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知秋，编辑：文定

杭州，这座曾被视为“直播电商第一城”的城市，正悄然经历一场主播的“迁徙潮”。

从向太、疯狂小杨哥的退租，到辛巴率团队回迁广州，再到丽晶国际等“网红大楼”租金腰斩、人气转淡，有关“主播逃离杭州”的讨论不断升温。

尽管杭州本地媒体回应称网红净流入仍呈增长，但行业内的体感寒意却是真实的——投流成本上涨、转化效率下滑、退货率高企，中小主播的生存空间正被快速压缩。

这背后并非简单的城市吸引力下降，而是直播行业进入深水区的信号：红利消退，竞争转向存量博弈。曾经“冲上去就能赚钱”的野蛮生长时代已经结束，如今的直播电商，更考验供应链、内容力和可持续经营的能力。

主播们的选择，也因此从“淘金”转向了“求生”——有人彻底离场，有人转战上海、广州等城市，也有人开始在兼职、自营账号和实体店之间寻找新的平衡。

这场静悄悄的撤退，映照出的是一个行业走向成熟必经的阵痛与重构。

直播带货的黄金窗口期

2018年到2021年，是直播带货的黄金窗口期。消费者信任度高、冲动消费普遍，品牌预算充足，整个行业如同乘着流量洪峰迅猛向前。

彼时，杭州以其成熟的供应链、聚集的电商人才与完善的物流体系，成为无数电商人的“淘金地”。根据浙江省商务厅2023年数据，杭州平均每244人中就有1位是带货主播。

主播陈若蓝正是在那时来到杭州。“直播行业生机勃勃，市场供不应求。只要肯上播，会吼单，即使没什么技巧，也能看到立竿见影的成交量。”她回忆道，自己月收入最高时接近5万元，也亲眼见过有人三个月赚到30多万元。

梁晨的经历也印证了当时的行业热度。她原本在北京做外贸，2021年初调至杭州分公司做淘宝直播运营后，发现“兼职主播的时薪明显更高”，于是果断裸辞转型。她很快接到的第一个直播带货项目，此后通过不断跳槽实现薪资增长。

那些年，丽晶国际、滨江、奥体周边被视为直播产业中心，“一栋公寓塞三万人”的传言虽不准确，却真切反映了当时的狂热。行业一度出现“新人运营底薪2万、主播底薪3万请不到”的景象。

然而，高速扩张背后，隐患也开始暴露。夸大宣传、货品质量问题屡次引发舆论风波：从李佳琦的“不粘锅”粘锅、阳澄状元蟹虚假宣传，到辛巴团队的“糖水燕窝”事件，再到薇娅、雪梨因税务问题停播，行业在狂奔中接连被敲响警钟。

尽管如此，杭州的吸引力仍在持续。

做了五年主播的程雨彤，2021年时在青海老家直播，底薪5000元。今年2月，她因“认识了很多在杭州的带货主播，发现那边机会更多、薪资更高”而选择南下。

在杭州，她曾将某儿童鞋履品牌的账号从零做到类目销量第一。

但压力也随之而来。“随着时间增长，业绩考核也越来越高。”程雨彤的感受并非个例。

主播们逐渐意识到，那个“只要愿意努力，就有机会拿到高收入”的黄金窗口，正在悄然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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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利见顶，普通人赚钱越来越难

进入2025年，直播电商行业的黄金浪潮明显退去，底薪下调成为普遍趋势。

主播陈若蓝的感受很直接：“今年上半年基本没挣钱，全靠下半年撑回来一点。”她的薪资近乎腰斩，目前底薪只有1.5万元，比去年少了整整5000元。

行业整体的经营环境也在恶化。投流成本持续上涨，而转化效率却在下降，退货率居高不下——服装、箱包等类目普遍超过30%。

“今年直播的货品特别不好卖。竞争特别激烈，市场饱和，想要把账号做起来特别困难。”陈若蓝补充道。利润空间被压缩，MCN机构自然将压力转向成本端，主播薪资成为首要调整对象。

即便做出成绩，薪资也未必同步增长。程雨彤在接手某女鞋品牌直播后，从零起步将账号做到“全网同款销量第一”，但薪资并未上调。

一方面，公司规定“起号不算业绩”；另一方面，运营策略失误导致账号最终“做毁了”。

她背负着月成交400万元、实收180万元的业绩目标，长期压力让她的身体亮起红灯，“因为腰疼看了许多次医生”，她怀疑这与长时间站立直播有关。

更严峻的是供需失衡。数据显示，中国职业主播规模已达3880万人，同比增长1.5倍。行业从“缺人”急速转向“挤人”。“你不干，有的是人干”成为现实——时薪50至80元、底薪3000元的带货主播岗位依然有人竞争。

在此基础上，不合理的合约条款进一步挤压了中小主播的生存空间。

KPI不断加码、内容安排完全由机构掌控已是常态，更隐蔽的是成本分摊条款：许多MCN要求主播按比例承担投流、场地、运营甚至人力成本。

从杭州转战上海的主播林骁见过，一些小主播辛苦直播一场，“成交额可能连基础成本都收不回来”，相当于免费为机构打工。

“直播带货的普通人赚钱越来越难。”这逐渐成为从业者的共识。监管趋严、消费者趋理性，叠加行业内卷，使得收入与付出愈发失衡。

主播周瑶指出：“现在消费者都不是傻子了。”冲动消费减少，决策链路变长。

在梁晨的观察中，即便拥有四五年经验的主播，如今也难以找到高薪岗位，“高薪根本不流动，低薪岗位卷得厉害”。她身边甚至有朋友“卖羽绒服三四个月的工资拿不到，商家都跑路了”。

而工作强度并未减轻。周瑶描述，主播需要在镜头前高度紧绷，每10分钟就要调整节奏、紧盯数据，下播后还需复盘、对接运营。

“嗓子、脑子、体力一起被掏空”，却往往无法获得匹配的回报。程雨彤曾想过停播调整，但她的运营却担心“休息就没有产出，会导致自己的业绩下滑”。

行业的光环正在褪去，留下一地现实的琐碎与压力。

退潮之后：逃离、观望与自救

行业热潮褪去，主播们的选择也趋于理性。比起过去那种“冲进去就能赚钱”的狂热，如今的直播电商行业冷静了许多。从一心淘金到寻找新出路，逃离、观望与自救成为当下中小主播的三种典型状态。

离开的人正在变多。有人彻底转行，从事外贸运营、高铁乘务员等更稳定的职业，只为“让生活重新回到正常的节奏上来”。也有人只是换一座城继续直播，核心动力很现实——别的地方钱多。

转战上海的主播林骁观察到，上海“利润更高，更靠近品牌总部，也更接近高客单价品类”。

在行业从流量驱动转向经营驱动的趋势下，上海凭借更优质的品牌与货盘，吸引着一批寻求突破的主播。

这种选择在社交平台上有广泛共鸣，一条“去杭州还是去上海当主播”的帖子下，多数评论建议选择上海，理由是“品牌更多，机会也更集中”。

也有从业者留言透露：“留在杭州，已经四个月没找到主播的工作了。”此外，广州、义乌等地也因成本更低、供应链完善成为新选择。

留下来的人，心态也已改变。主播周瑶离开上家公司后，一直从事兼职直播。她认为，在原公司“项目起不来、账号做不出来，氛围和薪资条件也不行”的情况下，离开是正常选择。

如今她更看重灵活性，“兼职压力小，而全职需要更多机遇”。

行业的不确定性让很多人处于观望状态，等待更好的窗口。

陈若蓝指出，“账号起不来，就要换公司，这是行业常态”。在她看来，如果账号在公司体系内迟迟没有起色，主播若不走，只会“被拖着一起沉下去”。

更多的主播开始多线布局，主动分散风险。

陈若蓝自己就采取“四手抓”策略：一边做正职，一边接兼职，同时经营个人账号，并推进实体小店。

程雨彤则依然怀有期待：“我就是想趁年轻多赚一点钱。行业我还是看好的，但以后一定会越来越规范。”她也清醒地认识到，“能生存下来的，要么是官方账号，要么是很正能量的头部账号，小账号未来真的很难。”

越来越多主播意识到，直播带货已从一门“押注风口”的生意，转变为需要长期投入与专业经营的正经行当。

逃离、观望与自救，三条路径看似不同，却共同指向一个结论：直播带货正在褪去神话色彩，回归商业本质。行业的未来增长，将更依赖于可持续的经营能力。

主播的角色，也从“追赶风口的人”，转变为必须在更成熟、更复杂的行业结构中，为自己寻找新定位的职业者。

注：文中采访人物均为化名。

参考资料：[1]逃离杭州，连网红也没钱了.最人物

[2]杭州网红大撤退：下坠的电商，过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