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时代周报 作者:谢斯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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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xabay
meta(meta.NASDAQ)的一纸收购公告,在全球科技界激起千层浪,这也让外界开始注意到科技行业中“华科系”的力量。
12月30日,meta在官网宣布,收购人工智能智能体(AI Agent)应用Manus母公司蝴蝶效应,以加快在其平台上整合先进人工智能技术的进程。此次交易的具体细节尚未公开。据晚点报道,这场交易的对价将高达数十亿美元,成为meta成立以来第三大收购,仅次于WhatsApp和Scale AI。
如此巨大的收购金额,让市场不禁对这家企业的背景感到好奇。蝴蝶效应成立于2022年,其发布的首款产品是浏览器AI插件Monica。该插件可提供大模型驱动的聊天、搜索、阅读、写作、翻译等功能,但上线初期并未收获市场的大量关注。
直到今年3月,蝴蝶效应发布了Manus,这款能够调度各类工具、解决复杂问题的AI Agent产品一经上线,便引发海内外广泛关注与讨论,其邀请码一度在闲鱼上被炒至5万元。就连meta创始人、CEO马克·扎克伯格都成为了Manus的忠实用户。
真格基金合伙人、蝴蝶效应天使投资人刘元撰文指出,Manus的团队虽然不进行模型训练,却率先意识到,对用户的深刻理解与卓越的产品工程能力,才是这个时代的稀缺能力。这些能力或许常不被视为“核心技术”,却是一家公司和一款产品走向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这种以工程化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或许与其创始团队的母校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蝴蝶效应创始人肖弘和早期合伙人均来自华中科技大学,这所位于武汉的工科强校,素来以严谨求真、低调务实的校风为外界所知。
而这也成为了“华科系”创业军团的一个鲜明侧写,他们很少追逐喧嚣的风口,而是将解决复杂问题的系统性能力,应用于各自的赛道,以此创造独属于自己的故事。
“华科系”崛起
在科技圈,华科校友的聚集度之高,往往超乎外界想象。如果说肖弘是AI时代的华科新锐,那么在他身后,已经有一支由“师兄”们组成的硬核军团,在过去数十年间完成了对中国乃至全球科技产业的深度渗透。
比如,在去年引发全球轰动的首款国产3A大作《黑神话:悟空》背后,其制作人、游戏科学创始人冯骥同样是一位华科校友。他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生命学院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大学时曾跟随导师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工作过一段时间。
但原本打算考研的冯骥,在2004年5月遇到暴雪游戏旗下的《魔兽世界》公测,因爱玩游戏,他果断放弃考研,加入了游戏行业。冯骥从一家小游戏公司的策划做起,2008年加入腾讯,成为《斗战神》项目的主策划,2014年离开腾讯创业。
在打造《黑神话:悟空》的过程中,冯骥对游戏工业化流程展现出极强的控制能力。这使得团队在人手不过百余人的情况下,得以完成体量如此庞大的项目。这与肖弘对Manus功能、体验的细致打磨如出一辙。
又比如扫地机器人四小龙中的云鲸智能,其创始人张峻彬2012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同样展现出极其细致的工程打磨能力。2016年创业后,张峻彬带领团队潜心打磨产品,一干就是三年,率先攻克了扫地机器人“自动洗拖布”的难题,并一举成为扫地机器人行业的黑马,发展持续壮大。目前,云鲸智能已正式启动Pre-IPO轮融资,开启上市前最后冲刺。
在机器人领域,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的校友还有服务机器人企业擎朗智能创始人李通,乐动机器人创始人周伟,后者已经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
放眼安防赛道,海康威视(002415.SZ)的创始团队中,陈宗年、胡扬忠等核心力量均出自华中科技大学。公司早期投资人、被称为“中国最牛天使投资人”的龚虹嘉亦是华科1982级校友。
而在科技行业的高管团队之中,华科系校友的深度更是惊人。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案例当属“微信之父”张小龙。从开发Foxmail起步,到后来执掌微信,他始终隐于代码背后,让产品本身说话,这无疑是华科低调务实作风的体现。此外,华为轮值董事长孟晚舟、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周云杰也都有着华科背景。
工程师红利
从张小龙、孟晚舟、周云杰,到如今的肖弘、冯骥,华科校友在产业界的角色演变,折射出中国科技竞争范式的变迁。
在早期的信息化与工业化浪潮中,他们更多依靠资深专业素养,在大型企业内部担任“中流砥柱”。然而,随着人工智能、硬科技等新兴领域的爆发,越来越多的年轻校友选择跳出大型平台,直接站在创新的一线,将技术积累转化为独立的产品生命力。
天使投资人、资深人工智能专家郭涛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表示,这一转变的背后,是全球科技竞争进入看重“效能”与“落地能力”的白热化阶段。
“早些年,市场更偏爱能够描绘宏大叙事、擅长资本运作的项目。但在当下,无论是AI Agent还是硬核制造,最终的胜负手在于谁能把高深的技术沉淀为高效的工具。”郭涛表示。在此背景下,华科校友那种技术扎实、作风务实、擅长解决实际问题的特质,其“比较优势”正日益凸显。
“这般务实的作风,再加上深厚的工科底蕴,造就了华科系创业者技术驱动、低调深耕的特质。这使得他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新时代创新创业的佼佼者。”郭涛总结道。
而这正是“工程师红利”最核心的表现形式——即通过高素质的技术人才群体,将前沿科技实现规模化、高效能的产业落地。
类似的故事在科技界并不鲜见。正如“大疆系”创业者的崛起,这家成立于2006年的科技企业,凭借对技术与产品“臻于完美”的追求,已然成为了全球无人机行业的定义者。
而大量从大疆走出的创业者,开始将这套成熟的方法论向其他行业复制,并引发创投机构的疯抢。据《财经》杂志报道,大疆一些业务负责人,只要确定离职创业,还没确定具体方向,就能立刻拿到2000万元的融资。
资本押注的,是这群创业者从技术到产品的扎实工程能力,这与“华科系”的崛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强调效率与落地的时代,这种务实、低调的特质正变得日益重要。肖弘与Manus的故事,只是这股浪潮的一个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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