。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探索未知的范式也在不断演化：从好奇心驱动、个人或微小团队主导的“小科学”时代，到1940年代二战催生的、由国家与机构引导且高资源投入的“大科学”时代，这一转型极大地加速了当时人类文明的指数级飞跃。当前，科研范式正在经历再一次历史性巨变——从实验驱动转向智能驱动的“智能大科学”阶段。以AI为例，其对算力与能源的需求已飙升至前所未有的量级。在此背景下，虽然“小而精”团队的开创性、颠覆性探索依然不可缺不可或缺，但加强对这种模式的支持，并不应以限制或否定“大科学”的必要性为前提。

三是科学精神与国家意志之间的张力与耦合。现代科学自黎明时刻起，便是科学家与其资助者（Patrons）之间相互成就的共生历史。从伽利略时代的权贵赞助，到奥本海默时期由国家支撑的“大科学”，再到今日几乎所有大学教授对公共经费的依赖，科学探索从未脱离外部资源的供给。当前AI革命呈现出一种新范式，即由美国私营企业主导突破，这意味着科学家的工作同样深度依赖于企业的战略投入。因此，塑造科学生态的驱动力，除科学共同体的内部规范外，还不可避免地包含国家或者机构的意志、战略目标及制度安排。我甚至认为，科学共同体内部规范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维系与资助者之间的契约关系，以确保资源投入能产出具备可验证价值的可靠知识。如何在科学精神的独立性与外部资助者的意志之间达成良性耦合，既是全球性的治理挑战，也是制度创新的机遇。在中国，这一命题不仅属于科技管理者，也是领军科学家应当深入思辨、积极参与谋划和设计的时代重任。

此外，对于张宏院士针对海归群体的批评，我认为有必要解耦不良行为与“海归”这一群体标签。他所批评的对象，更准确地说，是未能履行预期责任的高薪、高资源配置的个别科学家，而非海归身份本身。针对这些失职或绩效不达预期的情况，更具建设性的解决方向应是完善绩效评审与管理制度，而非泛化为群体性问题。

同时，吸引海外资深科学家回国所需的待遇与资源，本身也受到国际人才市场规律的影响，并非完全出于制度偏好。更重要的是，“海归”并不只等同于资深科学家；近年来，已有相当数量的应届或刚毕业博士选择回国发展。在我的团队实践中，海内外招聘始终采用同一学术与能力标准。

我甚至认为，部分海归资深科学家相对高的待遇与资源，与国内人才流动性不足密切相关：当一个机构并不需要担心，或者有很多工具来阻碍其明星科学家“跳槽”时，它需要提供的待遇与资源必将被打折扣。所以最小化人才流动障碍可以帮助减小非市场差距。

关于“网红科学家”，应将其公共传播行为与制度性职责区分开来。科学传播与研究并非天然对立，真正需警惕的是公众声誉干扰学术判断或资源分配。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网红化”，而在于科学家们，包括“网红科学家”和“吃瓜”科学家，履行职责时的专业性。这应通过制度设计来规范，而不应简单否定科学家的公共发声。

张院士本人如今亦已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公众人物。他这种发自肺腑、针砭时弊的大胆发声，引发了广泛的共鸣与深刻的辩论，是对中国科学生态建设的独特贡献。

作者：施尧耘（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于普林斯顿大学取得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电子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系教授，阿里巴巴集团杰出工程师、量子实验室创始主任。现为独立研究者与创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