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空经济、芯片、人工智能、大飞机……这些关键词，既勾勒出中国新兴产业的蓬勃轮廓，也标志着我国自主创新的攻坚方向。实践一再揭示：制度设计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存在着深刻而紧密的联系。

然而，制度创新仍面临一系列深层问题：其核心价值应如何定位？在科研与产业转化过程中，哪些制度性痛点最为突出？何种机制能真正推动科研成果走向市场？与海外创新体系相比，中国又有哪些可借鉴与提升的方向？

在观察者网“2026答案秀·思想者春晚”活动中，上海通用航空协会专家委员会主任任和、某芯片研究机构首席科学家戴瑾与中泰证券联席所长王芳就此展开圆桌讨论，从一线实践出发，探讨制度如何更有效地赋能新质生产力。

王芳：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中泰证券研究所联席所长兼电子行业首席分析师王芳。今天非常荣幸能够主持这场论坛，与大家共同探讨“制度创新如何为新质生产力解绑与导航”。这个话题听起来或许有些宏大，但其实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因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关乎技术，制度的保障也至关重要。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任院士和戴首席。两位都是在实业一线深耕多年，相信对于制度的价值与痛点都能为我们带来深入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聊聊：制度究竟如何能让创新跑得更快、更稳。

第一个问题想请两位嘉宾共同探讨。请结合各自的一线经验，谈谈在你们所在的领域中，制度创新最能发挥的价值是什么？它更像是在“松绑”，还是在“导航”？我们先请任院士分享。

任和：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刚才我和大家分享了低空经济相关的内容。影响我国低空经济，或者说通用航空，使其迟迟“飞不起来”的最大问题，实际上就在于政策开放度不足。

首要问题是空域管理。过去，如果要进行一次飞行，必须提前两周报备，所有空域都归空军管制。如今国家已出台《空域管制分类法》，并于2025年1月1日正式实施，明确了禁飞区、限飞区和试飞区等分类。这正是通过制度改革，从制度层面厘清了哪些区域不能飞、哪些需要报备飞行。

如果再往深处看，我们头顶上的这片天空到底属于谁？老百姓通常只有“领空”这个概念，但它究竟归国家所有、集体所有，还是个人所有？不像土地，有清晰的物权法界定哪些是国有、哪些是集体所有。

空域方面，至少我还没有见到类似的规定——也可能是我孤陋寡闻。我曾咨询过，但仍不清楚：我头顶上的天空，是属于国家、属于生产队，还是属于上海市？它不像海洋，有领海、公海之分；我们目前只有“领空”或“航空比邻区”这样的概念。所以说，如果空域不开放，天空就永远无法真正“飞”起来。这正是通过政策释放红利，来推动经济发展的体现。

低空经济概念图

王芳：感谢任院士的分享。我们也想请戴首席分享一下，在您所处的领域，制度主要发挥了怎样的价值？是更像“导航”还是“解绑”？

戴瑾：导航和解绑都很重要。就我们目前的情况而言，可能“解绑”更为关键一些。我以基础科研领域为例。现在大家常谈“0到1”的创新，我们过去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差，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制度设计。

我和一线科研人员交流时，他们普遍对“写本子”（申请课题）这件事颇有抱怨。他们的工作压力很大，往往是有国家项目或课题指南发布了，就得赶紧去写申请、抢课题，因为只有拿到经费才能在科研单位立足，大家的精力很大部分都耗在了这些事情上。

然而，这种制度显然不是为“0到1”的创新设计的。因为真正的“0到1”创新是没有现成题目的。现有的题目大多是由专家设想出来的——专家也无非是看国外在做什么，就设个题；或者某个题目他觉得已有答案，也设个题，甚至可能让自己的团队去争取，这些都是“有题有答案”的模式。

但“0到1”的创新是别人没想到，而你自己想到的，所以不可能由别人来出题。我所在的单位是一个新型研发机构，这里就没有这种“出题”模式。国家给予经费，只规定一个大方向，要求我们在某个领域进行研究，但具体做什么课题、甚至发多少论文，都没有硬性要求。

于是，我们自己去了解企业需要什么，观察国外同行在做什么，然后决定是跟进还是另辟蹊径超越他们。因此，我们现在这个研究机构反而能进行许多原始创新。

王芳：感谢戴首席的分享。从任院士和戴首席的分享中，我们能看到制度创新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价值。但在科研推进和产业落地的过程中，制度也存在一些痛点。想请教两位，目前遇到的主要制度性痛点有哪些？比如是流程效率、资源配置，还是人才激励与评价机制？我们先请任院士回答。

任和：问题的答案其实你刚才已经提到了。制度在很多领域，尤其是原始创新方面，确实需要进一步“松绑”。管得少，活力才能迸发；管得多了，自由的思想和原创性就会被限制。在创新上，先不要给大家太多条条框框，让大家自由探索一段时间，“让子弹飞一会”。

此外，人才评价体系也限制了许多人才。无论在高校还是科研院所，评价标准往往是发了多少论文、在什么级别的期刊发表、拿了多少奖项，然后才能获得相应的“帽子”，有了“帽子”才有相应的待遇等等。

这也就引出一个常被讨论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国家难出诺贝尔奖获得者？原因之一就是这些限制。我记得有一本字典对“科学家”的定义，它是这么说的：科学家就是那样一群人，用纳税人的钱来满足个人兴趣，或许其成果对人类有益。

如果按照这个定义来看——我们暂不讨论其是否准确——它暗示科学家是在用纳税人的钱满足个人兴趣。假如我们的制度允许用纳税人的钱，去支持这种基于“个人兴趣”的探索，允许试错，无论最终是有意还是无意地产出成果，那么很多原创就可能涌现。如果框定必须出成果、必须获奖才算科学家，那这样的科学家恐怕可以用工厂来批量生产了。

王芳：任院士，我想再追问一个问题。您刚刚提到了很多问题，如果要说其中最大的制度性障碍，您认为是哪一项？

任和：最大的制度性障碍？这个问题说来话长，其中既有个人观点，也有普遍共识。就我个人而言，最关键的是必须让科研资源分配更加公平化，不要垄断在少数人手里。要让所有具备原创能力、有志于从事原创工作的人，都能有机会获取资源。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不要急功近利。允许一些人去探索，即使其成果未必立竿见影，他们也同样是科学家。

王芳：感谢任院士的分享。那么我们也想请戴首席分享一下，对于刚才的两个问题：您认为存在哪些制度性痛点？以及如果进行调整优化，哪些方向是可以最先着手的？

戴瑾：我认为一个制度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其利益导向。制度如何设计，就会如何塑造体系中所有人的行为。而我们当前的科研制度在利益导向上确实存在问题。

以高校为例，业绩考核主要看拿到了多少课题、发表了多高水平的论文。那么所有人自然就会以此为目标去努力。

这样一来，想做真正的原创就非常难——因为你要争取课题，往往就得按现有的题目和思路走；你要发论文，也得权衡风险：跟着别人的方向走更容易出成果，自己另辟一套新东西，可能摸索好几年都一无所获。年轻的科研人员即使有才华，也不得不进行这种现实权衡，于是很多真正开创性的工作就没人去做。

再从整个科技行业来看，国家一直头疼的另一个问题是科研成果的产品化和落地。这方面最近虽然有所改进，但过去的症结很明显：中国的研发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两头脱节”的。一头是企业，除了极少数巨头，绝大多数企业首要考虑的是生存问题，关注的是明年就能上市的产品，很难投入资源去做有深度的前瞻研究。

另一头是国家通过举国体制支持的众多科研机构，它们没有生存压力，可以做研究，但其制度设计导致成果往往企业用不上——因为评价标准是：是否完成了国家课题、是否达成了论文或指标要求。课题验收了，指标达到了，业绩就有了。至于成果能不能用、能不能变成产品，是另一回事。

回想十几年前，国家在芯片等领域投入了大量资金，很多项目完成后就束之高阁，没有产生实际效用。这背后的根本原因，依然是利益导向的设计问题。

我认为，国家目前在推动的所有改革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鼓励科研人员带着成果去创业。创业虽然艰苦，但成功后能带来巨大的利益回报，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动力。一旦决定创业，科研人员的目标就不再仅仅是发表一篇论文，而必须思考自己的技术有没有用、有没有市场。他会像养育孩子一样，把成果从实验室阶段一直培育到能够市场化。这个过程中需要完成大量后续工作，科研人员也会主动去学习这些新知识。

我相信您作为投资者也看到了，如今科研人员带着项目出来创业、进行成果孵化的情况已经越来越多。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变化。

数据海关总署

任和：对，我想接着戴老师的话再说几句，确实感慨很深。我们国家不仅存在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的问题，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对于科学、技术、设计与工程这四个领域，没有真正搞清楚它们各自是做什么的。

科学实际上是解决发现规律的问题，是解决“有和无”的问题，是发现“存在”。我们常常听说谁拿了“科学发明一等奖”，我觉得这有点好笑——科学没有发明，只有发现；发明是属于技术的。

技术解决什么问题？是方法和途径，解决“行不行”的问题。做一件事，没有技术是不行的。科学解决的是“真不真”的问题。

设计解决什么问题？是顶层定义，解决“美不美”“是不是”的问题，也就是适合不适合、能否满足客户需求的问题。

工程解决什么问题？是解决“成不成”的问题。有了科学、技术、设计之后，工程还需要资源，需要时间、人力、进度和设备。

所以，很多人总说“我们是搞理工科的”“我是搞科学的”“我是搞技术的”，但到底你是搞什么的？设计其实是可以不依赖于科技进步的一种独立的生产力，它可以独立形成新的生产力。因此，并不是所有的技术进步或产品创新都依赖于科技创新。

把四个领域搞清楚之后，我们才会更清楚自己未来该在哪个领域发力，该制定什么样的政策，如何分别鼓励科学研究、工程技术以及设计创新。如果政策连这四个概念都没厘清——“真不真”“成不成”“行不行”“是不是”“美不美”的问题都没搞清楚，那么我们的所有政策都可能模糊不清。

就像法律解决公平正义，道德解决行为规范，宗教关怀心灵养护一样，人类总是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必须清楚自己面对的是什么样的问题。现实中，常常出现让搞科学的人非得去做技术转化的情况，但科学怎么去做技术转化呢？从根上这就错了。科学的任务是发现规律，然后把这个规律应用到技术中去，形成新的工具，进而产生新的产品。

王芳：感谢任院士和戴首席的分享，刚才的探讨非常热烈。这也正好引出了我下一个问题：我们说制度保障创新，但最终是要实践落地的。在实践落地过程中，其实有很多方面需要平衡。因此，想请教两位：我们应该如何把握鼓励探索和控制风险之间的平衡？什么样的机制能让科研人员既敢于探索，又能避免无序试错？我们先请任院士分享。

任和：关于风险，要看是哪种风险。如果是进行科学探索，该冒的风险就得冒；但如果是做工程，风险绝对要控制。我是从事大飞机相关工作的，在大型项目中，新技术、新工具、新方法的使用绝不能超过13%，必须严格控制在13%以内。在重大工程中不能过度使用未经充分验证的创新内容，如果超过30%，项目失败的可能性就非常大。所以说，控制风险首先要看是在哪个层面。

当然，金融有金融风险，社会、政治等各方面也各有风险。但就我刚才谈到的设计、工程、科学、技术这几个层面来说，我们该如何控制风险？哪些需要控制，哪些不需要？在科学探索上，风险其实有限，至多是失败。科学是允许失败的，因为它探究的是自然规律存在与否、真伪对错的问题。我认为在科学领域并没有太大的风险，只要科研人员有兴趣，国家能够提供资源支持，风险相对较小。

但技术、设计和工程则存在风险，它们可能对社会带来较大影响甚至灾难。当科学规律被发现后，通过技术进行应用——就像相对论催生了核物理，核物理若用于核能则有利，若用于原子弹则可能造成社会灾难。这是从科学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再成为工程问题的过程。这其中就存在风险的转化。这是我的理解。

核电站网络图片

王芳：感谢任老师的分享。也就是说，在科学落地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明确它是处于技术阶段还是工程阶段，再据此判断风险究竟来自哪里。我们再请戴首席分享一下您的看法。

戴瑾：任老师这边是做产品的，而我的单位是做基础研究的，因此我们对风险的容纳和承受能力更强一些。我们给自己的定位是“路径探索”。过去中国很少提这个概念，更多的是提“弯道超车”——但那还是在别人开辟的弯道上追赶，仍然是跟随别人的路径。而路径探索本身就要接受可能失败的结果，要承担一定的失败成本。所以中国过去不愿轻易尝试，因为这条路能否走通，本身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问题。

以前如果你有一个新想法，投资者往往会问：“美国人做了吗？没做？那算了，不做了。”现在，我们开始走自己的路，就要允许失败。首先，要鼓励新想法，但风险也需要控制，毕竟一旦变成一个大项目，会投入不少资金和许多人的时间，因此必须经过论证。这中间需要一个把控的过程。

就像苹果公司，它以创新闻名，但乔布斯在其中的角色并不是提出新想法，而是负责把不好的想法淘汰掉——他是负责“干掉想法”的人。所以每个机构都需要有一些专家来把控路线，判断某条路是否走得通。

在我们单位，年轻人有很多想法，我在专家委员会中就会告诉他们：“这个想法不对”，或者“这个想法虽然好，但存在另一个问题，可能得不偿失”。我的角色就是这样。我自己的想法也会拿出来请领导论证，如果被认为不可行，就继续改进，直到可行再正式立项，争取企业、领导和国家的资源支持。因此，必须有一个论证和把关的过程。

王芳：明白。这个把关的过程也是由行业内非常有经验的专家、首席科学家等组成论证组来完成的吧？

戴瑾：对，任何一条路径探索都必须经过论证，而且是多次论证。

王芳：是的，这样可以避免无序的试错，感谢戴首席的分享。

接下来这个问题想特别向任院士请教。您过去参与的项目都非常复杂，涉及工程与高端装备等领域，并且需要跨部门协作与流程管理，通常链条长、参与方多、标准高。请问在这样的过程中，您认为最影响效率的制度是什么？同时，与海外相比，我们有哪些可以借鉴的地方？

任和：这个问题涉及大型工程项目的执行。我们始终要以项目的成功为最终目标。过程中，首先要在前期规划好每一个环节；其次，对每一个关键节点都要进行严格把控。一个项目可能涉及成千上万，甚至十几万、二十几万人，是一个全球化的项目。

因此，必须清晰定义每个阶段的节点与流程。我们通过多种分解结构——目标分解结构、工作分解结构、费用分解结构、产品分解结构，来严格控制项目进程。只有每个点都到位，大型项目才能真正落实到位。

但即便是像波音787这样约500亿美元的项目，也推迟了三年多。我国也有一些大项目，原定计划未能按时完成，往往拖延两年、三年，甚至四五年，有的七八年都完不成。这说明在流程、质量、国家标准以及法律法规的各项要求下，我们仍需对项目进行优化，做好系统规划。重点还是在于流程管理、过程管理和项目管理必须严格到位，当然也包括风险管理。

王芳：任老师，您所在的行业以及您本人在海外都有丰富经验。希望您就刚才的问题再展开对比一下：与海外体系相比，我们有哪些可以借鉴之处？

任和：举个例子，比如空中客车的A380项目。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最优秀的飞机之一，技术最先进、产品最成熟，最多可搭载850人。但为什么现在停产了？只生产了260多架就全面停产、退出市场？主要原因在于市场定位不准。正如我刚才在低空经济演讲中提到的，真正的商业项目绝不能由科学家和工程师主导、演变为技术竞赛，而必须以市场为导向，以商业成功为根本来研发项目。

科学家可以为了个人兴趣去探索新规律、新真理，这没有问题。但做项目如果偏离商业成功，漫无边际地推进，注定会失败。A380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国研制大飞机的历程大家也知道，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经历三起三落——运-7、MPC-75、AE-100、运-10、MD-82、MD-90，再到ARJ21，直至C919，才逐步走向以商业成功为目标、以成熟度为标准，追求更安全、更环保、更经济的设计道路。

2023年5月28日在上海虹桥机场停机坪拍摄的即将首航的C919飞机。新华社

我们坚持自主设计、全球合作，走国际化路线，采用国际标准，确保项目的商业成功与市场成功。单纯追求技术先进，是一条完全错误的路。这是我们必须借鉴的：任何从事工程研发和商业项目的人，都必须先看清商业闭环在哪里，再谈技术。如果技术不能得到很好应用，那它只是停留在那里的工具、途径或方法。

王芳：感谢任老师的分享，您非常详细地为我们阐释了科研成果转化到商业项目背后复杂的流程与体系。接下来我们想请教戴首席，您长期参与创新平台建设和科研成果转化，在您看来，哪些机制最能有效推动科研成果走向市场？与海外平台相比，我们有哪些可以提升的空间或值得借鉴的方向？

戴瑾：这个问题需要多想一想。如果说与海外平台的差距，我们主要差在产业合作上。这个说法可能听起来有些意外，因为我们常提“举国体制”，似乎全国一盘棋，但实际上我们的产业合作反而比较薄弱。

以芯片技术为例，国家的决策当然很重要——比如日本80年代通过VLSI合作计划，整体提升了半导体产业，所有公司共同投资同一家研发机构，成果共享；美国后来也推行了类似的Sematech模式，企业共同投资一项研发，最终共享成果。但这在中国很难做好。

为什么中国会有“内卷”这个词？因为中国企业的成功模式，往往是在国内市场上击败所有竞争对手，以此锻炼出强大的能力、占据足够大的市场份额，再走向世界。因此中国企业的对手常常是自己人。而日本企业不同，由于本土市场小，它们从一开始就必须携手开拓海外市场，能够团结对外。中国企业则更倾向于相互竞争，合作非常有限。

在当前环境下，国家无法直接管理企业，而一些国家资助的重大项目（例如光刻机研发），往往吸引众多研发机构和团队竞相申请经费，大家都依赖课题经费生存，最终资源分散，谁都难以做成。所以中国在芯片行业恰恰面临这样的现状：举国体制未能完全奏效，行业协作也不够顺畅。

我们研究单位希望借鉴欧洲IMEC这样的海外平台——它由全球多家芯片公司共同投资，聚焦共性技术研发，成果开放共享。我们想做成那样，但确实面临困难：资源有限，且企业与某家合作后，往往难以再与其他企业开展同类协作。这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以上是从研发机构平台角度谈的。再看技术平台：中国手机行业如今在全球很有竞争力，但我们靠什么平台起来的？是靠安卓。安卓是美国谷歌提供的公共平台。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哪个中国企业能够打造出一个被行业广泛采用的公共平台。

王芳：好的，感谢任院士和戴首席的分享。时间过得很快，本次圆桌讨论即将结束。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从一线实践出发，让我们看到制度创新并非抽象的概念，最终要服务于技术突破、产业推进与人才成长。希望未来还有机会向两位请教，也期待今天的讨论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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