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丘秋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一个时代远去。

9月9日，消息传来，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于2026年9月8日安详辞世，享年89岁。

这是一个有符号意义的名字。作为1997年香港回归后第一位特首，他是“一国两制”在港落地的首位执行者。

人们习惯了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谈论他，却常常忽略了褪去政坛光环后，他其实是一个将一生与惊涛骇浪紧紧缠绕的中国老一代实业家。踏入政坛之前，他是“世界七大船王之一”董浩云的长子，在商海摸爬滚打几十年，把一家濒临破产的跨国航运巨头拉回正轨。

在特首任上，他被媒体评价为“世界上最刻苦的官员之一”。他有个近乎苦行僧般的“7-11”工作节奏：每天早上7点上班，深夜11点下班。香港遭遇经济困境时，这个节奏甚至延长到了“4-11”。

务实、自律、长远眼光、家国情怀，这些刻在老一辈中国实业家骨子里的底色，构成了他一生最真实的纹理。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

今天，我们沿着董老走过的路，重新认识这位大时代下的实业家与摆渡人。

“船王二代”的商海历练：

刻苦的实业家底色

踏上政坛之前，董建华在航运业里摸爬滚打了近三十年。

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曾是上海从事海运的富商，一手创立航运“王国”东方海外，在国际航运界占有重要地位。作为长子，董建华从出生起就被按照接班人的标准严格培养。

1947年，10岁的董建华随家人移居香港。父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送进寄宿学校。据悉，董建华兄妹5个，除他以外，都在香港的贵族学校读书。而父亲此举，就是为了让他学好中文并且磨炼他的意志。

董建华(前排右二)儿时全家福

彼时董建华一句广东话也不会说，同学们也听不懂他的上海话，这让他学起来尤为吃力。好不容易在香港完成中学学业，1954年，17岁的他又被送去英国读书，然而那时，他也只会说“Yes”“No”和“How are you”。他硬着头皮跟同学交流，终于在20岁考入利物浦大学机械系。

他曾坦率讲述自己的求学生涯：“我读的大学不是好学校，成绩又大多是C。”

生活中，父亲也要求董建华过简朴的生活。彼时董浩云已成为拥有亿万资产的世界级船王，但儿子每月零花钱只有5英镑，有特殊用途再走书面申请。平时，董建华就和普通留学生一样，乘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往返于校园与住所之间，暑假还去餐厅和煤矿公司打工。

毕业后，董建华没有立即被安排回家族公司任职，而是被派去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做基层职员，一干就是四年。

至于原因，也是父亲的有意磨炼。

两人之间曾有过一段对话。父亲问：“你能明白我为什么要让你进通用吗？”董建华回答：“因为通用是全球最大的公司，其总裁创立的管理原则，也适用于我们国际型的航运企业。”

父亲点头，但觉得他理解不深：“我并不怀疑你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但我担心你的刻苦精神不够。你不要想到自己有依靠，你必须自己主动去找苦吃，磨炼自己的意志，接受生活的挑战。”

董建华(右)和父亲董浩云(左)

然而该来的还是要来。1982年董浩云病逝，庞大的航运帝国被交到了45岁的董建华手中。彼时正值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国际油价飙升，世界航运业衰退，东方海外因为巨额债务已经濒临破产边缘。

对董建华来说，接手这样一艘“漏水的大船”，需要的不仅是勇气，更是强悍的经营能力。他曾用四个字形容当时的情形：非常艰苦。

“董家破产，我的女儿在普林斯顿念书，夏天的时候她回来香港，我记得我同她说，学费可能会有问题，但是你放心，我总是会想办法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那时候我的心情是怎样的。”

董浩云曾拥有的“海上学府”号于七十年代在维港起火

沉重的债务压得董建华喘不过来气。幸运的是，后来董氏集团最大的债权银行汇丰银行决定为东方海外提供8亿港元备用信贷，已故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随后也注资1.2亿美元，令公司度过清盘危机。

董建华(右)和霍英东(左)

但注资只是续命，真正的重生要靠自己。

此后多年，董建华带领公司不断出售非核心业务及投资，集中货柜运输业务，一点一点“减磅”。1991年，东方海外八年来首次重新派发股息。1992年，公司全面恢复盈利，董建华赎回了控制权。

从濒临破产到重回正轨，他用了整整十年。

后来在董建华的带领下，东方海外的航线网络覆盖了亚洲、欧洲、北美、地中海、中东及澳洲等主要贸易区，在全球超过50个国家设立分支机构，重新跻身全球前十大集装箱航运公司之列。

东方海外当年是香港最大的航运企业

凤凰卫视曾问这段人生经历对董建华产生了什么影响？

他说：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放弃，摔了一跤，站起来再来过，最不行的就是不去尝试，不去试试看，还有一个最不行的就是说，有困难了，走了吧，算了，不行的，但是你假如坚持的话，目标要很清楚，成功有机会的。

正是这种近乎笨拙的执拗与韧性，支撑着他走出了家族的最深谷，也塑造了他日后面对惊涛骇浪时的底气。

临危受命的掌舵人：

打赢回归与金融风暴两场“硬仗”

作为“船王之子”，董建华令家族生意起死回生的经历在香港家喻户晓。那些年商海历练出的坚韧与务实，后来也被他带到了政治舞台上。

时间回到香港回归前夕。

彼时，末代港督彭定康推行了一系列政改方案，中英关系一度紧张。谁来当这个首任特首，不仅关系到香港能否平稳过渡，更关系到“一国两制”能否在实践层面真正落地。

中央需要一个既懂香港、又懂国家、还能让各方都放心的人。

八十年代的香港

有两件事，预示着他的命运正在走向那个位置。

第一件是1989年3月，“宇宙学府”号首航上海。这艘船是董浩云创办的“海上大学”，董建华亲自随船而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和市长朱镕基参加了欢迎仪式。

江泽民曾对他说，希望他有一天能回到家乡来投资。

此后，东方海外在内地的投资步伐明显加快。1992年，公司在上海开设了第一个办事处，短短两年多时间，其在内地的投资就上升到5亿多美元。与此同时，董建华的身影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

末代港督彭定康(左)和董建华(右)

第二件是1996年1月26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董建华位列5名港方副主任委员之一。

那天的会场里有一个细节，后来被反复提起。新闻直播着筹备委员会首次大会，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走进会场，在一百五十多名筹委中四顾张望，然后径直走向董建华，主动上前与他握手。

有媒体形容这一幕为“众里寻他”。

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左)1996年和董建华(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同年12月，董建华正式辞去东方海外董事局主席及行政总裁职务，参选香港首任行政长官，在400名推选委员会委员中以320票当选。

后来回忆起当时参选的决定，董建华坦言，自己考虑了很久：“我反复问自己，是否有信心、有能力参选并担任第一任行政长官？”最终，是使命感、责任感让他决定参选。

“我希望参选可以实现自己为香港、为国家做点事的愿望。”

董建华在400人推选委员会中压倒性当选

1997年7月1日，五星红旗飘扬在香港上空，董建华走马上任。

这一年他60岁。

在就职仪式上，他说了一段话：我们的信念如此坚定，不仅是因为这个构想出自一位爱国者和政治家的睿智和远见；不仅是因为这是一个伟大国家的庄严承诺；也不仅是由于香港同胞秉承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勤劳和特有的适应能力。

最重要的是，“一国两制”的事业，完全掌握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里。

香港回归交接仪式上董建华就职宣誓

带着两岸人民对未来的憧憬，董建华踏上了前无古人的“一国两制”实践旅程。

上任后，他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组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确保政权平稳过渡。

当时董建华做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决定：尽量保留原港英政府的高官。

他在采访中解释过这个选择的逻辑：“‘一国两制’要落实，要平稳过渡，要给香港的老百姓对这个政府有信心，我觉得最好的一个措施就是让所有的高官，一直掌握香港的运作的一批人，能够全部过渡”。

事实证明了这种务实做法的效果。他在短时间内就搭好了完整的政府架构，原公务员队伍平稳过渡，司法机关独立运作，终审法院顺利设立。他设立了行政会议制度，确保决策有章可循；推动立法会依法产生，让香港的法治秩序在回归后无缝衔接。

在当年年底，香港的法治指数和国际金融中心排名均未出现明显波动。

他曾坦言，香港特首责任重大，“一国两制”是不可以失败的事业。

2002年一次特区政府会议

第二件事，在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中，力挽狂澜击退国际炒家。

这是他任内最惊心动魄、也最具魄力的代表作。1998年，国际金融炒家恶意做空港币和股市，香港恒生指数从16000多点一路暴跌至6000多点，金融体系风雨飘摇。

面对这场危机，当时有两种声音：一种主张“不干预市场”，让市场自行调节；一种主张放手一搏。董建华果断拍板：动用近千亿港元财政储备直接入市干预，与国际炒家正面交锋。最终，香港成功击退国际炒家，捍卫了联系汇率制度与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亚洲金融风暴时恒生指数及期货市场一度泄逾1000点

这两件事，一件稳住制度，一件稳住经济。前者让香港在回归之初便有了运转有序的治理框架，后者让香港在全球金融风暴中守住了根基。

他曾在一场记者会上坦言：“如果我决定退下来，这是一个很容易做的决定。但如果要留下，是很艰难的，要有勇气、要有更大的付出。”

他没有抽身离去，而是选择站在风暴的最中心，稳稳托住香港的底盘。

正是这两场硬仗打下来，香港才有底气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一步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超越任期的“种树者”：

那些看得见十年的远见

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前特首梁振英评价董建华时，用了一个词：

高瞻远瞩。

从1997年到2005年，董建华当了八年特首。一国两制打下了两岸融合的基础，金融风暴守住了香港的当下。但一个实业家的本能告诉他：还要找到新的增长点。

一家企业是这样，一座城市也一样。

如果只盯着眼前的账本，不去想十年后、二十年后香港人靠什么吃饭，那今天守住的每一分钱，迟早还会再丢掉。

2002年董建华连任香港特首

1. 大型基建：一座新机场和一个物流枢纽

董建华任内最宏大的工程，是赤鱲角新机场。

这个项目在港英时期就已启动规划，但真正把它从图纸变成现实的，是董建华。1998年7月6日，新机场正式启用。他在启用仪式上说，新机场“体现了香港市民的创业精神，凝聚了香港人的智慧和努力”。

香港赤鱲角国际机场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新机场启用之初就因为货运能力不足，大量货物积压。项目无法推进，1998年7月13日，董建华向国务院港澳办发函，请求中央政府支援，希望借用深圳黄田机场（现宝安机场）。

这是香港特区政府成立后，第一次开口向中央请求支持。不到五天，中央就给出了回应，彼时这件事也被视作回归后两地协作向好的信号。

如今回头看，新机场不仅是一座建筑。

它奠定了香港作为全球顶级物流枢纽的地位，让香港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始终是全球货运吞吐量最高的机场之一。

2. 科技布局：数码港、中药港与一个被遗忘的远见

1998年，董建华在施政报告中明确提出，香港“要成为在发展及应用资讯科技方面的全球首要城市”。同一年，他提出了两个在当时看来近乎天方夜谭的计划：数码港和中药港。

数码港计划总投资140亿港元，意在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信息科技中心。中药港则是一个更大胆的构想，要把香港打造为“将中药研制成为健康食品及药物的国际中医药中心”。在那个互联网和中医药都还远未成为主流话题的年代，这些构想显得超前。

董建华重视科技发展，先后提出数码港、中药港计划。

上任伊始，董建华就聘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前校长田长霖担任香港科技创新委员会主席。田长霖是美国顶尖的华裔科学家，曾问鼎美国能源部长，又是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当时有人劝他接这个职位要慎重，他回答：“我一生得过不少奖，但来自自己国家的邀请，这比什么奖都重要，我愿意放下美国的事业，全力以赴。”

1998年9月，田长霖领导的委员会提交了第一份报告，建议成立一项50亿元的创新及科技基金，以及设立应用科技研究院。这些建议被董建华全部采纳，写入了1998年的施政报告。

与此同时，董建华推动成立香港科技园公司、开设香港创业板（亚洲版的纳斯达克）。他还力推公共服务电子化，启动电子政府的发展。

这些布局，在当时被很多人视为“不切实际”。但今天回头看，数码港成了香港科技产业的孵化器，创新科技基金资助了无数初创项目，香港科技园至今仍是香港创科的核心引擎。

3. 教育投资：从14%到接近50%

董建华曾说：“教育是香港最重要的长期投资。”

在任期间，他曾拨出大量额外资源深耕教育。香港适龄青年入读大学或专上学院的比例，由最初的约14%大幅提升至接近50%。他还推动“三三四”学制改革，把大学从三年制改为四年制，与国际接轨。

2000年的施政报告里，他更进一步提出：十年内让香港高等教育普及率达到60%。最后这个目标在2006年左右就“超额完成”了。

董建华推进教育改革

董建华逝世后，香港前特首曾荫权回忆称，他对董建华在专上教育领域的贡献尤为敬佩。

机场、科技、教育，三件事看起来各不相干，但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回报周期都很长。新机场的效益要十年后才完全释放，科技种子的发芽要二十年，教育投入的回报要等一代人。

一个实业家出身的官员，最懂得“投资”二字的含义。种下的树不一定马上就能使人乘凉，但前提是，总得有人种。

刻进骨子里的家国担当：

笑迎大时代的中国企业家

不管是做企业家，还是做政治家。董建华始终不忘的，是家国情怀。

“我父亲是爱国者，从小他就教导我们，应以身为中国人为荣。”

1939年，董建华两岁的时候，父亲给他在上海建国西路的家门口拍了张照片，并且题了一句话：笑迎着大时代来临。每年父亲都会跟他解释这句话的意思：“一个大时代要来了，你长大了有机会参与进去，要争气啊，要争气！”

董浩云在董建华两岁时给他拍摄的照片，题字“笑迎着大时代来临”

1997年7月1日凌晨，董建华以香港特首的身份站在主礼台上，仰着头，看着中国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后来他回忆起那一刻：“我一个60岁的中国人，盼望着，感动着。”

这或许就是父亲说的“大时代”，终于来了。

香港回归后，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将写有“香港明天更好”题词的墨宝赠予董建华

在2005年辞职感言中，董建华曾深情回顾那八年特首路：

“一路过来，我们历尽艰辛。面对泡沫经济爆破，经济转型和“沙士”（SARS）带来的冲击，八载风雨路崎岖得很。市民的痛苦、忧虑和对政府的期望，我从未敢有一刻忘怀。为疏解市民的痛楚，我鞠躬尽瘁，从未敢有一日懈怠。香港市民以空前的勇气和智能，迎接一个又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市民在艰难中表现出来的斗志、忍耐和对我的谅解，我心存感激，永志不忘。”

他说：“我有幸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这个特殊的位置上，报效国家，服务香港市民，这是我一生的光荣。”

在香港和内地，应该没有人会质疑董建华对国家的感情。

担任特首期间，他共发表8份施政报告，虽各有侧重，但有一个共同点：每一份都提倡认识祖国，鼓励以做中国人为荣。

卸任特首后，董建华也并未停下。

2008年他牵头创办中美交流基金会，推动中美交流与合作。2014年又创办团结香港基金，凝聚社会各界力量推动政策研究。2020年他与梁振英牵头成立“香港再出发大联盟”，以“坚持一国两制，推动香港战胜艰难，重新出发”为宗旨，团结1600多名社会各界人士。

晚年，他还明确表态支持“爱国者治港”原则，寄语香港青年“要拥抱大时代的大机遇，要以身为中国人为荣，做个骄傲、勇敢、负责任的中国人”。

他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

2017年，董建华家族将东方海外68.7%的股权出售给中远海运控股，作价近400亿元。一个经营多年的家族企业，最终选择融入国家航运大局。

2019年9月29日，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82岁的董建华走上颁奖台，接受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颁授的“‘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奖章，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他在现场流着泪说：“感谢国家给了我这样崇高的荣誉，这个奖不是颁给我个人的。”

他生肖属牛。

笑着说：“牛的脾气就是这样，认准了目标就不放弃。今后一定与大家继续努力。”

总结

维港潮生，风骨长存

俯首甘为孺子牛。

回望董老躬耕的一生，前半生在商海的惊涛骇浪中做舵手，后半生在时代的大变局中做摆渡人。他或许不是一个八面玲珑的政客，但绝对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实业家、一个不求掌声的“种树者”、一个把家族荣辱与国家命运紧紧系在一起的中国儒商。

香港市民曾给他“好人”评价。梁振英说，他“宅心仁厚，以理服人，为我辈典范”。如今他离去，仍有很多人以“董伯伯”的称呼悼念他。

董建华办公室的讣告中，也写道：“董建华先生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其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

大江东去，巨轮远航。那头在时代的风浪中默默耕耘的老黄牛，终究把深深的足迹，留在了香港平稳过渡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大地上。

“笑迎着大时代来临。”

他用一生，兑现了童年时父亲对他的嘱托。

青山依旧，风骨长存。

致敬董老，一路走好。

(本文部分图片来自新华社、中新社、路透社、BBC中文网、东方日报、韩国中央日报、明周、香港商报网）

参考文献：

[1].2005年《董建华感言：担任香港特首是我一生的光荣》
[2].2007年凤凰卫视《董建华接受凤凰卫视专访：向世界“软推销”香港》

[3].2007年搜狐财经《董建华：做特首必须是个好人》

[4].2007年mangzine·名牌《董建华：因孤独而误解》

[5].2007年凤凰网《董建华七年：1997—2005》

[6].2010年航运在线《香港董氏：“世界船王”接“2”连“3”》

[7].2016年大公报《邹重华：董建华是推动创科的开拓者

排版| 相与

审校| 丘秋主编| 夏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