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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前中国消费不足主要由结构性矛盾导致，包括房地产等行业转型引发的产能过剩、内外循环失衡、资产缩水及债务恶化、转型群体收入下降、疤痕效应及人口老龄化等。短期需推出一揽子提振政策，长期需深化分配侧和供给侧改革，纠偏政策矛盾，补偿转型阵痛群体，以恢复信心和预期。本文还包含以下关键问题：

1、当前中国消费不足的典型特征有哪些

2、造成中国消费不足的结构性矛盾与深层根源

3、如何解决当前消费不足的问题

正 文

当前中国的消费不足持续之久、影响之大改革开放以来比较罕见。究其原因，既有周期性的因素，随着时间会慢慢回暖；但更多的是结构性因素，不能完全靠时间来消化，需要进行深层次的政策调节，否则会出现趋势性的长期消费不足。主要的结构性矛盾表现在，政策转型导致房地产、教培、金融等行业的几千万人力和几十万亿资本大迁徙，减少需求的同时增加了制造业、餐饮等行业的产能过剩；中外政策背离导致内外循环不畅，“生产在内、需求在外”的现象比较突出，出现了“内需外需化”的问题；资产缩水+债务恶化导致的资产负债表收缩对需求的抑制，疤痕效应下储蓄率的提高导致货币窖藏，转型阵痛承担群体的收入下滑，信心和预期长期低迷等等，都是造成消费不足的结构性矛盾。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长短结合、央地联动，短期推出一揽子提振消费政策，前置发力、饱和打击；长期则围绕分配侧、供给侧进行深度的结构性改革。

一、当前消费不足表现出的几个典型特征

一是围绕着地产链的耐用品消费明显下降，形成了对社会零售品的拖累。2024 年全国限额以上企业商品零售总额增速为 2.7%，与房地产密切相关的产品销量下跌明显，如建筑及装潢材料类为 - 2%、文化办公用品类为 - 0.3%。家具、家电等也出现了不同幅度的下降。耐用品一般是大件消费、大额消费，产业链比较长，对消费的影响比较大。

二是刚需消费下滑比较明显，有降级趋势，廉价生活、省钱攻略一度成为一种潮流。吃穿住行是典型的刚需消费，但是都很大程度上出现了降级和萎缩。2024 年，食品价格下降 0.6%，降幅比上年扩大 0.3 个百分点，影响 CPI 下降约 0.11 个百分点；交通通信价格下降 0.6%，影响 CPI 下降约 0.19 个百分点。衣着价格和居住价格虽然统计上没有明显下降，但是比较疲弱。拿餐饮行业为例，最近几年呈现出“中高端消费锐减，低端消费回暖”的局面，餐饮业内一度出现“23元盒饭热”，23元人均消费恰好是工薪阶层自己回家做饭的平均成本。说明在一定程度上，人们的餐饮消费仅仅为了马克思说的“最低生存标准”。

三是非刚需消费能省则省、能减则减，将不必要的消费转化成了预防性储蓄进行货币窖藏。2024 年中国高端消费市场规模同比下降 2%，其中珠宝业零售额同比下降 5.02%，个人奢侈品市场销售额预计将出现 18% 至 20% 的下滑。

四是耐用品、不动产等金额大、周期长的消费，更换时间明显拉长，房子、汽车、家电，甚至是衣服，人们的更新周期都明显拉长。从保有量与报废量的差距可以看出，消费者对耐用品的更换越来越谨慎。

五是单位消费收缩比较严重，特别是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企的团体消费在新的政策环境下出现了较大的萎缩。以前这些单位和机构都是团建、培训等消费大户，带动了旅游、培训、餐饮、住宿、文娱等行业的繁荣。最近几年在新的政策环境影响下，这些团体消费锐减，对整个消费影响较大。

六是文化、休闲、游戏、娱乐等新型、轻型消费出现了结构性繁荣，这些消费的特征是花费少、耗时长，挤占了传统消费的时间。随着年轻人消费习惯的变迁，以及六五后“婴儿潮”之后的首轮“退休潮”，资金密集的大额消费、大件消费减少，年轻人在数字世界上的小额消费，退休群体在文旅、康养上的轻型消费出现繁荣。但是这些消费一般不纳统，消费总量较低，对社零等消费统计以及经济增长和就业等的贡献不大。

二、造成消费不振的结构性因素及深层次根源

首先需要认识到当前中国的消费不足是有一定趋势性的，伴随着整个中国经济社会从高速度向高质量发展模式的转型，原有的依靠“房地产+地方基建”双轮驱动模式时代结束，大兴土木投资、大手大脚消费的经济和政策环境都已不再，我们需要适应更加注重品质的、更加精打细算的消费行为和偏好，所谓第四消费型社会。在此基础上，还有几个重要的结构性矛盾和外生性因素在压抑着中国的消费，造成严重的消费不足，这些都是政策调节和深层改革的重点。

一是社会发展模式转型促使资源和要素在行业间重新分配，房地产等行业受限后，迁出的产能在一些行业过度积累，产能过剩的另一面就是消费相对不足。最近几年，从房地产、教培、金融等政策敏感型行业迁出几千万人、几十万亿资本，拥挤的进入到了制造业、新兴科技、餐饮等少数不受政策影响的行业，造成产能过剩，正常的消费短期内无法消化，从而表现出来消费不足的问题。

二是内外循环结构出现较大的失衡，低成本优势的内循环促进了外循环，但外循环的资金却不能有效回流境内，“生产在内、消费在外”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内需被外需化，造成国内消费不足。房地产等行业的治理，让中国在全球通胀、物价走高的形势下独树一帜，一直能维持着物价稳定，为全球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对稳定全球通胀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按照中国2018年构建的以内循环为主导的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外循环形成的资金，也就是中国出口企业赚的钱，应该回流到境内结汇换成人民币，形成以消费为主导的内需。但是，2022年以来出现的一个现象是，出口企业在外面赚的钱，大部分不回国内消费和投资了。一项数据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最近五年中国商品贸易积累了近四万亿美元的顺差，但是我们的外汇储备却一点也没有增长。当然这里面还有出海和对外投资等原因，但是外汇不结汇不回流国内消费却是明显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中外利差造成的Carry交易是主要的原因，也就是留在海外的钱有更好的投资，回流国内无处可投，又不能自由流动，因此大量本可以形成消费的钱在海外飘着。

三是资产缩水+债务恶化造成的资产负债表破损问题。债务本身的问题，债务出现有毒化，根本原因肯定是背后的资产出了问题。五年深度转型以来，房地产价格下跌明显，随之造成地方债务恶化的次生风险，这些都严重抑制了财产性收入。不仅没有财富正效应，还产生了负效应。以前房地产价格稳定、交易活跃的时候，房地产对一个家庭来说实际上承担着保障功能，可以减缓人们消费的后顾之忧。但是现在房地产萎靡不振，价格大幅调整，老百姓不仅没了底气，还要拿出一笔钱来补偿房产缩水导致的资产缺口，所谓的补表、还债。可支配收入被破损的资产负债表占用，哪还有新的现金流增加消费。

四是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利益受损群体，这些群体收入下降比较明显，对消费的抑制作用较大。比如房地产治理，造成上千万人降薪、失业，与房地产有关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地方债治理，造成上千万人地方基层公务员收入下降，有些还拖延发放；地方政府欠民营企业的应付账款迟迟付不了，民企就无法正常给员工发工资，这也影响消费。

五是疤痕效应造成的预期和信心问题。经历了三年疫情，人们的心理和潜意识都变得越来越谨慎，不自觉的增加储蓄以备不时之需。而储蓄率的大幅提高，对消费是灾难性的。中国2024年储蓄率为55.5%，较2023年（44.28%）大幅提高11.2个百分点，是1952年有数据以来的最高值。而储蓄率的大幅提高，对消费是灾难性的。

六是断崖式的人口老龄化、年轻人消费习惯的改变等长期因素，对中国传统的消费模式形成挑战。65后婴儿潮引发退休潮，退休群体从领正常工资变为领养老金，可支配收入大幅下降（体制外替代率不足四成）。但是时间宽裕了，因此会选择打发时间的轻消费。而年轻人没有匮乏时代的历史记忆，对大额消费、大件消费没有执念，更注重性价比和个人体验，因此造成看上去消费降级的重大结构变化。

三、长短结合、前置发力、饱和打击，尽快推出一揽子消费提振政策

一是针对前期不利于提振消费及信心与预期恢复的政策，亡羊补牢、及时纠偏，保证各项政策提振消费的宏观一致性。一些目的为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矫枉过正的现象，对这些问题要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不能这边出台提振消费的政策，那边却出台一些紧缩性政策。在这种左右互搏、自相矛盾的情况下，即使发放消费券，甚至是给微观主体直接发钱，都很难有明显的效果，发到手头上用于消费的钱也会由于缺乏信心和预期转化成储蓄将消费力窖藏起来。

二是采取结构性的财政政策，对转型阵痛承担较多的群体给予一定的补偿。从高速度向高质量发展的社会经济转型，是一种公共产品，每个人都享受到转型的好处，但是有一部分群体承担了较多的转型成本和阵痛，因此公共部门应该给予救助和补贴。这些转型群体包括，房地产、教培、部分民营金融机构等最近几年治理整顿比较严重的行业，一些债务灾区的基层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与房地产等政策影响行业有关的年轻毕业生，进入失信名单的个体户和小微企业老板等。这些群体过去在这些行业从事的是正常的工作，过着正常的社会经济和消费活动，在疫情和高质量转型叠加冲击之下失业和掉队。对此应该加强结构性的失业救助和社会补助，让这几千万群体回到正常的社会生活中，从而能够正常的消费。

三是加大普惠性的社会保障和民生建设力度，政府将人们的预防性储蓄买断，社会的储蓄率就会下降，人们就减少了后顾之忧，可以放心的扩大消费支出。

四是稳住楼市股市，提振居民的资产负债表，通过财富效应激发社会的消费力。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居民都有了自己的财富积累和资产负债表。中国房地产深度转型以来，房价出现大幅调整，资产缩水比较严重，但是债务却是刚性的，这就造成了资产价值减计下的资产负债表缺口，出现了财富的负效应。中央多次明确提出“稳住楼市股市”，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稳定微观主体的资产负债表，重新激发财富效应，提高财产性收入。研究也表明，财产性收入比工资性收入具有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当前，股市基本稳住，处于一个慢牛状态。接下来要看楼市。因为楼市的地方性、区域性比较强，中央的政策落实到位需要地方政府的执行，主战场还是在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当前的另一个任务是化债，因此在稳定楼市方面的举措和手段还是有限，这需要中央与地方联动结合，鼓励地方政府各显神通，打好稳住楼市央地结合组合拳。

五是提高汇率弹性，促进金融发展，提高人民币资产吸引力，吸引“人在国内、钱在海外”的一万多亿美元回流境内消费，将外需内需化。提高外汇结汇的便利度，消除不必要的资本管制障碍，为海外资金回流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汇率可以适度贬值，提高结汇的收益。鼓励资产管理公司多样化、市场化发展，为人民币回流提供有吸引力的人民币资产等等。

六是在宣传和文化作品的创造及社会舆论的引领上，聚焦对疫情期间社会大众遭受的疤痕效应进行安抚治愈，以直面问题、共克时艰的态度重塑国民精神，从集体心理底层提振信心和预期。

七是立足长远，为消费型社会进行长期的政策投入和制度建设。认清中国现在处于第三消费时代与第四消费时代交叠阶段，大额消费、大件消费退潮，轻消费、个性化、场景化、意义型消费逐渐成为潮流。中国应该借鉴日、韩等步入后工业化时代的做法，从对物的投资转向对人的投资，制定全民收入倍增计划。从“十五五”规划开始，规划重点从产业规划，转到民生和居民收入提振的规划上。其中产业规划，要把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高端服务业作为重点。消费型社会是一个服务业占主导的社会。

八是一个比较具体的关于公共节日和高速公路免费期的政策建议，当前每年的强制公共节假日是计划强制安排，一方面保障了绝大部分享受闲暇并有时间消费，另一方面则造成了免费高速公路和旅游资源的挤兑，假日体验并不好。建议将部分公共节假日比如小长假定额分配给职工个人，自由支配。将免费的高速公路费定额分配给个人，自由支配。解决节假日拥挤一窝蜂过度消费，透支消费旅游资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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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消费的长期趋势是什么？中国进入第五消费世代了吗？还是仍然在第三和第四消费世代的交叠处？

2，当前社零增速下跌很厉害，低于ＧＤＰ增速近两个百分点，消费如何支撑经济增长，以作为未来的主要消费动力？

3，中国飘荡在海外的1.5万亿美元外汇买了什么？接下来会不会汇入国内结汇消费？对中国的经济走势、资产价格走势特别是股价房价有什么影响？对哪个消费板块影响最大？

4，服务型消费已经占居中国消费总量的一半以上，但是一般不纳入社零统计数据，后面会像改革Ｍ１统计标准一样进行改革吗？

5，如果政府将提振消费作为未来的国家战略，在财税体制上如何进行改革，才能有效动员地方政府提振消费的积极性？对中国资产价格有什么影响？

６，有人建议改革农村宅基地产权制度，鼓励城市人口到乡村自建别墅住房，以释放乡村消费力并支持乡村振兴战略。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多久能实现，政策层有没有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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