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阳光明媚的春日里，我接到了大伯娘的电话，她喜悦的声音穿过电话线，传递给我一个好消息：二堂哥要结婚了。她热情洋溢地邀请我，无论多忙都要抽时间回家，一同见证这幸福的时刻。

我家与大伯家的渊源，要从我父亲和大伯的少年时代说起。他们是一对亲兄弟，但命运却在七岁那年发生了转折——爷爷因意外离世，奶奶独自一人含辛茹苦，将两个儿子抚养长大。

大伯性格沉稳，喜欢安静，满足于田园生活的宁静与平凡。而我的父亲，却是个敢闯敢拼的人。为了生计，他走街串巷，用双脚丈量着乡村的每一寸土地，卖杂货、批水果，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我们的家业。

那时候，家里虽不富裕，但父亲赚的钱都会交给奶奶，用于一大家子的开销。大伯家有五个孩子，每到饭点，几个堂哥堂弟的饭量惊人，总能把锅里的饭菜扫个精光。而我家三姐弟，因为女孩多、孩子小，常常抢不过他们，饿得直哭。

母亲心疼我们，也对大伯家的懒散生活颇有微词。终于，在奶奶的提议下，我们和大伯家分了家。父亲用辛苦赚来的钱盖了新房，我们一家五口搬了出去，开始了新的生活。

分家后，我们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父亲的小生意蒸蒸日上，母亲勤劳持家，家里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而反观大伯家，虽然一开始因为分家空间宽裕了许多，但没有了父亲的经济支持，日子渐渐变得拮据起来。

大伯母是个勤快人，但大伯却懒散成性，除了农忙时节，他总是躲在家里，无所事事。家里的重担都压在了大伯母一个人身上，她时常因为没钱买油盐而向我们家借。

每当这个时候，母亲总是慷慨解囊，从不计较。她还时常让我们把饭桌上的肉夹给堂弟堂妹们吃，说他们都是长身体的时候，不能亏了孩子。

后来，我们家在镇上买了地皮，盖了房子，开了餐馆。为了帮衬大伯家，母亲让奶奶和大伯母种各种瓜果蔬菜，她都高价收购。在母亲的帮助下，大伯家的日子才渐渐好转起来。

转眼间，我也到了适婚年龄。在父母的安排下，我嫁给了丈夫。他是个小包工头，虽然赚钱不少，但压力也很大。后来，我们跟着大姑姐在广州开起了皮包工厂，生意越做越大，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而几个堂哥堂弟长大后，虽然懂事了不少，但仍旧眼高手低，不愿意吃苦耐劳。我在厂里给他们安排了工作，但他们却因为吃不了苦而闹出了龌龊。最后，我只好根据他们的兴趣，给他们各自找了合适的工作。

接到大伯娘的电话时，我正忙着工厂里的事情。但听到二堂哥要结婚的消息，我还是决定提前几天回去帮忙。正好那几天是母亲的生日，我们姐弟三人商量着给母亲办一桌丰盛的团圆饭，也叫上奶奶和大伯一家。

那天，我们在客厅里看电视聊天，期间说到了给二堂哥的份子钱。弟弟说给2000块，妹妹说给1000块，而我说要给20000块。毕竟我现在赚得多一些，而且二堂哥结婚是大喜事，我想多给一些表示祝贺。

然而，我的提议却遭到了奶奶的强烈反对。她叹了口气说：“你们几个小的不知道，但你们父亲和大伯肯定知道，我有个小六岁的妹妹。”

奶奶开始讲述起她年轻时的故事。她说，以前爷爷还在的时候，他们家的日子过得不错，在村里也是数一数二的。那时候，她的妹妹家穷，孩子多，日子过得很艰难。她每次都会痛快地借钱借米给妹妹，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也会给她拿一份回去。

可是后来爷爷走了，奶奶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过日子也很难。当妹妹再来借钱借米时，她就没有再借给她。妹妹因此不高兴了，说奶奶狠心不帮她。从那以后，她们就断了来往。

“这就是人家说的‘升米恩，斗米仇’啊。”奶奶感慨地说，“以前我叫你们拉你们大伯一家一把，那是希望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去挣钱。可是这次一下子给20000元的份子钱，这会养大他们的胃口。而且除了这个堂哥，你还有另外一个堂哥和两个堂弟没有结婚呢。”

听到奶奶这一番语重心长的话，我终于懂了她的担忧。是啊，我虽然是一番好意，但考虑问题确实是太片面了。如果这次给了二堂哥20000元的份子钱，那么以后其他堂哥堂弟结婚时，我又该怎么办呢？

最终，我听从了奶奶的建议，给了二堂哥2000元的份子钱。婚礼那天，我看着二堂哥和新娘幸福的笑容，心中也充满了喜悦。但我更明白了一个道理：帮人要有度，人始终要靠自己。

如今，几个堂哥堂弟都成了家，当了丈夫和父亲。责任使然，他们成熟了不少，也都有了养家糊口的能力。看着他们如今的生活，我不得不佩服奶奶的眼光——姜还是老的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