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深夜，SpaceX星链工程副总裁迈克尔·尼科尔斯在社交平台X上发布了一条措辞严厉的声明，指控中国发射的卫星与星链卫星发生了“危险的近距离接近”，距离仅有200米。这条消息迅速引爆舆论，在中美高科技竞争日趋白热化的背景下，这起发生在560公里高空的“擦肩而过”，折射出的远不止轨道安全那么简单。

两天前，中科宇航的力箭一号火箭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腾空而起，以“一箭九星”的方式将来自中国、阿联酋、埃及、尼泊尔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本是一次常规的商业发射，却因尼科尔斯的指责而被推上风口浪尖。

然而，当我们拨开舆论的迷雾，深入审视这起事件的来龙去脉，会发现事情远比表面呈现得更为复杂，而那个看似理直气壮的指责者，自身也并非毫无瑕疵。

48小时：一个被刻意模糊的时间节点

尼科尔斯在声明中称，中方卫星在发射部署时“未与在轨运行的现有卫星进行协调或避让”。这一措辞巧妙地将责任锁定在发射环节，暗示中国航天机构在发射前就存在疏忽。然而，中科宇航随后的回应揭示了一个关键事实：这次近距离接近发生在有效载荷分离后约48小时，彼时发射任务早已结束。

这意味着什么？火箭的职责是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旦完成分离，后续的轨道运行便归卫星运营商管理。中科宇航在回应中明确表示，所有力箭一号的发射都会使用地面空间感知系统选择发射窗口，以避免与已知卫星和碎片发生碰撞——这是强制性程序。换言之，在火箭发射的那一刻，规避工作已经完成。48小时后卫星在轨道上与其他航天器的交会接近，性质上已经转变为卫星运营层面的问题，而非发射服务商的责任范畴。

尼科尔斯将火箭发射与48小时后的轨道交会混为一谈，要么是对航天任务流程的误解，要么是刻意模糊时间线以强化其叙事。无论哪种情况，这种指责在逻辑上都站不住脚。

在轨道力学的语境下，200米意味着什么？在560公里高度，卫星以约每秒7.8公里的速度飞行，相当于子弹速度的20倍以上。在这种速度下，200米的间距确实令人担忧——如果两颗卫星真的如此接近，任何微小的轨道偏差都可能酿成灾难。

但问题在于：尼科尔斯声称的这个数字从何而来？LeoLabs、COMSPOC、Slingshot Aerospace等多家提供空间态势感知服务的商业公司均未能公开证实SpaceX的说法。

哈佛大学天文学家乔纳森·麦克道尔通过分析轨道数据确认了交会时间，但也指出现有信息不足以精确判定两颗航天器的实际距离。

航天驭星副总裁曹梦对这一数字提出了质疑。他指出，美国对中国发射的空间物体进行定轨的手段是通过外测实现的，精度存疑。外测，即通过地面雷达和光学设备对航天器进行跟踪，其精度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在某些情况下误差可达数百米甚至更多。当SpaceX掌握己方卫星的精确星历数据，却只能依赖精度较低的外测手段追踪中方卫星时，所谓“200米”的说法究竟有多可靠，值得打上一个问号。

更耐人寻味的是，SpaceX一边指责中方不共享星历数据导致危险接近，一边却将自家数据的话语权牢牢握在手中。尼科尔斯呼吁所有卫星运营商在SpaceX的平台上共享轨道数据，这种”以我为主”的姿态，与其说是在倡导合作，不如说是在谋求规则制定权。

前科累累：SpaceX并非白莲花

如果我们把目光从这起孤立事件移开，审视SpaceX的历史记录，会发现这家公司在轨道安全问题上远非无可指摘。

2019年9月，欧洲航天局的风神卫星Aeolus与星链44号发生碰撞风险。当碰撞概率升至千分之一，即十倍于欧航局的规避阈值时，欧航局联系SpaceX讨论应对方案。SpaceX的回复是：他们没有采取行动的计划。最终，不得不由欧航局执行规避机动，将Aeolus的轨道抬升350米以避开星链卫星。事后SpaceX解释称，其呼叫系统存在”bug”，导致工程师未能看到碰撞概率上升的后续通信。无论这个解释是否属实，欧航局空间碎片办公室主任霍尔格·克拉格的评论一针见血：“在缺乏交通规则和通信协议的情况下，碰撞规避完全取决于运营商的务实态度。”

更引人注目的是2021年的两起事件。当年7月1日和10月21日，中国天宫空间站两次被迫进行紧急规避机动，以避开下降轨道的星链卫星。中国向联合国提交的照会指出，10月那次事件中的星链卫星处于“持续机动”状态，轨道难以预测，给空间站的避碰决策带来极大困难。这不仅危及了站上航天员的生命安全，也暴露了SpaceX在与他国航天器协调方面的严重缺陷。

哈佛大学天文学家乔纳森·麦克道尔证实了这两次交会事件的发生，并估计10月那次星链卫星可能逼近天宫空间站仅约2.9公里——以太空标准来看，这是极其危险的距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当时直言，美国“无视国际条约义务，对中国航天员的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讽刺的是，当时SpaceX的星链卫星数量还不到两千颗，如今这个数字已经飙升至九千颗以上，占据全球在轨卫星总数的72%。当一家公司以如此压倒性的规模主宰近地轨道，却指责一次发射九颗卫星的对手”缺乏协调”，这种逻辑本身就充满了讽刺意味。

轨道霸权：谁是太空拥堵的始作俑者？

要理解这起事件的深层背景，必须直面一个根本性问题：近地轨道为何变得如此拥挤？

2019年，星链发射首批卫星时，全球在轨活跃卫星不足3400颗。五年后的今天，这个数字已经逼近1.3万颗，而其中72%属于SpaceX的星链星座。仅2025年上半年，星链卫星就执行了约14.5万次避碰机动，平均每颗卫星每月变轨4次。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航天学教授休·刘易斯的研究显示，星链的避碰机动次数每六个月就会翻倍——2021年上半年为2219次，到2022年下半年已激增至13612次，2023年更是突破25000次。按此趋势，到2028年，星链每半年可能需要进行近百万次避碰机动。

这些数字揭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当一家公司的卫星数量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时，它既是轨道安全的最大受益者，也是最大的风险制造者。《科学美国人》最近的一项研究引入了“碰撞实现与重大危害时钟”概念，指出在当前轨道密度下，如果碰撞规避能力突然丧失，仅需2.8天就可能发生灾难性碰撞。而在2018年1月，这个时间窗口还长达164天。轨道安全裕度的急剧压缩，与星链的爆炸式扩张高度同步。

SpaceX计划将星链规模扩展至4.2万颗，这意味着未来近地轨道将更加拥挤。在这种情况下，尼科尔斯呼吁其他运营商共享数据、进行协调，听起来合情合理，但仔细想想：当你用自己的卫星占据了房间里三分之二的空间，然后抱怨其他人没有给你让路，这种姿态是否有些傲慢？

沃尔夫修正案的阴影

如果说SpaceX在这起事件中扮演了原告的角色，那么美国政府则是那个束缚被告手脚的幕后力量。

201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以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命名的“沃尔夫修正案”，禁止NASA在未经国会和联邦调查局批准的情况下与中国政府及中国关联机构进行任何双边合作。这项法案的初衷是防止技术转移和应对所谓的人权关切，但十余年来，它既未能阻止中国航天的崛起，也未能改变中国的人权状况，唯一“成功”之处在于堵死了中美航天合作的大门。

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两辆高速行驶的汽车可能相撞，但其中一辆的司机被禁止与另一辆司机通话——这不是黑色幽默，而是中美航天协调的现实写照。曹梦在社交媒体上的评论切中要害：“关于空间避碰规则和相关信息共享不是企业间能协调解决的事，应该按规矩找国家间相关部门协调去推动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

沃尔夫修正案的存在使得任何实质性的中美航天合作都困难重重。即便SpaceX作为私营企业理论上可以绕开这一限制，但在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大气候下，任何与中国航天机构的深度合作都可能触发政治风险。

Tom’s Hardware网站上一位中国读者的评论道出了这一困境：“美国数十年来在太空领域对中国持敌对态度……然后又用沃尔夫修正案加倍限制，禁止NASA科学家和工程师在未经官僚程序批准的情况下与中国同行进行任何接触。这给尼科尔斯所建议的那种合作制造了障碍。”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近期出现了一些积极信号。今年10月，在悉尼举行的国际宇航大会上，NASA空间可持续性主管阿尔文·德鲁透露，中国国家航天局前一天主动联系了NASA，通报了一次潜在的交会接近，并表示将进行机动规避。这是中美太空公共运营商之间首次实现双向沟通。虽然这只是小小的一步，但在沃尔夫修正案的阴影下，其象征意义不容忽视。

规则真空：谁来为太空立法？

这起事件暴露出的最根本问题，是国际太空治理的严重滞后。

1967年的《外层空间条约》确立了太空探索的基本原则，包括太空属于全人类、禁止在天体上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但这部半个多世纪前的条约从未设想过商业巨型星座的出现，更没有为轨道交通管理提供具体规则。1979年的《月球协定》试图进一步规范太空活动，却因缺乏大国签署而形同虚设。此后再无具有约束力的太空条约问世。

当前的太空交通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各国及运营商的自愿协作。国际电信联盟负责协调无线电频谱和轨道位置，但其权威仅限于频谱层面，对物理碰撞风险无能为力。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发布了空间碎片减缓指南，但这些指南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在这种规则真空中，每个运营商都在按自己的标准行事，协调与否全凭“务实态度”——用欧航局的话说，这是一种“古老的、不再可行的”方式。

SpaceX的做法是建立自己的协调平台，呼吁其他运营商加入。这固然是一种解决方案，但它本质上是用企业规则取代国际规则，用美国平台垄断全球数据。对于其他国家，特别是与美国存在地缘政治竞争的国家而言，这种方案的接受度显然有限。

在中美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太空正在成为新的角力场。星链被美国军方视为潜在的战略资产，乌克兰战争中其发挥的作用更强化了这一认知。中国的“国网”计划正在加速推进，目标是部署自己的万颗级卫星星座。按照中信建投的数据，如果全球已申报的低轨通信卫星星座全部部署完成，中美两国将合计占有全球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总规模的85%。

这种格局既充满风险，也蕴含机遇。风险在于，如果两大太空强国无法建立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类似本次的“近距离接近”事件将越来越频繁，直到某一天运气用尽、酿成真正的碰撞。一旦发生碰撞，产生的碎片云可能引发链式反应，这就是所谓的“凯斯勒综合征”——一种可能使某些轨道高度永久不可用的灾难性场景。2009年美国铱星卫星与俄罗斯废弃卫星的碰撞产生了超过2000块可追踪碎片，至今仍对国际空间站构成威胁，这是凯斯勒综合征理论的一次小规模预演。

凯斯勒综合征

机遇在于，正因为双方都深度依赖太空资产，避免碰撞符合共同利益。中科宇航在回应中表达的态度颇具建设性：“这需要在两个新空间生态系统之间重新建立合作关系。”尼科尔斯随后的回复同样积极：“我们赞赏这种回应，期待为未来的发射进行协调。”这种基于务实利益的互动，或许正是打破僵局的突破口。

可行的解决方案可能包括以下几个层面：首先，建立不受政治干预的技术层面协调机制，例如在国际电信联盟或联合国框架下设立专门的轨道交通管理机构，要求所有运营商按统一标准共享星历数据。其次，推动修订或废除沃尔夫修正案，至少在太空安全领域为中美合作开辟例外通道。再次，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太空交通规则，明确碰撞风险情况下各方的责任和义务。最后，建立中立的第三方验证机制，对近距离接近事件进行独立核查，避免各执一词的罗生门。

这些方案说来容易，落实起来却面临重重阻碍。但历史告诉我们，即便在冷战最紧张的年代，美苏两国仍然能够在太空领域开展合作，1975年的阿波罗-联盟号对接就是明证。当共同利益足够明确，政治分歧并非不可逾越。

结语

回到这起“200米之争”，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两颗卫星的轨道交会，更是两种叙事的碰撞。SpaceX试图将事件定性为中国航天的“失职”，但事实表明，这种指责在时间线上站不住脚，在精度上无法独立证实，在道德制高点上也因SpaceX自身的历史记录而显得苍白。

真正值得深思的问题不是“谁该为这次接近负责”，而是”我们如何避免下一次更危险的接近”。太空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它不应成为任何一方的禁脔，更不应因为地缘政治的对抗而变成布满碎片的荒原。如果说这起事件能带来什么积极影响，那就是再次敲响警钟：在星辰大海的征途上，合作不是选项，而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中科宇航说得对，这需要重新建立合作关系。但这种合作不能建立在一方制定规则、另一方被动服从的基础上，而必须是平等、透明、互利的。SpaceX可以继续扩张它的星链帝国，但它也必须承认：当你拥有房间里三分之二的空间时，你对交通安全负有最大的责任——而不是最大的抱怨权。

在560公里的高空，没有国界，只有引力和轨道力学的铁律。人类花了六十余年才将一万多颗卫星送入太空，而让某些轨道变得不可用，可能只需要一次碰撞。这个赌注，任何国家、任何公司都输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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