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4日，一架从柏林起飞的专机载着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和约三十位德国顶级企业掌门人，向东飞越了八千多公里。

对默茨而言，这是他去年5月就任总理以来首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对德国经济界而言，这更像是一次带着急迫感的集体“问诊”——曾经的欧洲经济火车头，急需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里寻找重新启动的钥匙。拜尔制药、大众汽车、西门子、阿迪达斯、奔驰、宝马、汉高、DHL、德国商业银行……这份随行名单读起来几乎就是半部德国工业史。

据德国本土媒体披露，有意向随行的商界高管人数远远超过了最终成行的三十人。当一个国家最有权势的企业家们争相要求陪同总理出访某一个国家时，那个国家对这个经济体的意义，已经不需要任何经济学家来论证了。

一语成谶的“欧洲病人”

要理解默茨这趟东方之行的分量，必须先看清他身后那个正在失速的德国。过去两年多，这个欧洲最大的经济体经历了二战以来罕见的连续衰退。

2023年GDP萎缩0.3%，2024年再降0.2%，成为七国集团中唯一连续两年负增长的经济体。五大经济研究机构联合预测2025年经济增速仅为0.2%——这已经不是“车头减速”，而更像是“引擎熄火”。

过去五年里德国GDP几乎原地踏步，但同期欧元区其他国家增长了约6%，美国增长了12%。制造业增加值持续下滑，工业产出至今仍低于疫情前约百分之十的水平。企业破产潮汹涌而来，德国信用评级机构预测破产企业数量可能逼近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历史峰值。仅汽车产业在2024年宣布的裁员计划就超过七万人，大众一家就打算在2030年前裁掉三万五千个岗位，大众还曾在德累斯顿和茨维考两家电动车工厂暂停生产，原因是电动车销量停滞、库存积压达十万辆。2025年，德国工业领域又裁员超过十二万人。《经济学人》杂志2023给德国贴上的“欧洲病人”标签（如下图），如今像一个不祥的预言般卷土重来。

德国经济的病灶是结构性的，而非简单的周期波动。这个以制造业立国的国家，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高达百分之十九，是法英两国的两倍。俄乌冲突切断了来自俄罗斯的廉价天然气，能源密集型产业首当其冲，化工巨头巴斯夫缩减本土产能，西门子推迟了设备更新计划。德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达到东欧邻国的两倍以上，竞争力被一点点蚕食。德国工商总会的调查显示，接近百分之四十的工业企业正在考虑将生产线迁往海外，在能源密集型行业中这一比例甚至高达百分之四十五。而在人工智能这个决定未来竞争力的关键战场上，德国的表现更令人忧虑——2023年全球五万四千项AI专利中，中国占了三万八千项，美国六千多项，德国仅有七百零八项，排名全球第七。英国《金融时报》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以德国的方式打败了德国——用更高效的制造、更快速的创新和更低廉的成本。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市场对德国的意义从未如此突出。德国联邦统计局2月20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以2518亿欧元的双边贸易总额重新超越美国，再次成为德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而德美贸易额却因关税争端下降了百分之五，降至2405亿欧元。德国从中国进口商品总值约1706亿欧元，比上年增长近百分之九，其中电气设备进口增长百分之十五，数据处理和电子光学产品进口高达509亿欧元。这些数据的潜台词很清楚：中国不仅是德国产品的买家，更是德国产业链不可或缺的供应方。

德国三大车企的财报更为直白：大众在华交付量同比减少百分之七，营业利润暴跌近四成；宝马中国销量下滑超过百分之十七，净利润缩水逾四分之一；奔驰在华净利润缩水超过四成。中国本土品牌尤其是比亚迪的崛起让德系车企市场份额不断被压缩，中国市场上本土品牌份额已接近七成，德国品牌仅剩百分之十五左右。但反过来看，离开中国市场，德国汽车工业将面临更惨烈的局面。宝马CEO齐普策在默茨出发前公开表态，称忽视中国市场的人“正在错失巨大的机遇”。

2021-2025中德、德美贸易额趋势对比（@心智观察所制图，综合德国联邦统计局以及海关总署最新统计数据）

默茨选择2月下旬这个时间窗口访华，背后有着多重战略考量。他刚在基民盟党代会上连任党主席，国内政治地位稳固。访华之前他刚完成对印度的访问，这种“先印后华”的外交排序展现了德国多元布局的战略自主性。但更深层的驱动力来自大西洋对岸——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大棒正四处挥舞，德国对美出口额在2025年下降超过百分之九，汽车及零部件出口暴跌近百分之十八。默茨在基民盟活动上明确表态：“如果美国人认为要以关税来对全球施加影响力，那是他们的选择，但那不是我们的政策。”

德国工商总会外贸主管特赖尔的话更加直白：“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复无常的行为，中国目前比美国更可预测。”他还具体列举了环境技术、医疗技术和循环经济等可与中国加强合作的领域，并强调非公开会谈比“扩音器外交”更有希望取得成果。事实上，默茨并非唯一做出这一选择的西方领导人——加拿大总理卡尼、英国首相斯塔默近期都相继访问了北京。

德国《明镜》周刊将这种趋势描述为各国纷纷“加入开放对话之友俱乐部”。驱动这些领导人东行的深层动力，与其说是中国的吸引力增强了，不如说是美国的可靠性下降了。

为何是宇树科技？

在默茨此行的所有行程安排中，最出人意料也最耐人寻味的，莫过于他选择在杭州拜访宇树科技。一位德国总理，千里迢迢飞到杭州，走进一家成立仅十年的中国机器人创业公司——这个画面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强烈的象征。

宇树科技由创始人王兴兴在硕士毕业后一手创办，起步于杭州的一间小办公室。当年他研究的问题很直接：波士顿动力的机器狗造价数十万美元，能不能用纯电驱动替代昂贵的液压方案，把成本降到普通人买得起的水平？十年后答案已经写在数据里——宇树的四足机器人占据了全球近七成的市场份额，其机器狗售价不到一万元人民币，仅为波士顿动力同类产品的五十分之一。2024年公司营收突破十亿元并连续五年盈利，2025年人形机器人出货四千二百台位列全球第二，估值已超过一百三十亿元，正冲刺科创板“A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

从四足机器狗到全尺寸人形机器人H1、G1、R1，宇树的产品线已覆盖消费级和工业级两个市场，它甚至发布了人形机器人领域首个App Store，允许开发者上传和下载动作模型，试图构建类似智能手机时代的应用生态。更引人注目的是，它的机器人三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亮相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甚至出现在美国超级碗赛前表演中，全球影响力远超一家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创业公司。

宇树机器人在马年央视春晚中表演“武BOT”，机器人演示了翻筋斗、舞棍、跑跳空翻、舞剑等武术高难度特技动作。（央视截屏）

默茨如果走进宇树科技的车间，看到的绝不仅仅是几台会翻跟头的机器人。宇树的成长轨迹，精确地浓缩了让德国制造业深感不安的那个故事：一家中国企业用极致的垂直整合与成本控制能力，在一个德国人曾认为自己有天然优势的高端制造领域实现了“降维打击”。更深层的冲击在于，宇树代表的不是低端复制，而是“中国方案”对技术路线本身的重新定义——当德国工程师还在优化精密液压系统时，中国工程师已经换了一条赛道，用电驱动方案实现了同样甚至更好的性能，而且成本只有对手的零头。

在人形机器人被视为人工智能最重要的物理载体、各国争相布局“具身智能”赛道的当下，宇树的领先身位更显意味深长。对默茨来说，走进这家企业就是走进一个认知的冲击波——它迫使他正视一个事实：中国的科技创新已不再是追赶者的姿态，在某些前沿领域，中国企业正在定义游戏规则。而德国引以为傲的“工业4.0”战略喊了十年，在具身智能这个最热门的赛道上，却拿不出一家能与宇树抗衡的本土企业。这种反差，或许比任何贸易数据都更让一位以价值观至上著称的德国总理感到震动。

将宇树科技与此行其他拜访对象放在一起看，行程设计的深层逻辑浑然一体。参观梅赛德斯-奔驰在华业务，看到的是数十年中德经济互补的活样本，也是德国车企对中国市场深度依赖的缩影；拜访西门子能源的杭州业务，暗合两国在绿色转型领域的天然合作空间；而走进宇树科技，则是面向未来——它回答的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在AI与先进制造深度融合的下一个十年，中国将扮演什么角色？德国又该如何与这样一个既是竞争者又是合作伙伴的中国相处？正如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崔洪建所言，杭州的行程“颇具深意”，让默茨深入企业、走访地方，全面了解中国的发展经验与科技实力，形成更客观全面的对华认知。

结语 “八千公里”的务实

默茨此行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友好之旅。德国媒体早已披露，他“从未如此精心准备过一次出访”。德国外交部要求他对华采取更强硬立场，经济部长则警告不要这样做。他为此在出发前的周二晚间邀请一小批中国问题专家到总理府共进晚餐，讨论至深夜。德国商业亚太委员会也恰在此时发布报告，警告中国的竞争压力已构成“系统性风险”。这种内部拉扯，生动体现了柏林对华政策长期以来的两难：经济上离不开中国，政治上又不愿完全靠近。

与此同时，德国经济研究所的数据却透露出一个被公开讨论掩盖的事实：2025年德国企业在华投资达到四年来最高水平，前十一个月超过七十亿欧元，较前两年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五。德国资本正在用脚投票，选择加码中国而非撤离。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非但没有将德国企业从中国拉走，反而产生了反向推力：既然美国市场充满不确定性，那就在中国寻求更大的确定性。这种“去美国化”的资本流向，恐怕是华盛顿最不愿看到的副作用。

默茨在基民盟党代会上说过一句值得反复咀嚼的话：“当今的外交政策同样也是对外经济政策，而对外经济政策是我们经济政策的核心组成部分。”这句话撕去了外交的华丽包装，露出最朴素的逻辑——在一个经济持续低迷、制造业节节败退、十二万工业岗位刚刚消失的国家，外交的首要使命就是为经济续命。

当他在杭州的宇树科技车间里，看着中国工程师造出的机器人以不到竞争对手百分之二的成本完成同样的高难度动作时，他或许会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意识到：这个世界正在被重新定义，而柏林需要北京，或许比它愿意承认的还要多一些。他能从北京和杭州带回什么，不仅关乎中德关系的走向，也将深刻影响欧洲在这个变动时代中的站位与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