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阳光明媚的春日里,我接到了大伯娘的电话,她喜悦的声音穿过电话线,传递给我一个好消息:二堂哥要结婚了。她热情洋溢地邀请我,无论多忙都要抽时间回家,一同见证这幸福的时刻。
我家与大伯家的渊源,要从我父亲和大伯的少年时代说起。他们是一对亲兄弟,但命运却在七岁那年发生了转折——爷爷因意外离世,奶奶独自一人含辛茹苦,将两个儿子抚养长大。
大伯性格沉稳,喜欢安静,满足于田园生活的宁静与平凡。而我的父亲,却是个敢闯敢拼的人。为了生计,他走街串巷,用双脚丈量着乡村的每一寸土地,卖杂货、批水果,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我们的家业。
那时候,家里虽不富裕,但父亲赚的钱都会交给奶奶,用于一大家子的开销。大伯家有五个孩子,每到饭点,几个堂哥堂弟的饭量惊人,总能把锅里的饭菜扫个精光。而我家三姐弟,因为女孩多、孩子小,常常抢不过他们,饿得直哭。
母亲心疼我们,也对大伯家的懒散生活颇有微词。终于,在奶奶的提议下,我们和大伯家分了家。父亲用辛苦赚来的钱盖了新房,我们一家五口搬了出去,开始了新的生活。
分家后,我们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父亲的小生意蒸蒸日上,母亲勤劳持家,家里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而反观大伯家,虽然一开始因为分家空间宽裕了许多,但没有了父亲的经济支持,日子渐渐变得拮据起来。
大伯母是个勤快人,但大伯却懒散成性,除了农忙时节,他总是躲在家里,无所事事。家里的重担都压在了大伯母一个人身上,她时常因为没钱买油盐而向我们家借。
每当这个时候,母亲总是慷慨解囊,从不计较。她还时常让我们把饭桌上的肉夹给堂弟堂妹们吃,说他们都是长身体的时候,不能亏了孩子。
后来,我们家在镇上买了地皮,盖了房子,开了餐馆。为了帮衬大伯家,母亲让奶奶和大伯母种各种瓜果蔬菜,她都高价收购。在母亲的帮助下,大伯家的日子才渐渐好转起来。
转眼间,我也到了适婚年龄。在父母的安排下,我嫁给了丈夫。他是个小包工头,虽然赚钱不少,但压力也很大。后来,我们跟着大姑姐在广州开起了皮包工厂,生意越做越大,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而几个堂哥堂弟长大后,虽然懂事了不少,但仍旧眼高手低,不愿意吃苦耐劳。我在厂里给他们安排了工作,但他们却因为吃不了苦而闹出了龌龊。最后,我只好根据他们的兴趣,给他们各自找了合适的工作。
接到大伯娘的电话时,我正忙着工厂里的事情。但听到二堂哥要结婚的消息,我还是决定提前几天回去帮忙。正好那几天是母亲的生日,我们姐弟三人商量着给母亲办一桌丰盛的团圆饭,也叫上奶奶和大伯一家。
那天,我们在客厅里看电视聊天,期间说到了给二堂哥的份子钱。弟弟说给2000块,妹妹说给1000块,而我说要给20000块。毕竟我现在赚得多一些,而且二堂哥结婚是大喜事,我想多给一些表示祝贺。
然而,我的提议却遭到了奶奶的强烈反对。她叹了口气说:“你们几个小的不知道,但你们父亲和大伯肯定知道,我有个小六岁的妹妹。”
奶奶开始讲述起她年轻时的故事。她说,以前爷爷还在的时候,他们家的日子过得不错,在村里也是数一数二的。那时候,她的妹妹家穷,孩子多,日子过得很艰难。她每次都会痛快地借钱借米给妹妹,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也会给她拿一份回去。
可是后来爷爷走了,奶奶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过日子也很难。当妹妹再来借钱借米时,她就没有再借给她。妹妹因此不高兴了,说奶奶狠心不帮她。从那以后,她们就断了来往。
“这就是人家说的‘升米恩,斗米仇’啊。”奶奶感慨地说,“以前我叫你们拉你们大伯一家一把,那是希望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去挣钱。可是这次一下子给20000元的份子钱,这会养大他们的胃口。而且除了这个堂哥,你还有另外一个堂哥和两个堂弟没有结婚呢。”
听到奶奶这一番语重心长的话,我终于懂了她的担忧。是啊,我虽然是一番好意,但考虑问题确实是太片面了。如果这次给了二堂哥20000元的份子钱,那么以后其他堂哥堂弟结婚时,我又该怎么办呢?
最终,我听从了奶奶的建议,给了二堂哥2000元的份子钱。婚礼那天,我看着二堂哥和新娘幸福的笑容,心中也充满了喜悦。但我更明白了一个道理:帮人要有度,人始终要靠自己。
如今,几个堂哥堂弟都成了家,当了丈夫和父亲。责任使然,他们成熟了不少,也都有了养家糊口的能力。看着他们如今的生活,我不得不佩服奶奶的眼光——姜还是老的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