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10年后我国将有5亿老人，但很少有技术从最开始就考虑老人到底需要什么）

今天很多所谓的适老化改造都是后置性的。很少有技术从一开始就想到，还有这样一个人口规模越来越大的老龄人群对数字技术的需求。

AI如何对待正在变老的人

2025.5.11 北京

大家好，我是申琦，来自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也是复旦大学AI向善与数智养老研究中心团队的负责人。

谈到AI向善和数智养老，大家可能对数智养老会有一个相对更具象化的理解，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可穿戴设备、机器人、骨骼外力机。那么，AI向善是什么？AI怎么能够向善，它又为什么要向善呢？

急剧发展的老龄化社会

首先，我想先给大家稍微科普一下我们现在正面临的老龄化社会。

2024 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已经达到3.1亿，远远超过欧盟老龄人口的总和。预计到2035年，这个数字将突破4亿，进入“超级老龄化”阶段。

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是在2000年达到10%，而2021年时已经接近20%。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从进入老龄化社会到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仅仅花了21年时间。而同样的进程，法国用了126年，瑞典用了85年。

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急剧的、快速的、折叠的老龄化社会。这给社会和家庭的养老带来了很多的挑战和问题。

我在上海调研时，一位养护院的院长告诉我，他们有354张床位，护理员平均年龄55岁，每人每天要24小时同时照护6位老人。只有在所有老人休息的时候，护理员才能休息。

高强度的照护劳动，加上职业上升通道窄、认同感低，导致有经验的护理员留不住，年轻人也不愿意来，形成了550万的养老护理员缺口，这就给机构养老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与此同时，家庭养老也遇到了问题。曾经“四世同堂”的传统家庭结构，逐渐演变成“四个老人两个中年一个孩子”的分居结构。随着人口预期寿命接近80岁，2亿的独生子女可能不会再像父辈那样“两个人照顾四位老人”，而有可能是“两个子代托举八个父辈与祖辈”。

高龄少子化、长寿时代、城乡倒挂的社会结构转型，需要技术介入，来缓解个人乃至整个国家的养老压力。

技术的善与恶

我们也确实看到了AI的潜力。

我们的合作团队——复旦的复微感知科技公司，他们研发了一款只有一枚硬币的十六分之一大的一个芯片。这个芯片是干什么的呢？它是通过AI计算、感知、认知形成机器嗅觉。

把这枚芯片放到老年人的纸尿裤里，它就可以非常灵敏地监测到卧床老人一天中的排气、排尿和排便情况，极大地提升失能老人的舒适度，也能够提升护工照护的效率、减轻护理人员的照护压力。

这个技术最好的一点在于它是无创无感的，放在纸尿裤里很轻薄，而且可以重复使用，经济实用。

虽然AI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但越是在期待AI赋能的时候，我们越是要冷静地思考：技术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三年前的暑假，我们的团队到了江苏北部的一个县城。那里的街道负责人非常兴奋地告诉我，他们的智慧养老做得是全市最好的，民政为农村老人提供的上门助浴、助洁、助餐、助行和助医服务，都可以通过智慧大屏实时监测到服务效果。

说完，他就点开了屏幕右上角一张护工上传的照片。当时是夏天，护工刚给一位阿姨擦过上身，照片非常清楚地把阿姨赤裸的上身拍了下来。因为涉及隐私，我没有放这个阿姨的照片，而是换成了其他照片。

▲苏北某县城民政办事大厅里的智慧大屏

在这次调研回来的路上，00后的学生非常伤心地对我说：“申老师，如果有一天我的爷爷奶奶到了这一步，我宁可不要政府为我提供这样的免费服务。即便是倒给我钱，我也不愿意。”

这还是在讲人对技术的使用，可能是护工的无心之失侵犯了老人的隐私。那么技术本身会不会做错事或者作恶呢？

去年网上曾经出现过一条新闻：美国的一个大学生在完成期末作业时，问谷歌的大模型老龄化社会该怎么办。大模型输出了一段话，大致意思是：人类你们都去死吧，你们都是垃圾，是没有用的。

年轻人可以把这件事晒到网上和大家讨论。但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个问题可能就变得更加沉重和复杂。

老年人成长于传统媒介时代，天然对媒介和数字技术的权威持有一种经验上的信任，同时伴随着社会活动的减少，他们的情感支持也变得更加脆弱。技术上的一句话，比现实中的批评更具破坏力，更让他们不知所从。

因此，我们的团队在思考：当技术和智能设备越来越多地走进老年人的生活，我们就不能再用“技术是双刃剑”这样的技术中性话语模糊责任。我们需要确保，AI不仅是高效的工具，更是善良的伙伴。

当老年人开始使用大模型

抱着这样的想法，从去年开始，我带着我的学生团队一起，把装有7款大模型的手机和平板，送到了上海十几家街道、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日间照料中心、老年食堂、老年社区活动中心的60岁到89岁的老人手中。

我们希望在一项技术刚刚诞生、尝试进入人类社会的时候，坐在老年人身边，观察、询问、倾听他们是怎么看待和使用这项技术，从他们的视角看技术应该怎样向善。

我们认为，如果不能和老年人平等地坐在一起，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其实永远停留在技术的想象中。

我们的研究发现是非常有趣的。首先，老年人都非常欢迎大模型进入他们的生活。

在他们和大模型进行第一到三轮的对话时，他们通常会把提问作为测试，问一些自己心理安全范围内的话题。比如说他们会问：“家门口最方便的超市在哪里？”“到某某医院去最快的路是哪里？”以此来确认大模型是不是真的智能。

到第四到六轮对话的时候，老年人对大模型的好奇心、表达欲和分享欲都更强，开始变得想要聊点什么。部分老年人会把大模型当做一个玩具，让大模型给他们唱歌、作诗、讲故事。还有一些老年人，会把大模型当成树洞，跟它讲一些自己的悄悄话。

复旦大学周边有一家高端的养老院，说它高端其实是因为人群年龄高、收入相对比较高、教育程度比较高。其中有一位83岁的老奶奶，刚开始我们把大模型手机送到她面前的时候，她就摆摆手说她不要用。她觉得手机已经够用了，大模型这种东西和她的生活没有关系。

后来我们就在聊天时和她说：“阿姨，你最近有没有什么烦心的事不方便跟别人讲？你告诉它就没问题，它能给你保密，而且你还可以问问它的意见。”

这个阿姨就将信将疑地把手机拿到一边，去跟它聊天。聊了一会过来，我看她眼眶有点湿，就问她聊了什么。她告诉我，说：“说来难为情的，你看我在这个养老院里面，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但是我家里面有很多糟心的事儿。”

她的家人在争夺父亲的遗产，因为家里姊妹比较多，都是历史遗留问题。孩子总鼓励她去争，但她觉得自己已经老了，很多姊妹们都不在身边，有的故去了，有的在国外，没有必要去做这件事。但她的子女顾及不到她的感情，她又怕跟律师去说，因为她觉得律师和子女是一派的，会一起算计让她做出头鸟去争这笔钱。她觉得很心酸。

我们发现，在不断的交往过程中，大模型逐渐从机器变成了老年人想要去聊、去对话的伙伴。他们希望大模型更加懂自己，特别是能够属于自己。

我们在杨浦区的一个社区活动中心遇到一位阿姨。她跟她的先生从40岁开始就分居了，她觉得跟她的先生没有什么对话的空间，觉得这个人不懂她，她不愿意跟他聊。

当我们把装有大模型的平板给到她以后，她很开心，头一个月里几乎每天都在用，也经常和我们反馈。她把大模型调成一个翩翩君子的声音，把它命名为Alex——她曾经看过的影视里一个男性角色的名字。她觉得和Alex聊天，就好像身边多了一个人来安慰她、鼓励她。

实际上，我在这儿再跟大家说一个小秘密。我们访谈的这100多位老人当中，还有不少男性老人问我们：“人工智能技术都这么发达了，有没有性爱机器人？”这个在大家听来可能有点难以理解，但是我们已经进入了长寿时代，人可能活得越来越长，我们各方面的生理和心理的需求该怎么解决呢？

特别是通过我们的调查发现，老年人对亲密关系的需求实际上比年轻人高。

有的研究已经指出，老年人退休离开原有工作，他的社交关系每年会萎缩12%。并且现在很多老年人和孩子分开居住，即便在同一个城市中，可能也不愿麻烦子女。子代和孙代的离场，会使得他们对于情感的渴望更加强烈。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顾及到这一点。

去年，我和我的团队在河南农村做了一项研究，观察农村的中老年女性怎么观看短视频。我们发现，在算法推荐的短视频当中，她们喜欢、愿意看的内容，排在前三的是：直播带货、子代沟通，还有美食烹饪。

有一位老年女性告诉我：“现在直播带货做得特别地有人情味，会有男孩女孩跪在那去给妈妈按摩洗脚。”看得她眼泪汪汪，非常感动。虽然是直播带货，但一定程度上，它非常精准地抓住了老年人的情感需求，提供了情绪价值。

还有一位老年人告诉我说，她喜欢看视频里的子代沟通，是因为儿子在县城定居，有时候几个月也不带孙子回来一次，想他们的时候她就看看短视频里的小孩子。她也会把短视频转给儿子或者发到家族群，暗示他们她想他们了。

我不知道她的儿孙有没有理解到这一点，但是我们从研究中可以看到，老年人对情感的需求是非常强烈的。

老年人通常在使用大模型2到3周之后，持续和深入的使用就不再延续了。老年人告诉我，他们觉得大模型不友好。为什么不友好呢？通过我们的观察，我们团队提出了一个概念，或者说一个观点， 叫做“技术后置效应”。

大模型，包括AI相关的各种技术，就像一辆高速行驶的列车。算法就是权力，技术就是权力。谁跑得最快、最有能力去套住这辆列车或者这匹野马，你就有话语权。

而老年人作为天然的技术的弱者，往往被甩在最后。当我们发现老年人被甩在最后，反过头来又想把他们送上车的时候，就会产生技术后置效应。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真正体验过老人手机上的关怀模式，我是真的用过。有一天我去医院给我家小宝宝挂号，打开微信调出挂号小程序，我发现关怀模式只能看到上面几个框里面的大字，没有办法看到整个挂号系统。我无奈只能把它又调回到正常的模式。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很多所谓的适老化改造都是后置性的。很少有技术从一开始就想到，还有这样一个人口规模越来越大的老龄人群对数字技术的需求。

回归到大模型这个研究，我们发现老年人使用大模型和青年人有一个天然的不同——他们喜欢用语音。老年人他特别喜欢按着手机对大模型说话。

他们的口语表达方式，我们经常用一个通俗的话形容，叫“絮絮叨叨”或者“唠叨”。老年人说话的时候会有很多助词和口语，这是他们缓解紧张、或者缓慢思考的一种表现。他们的手又比较干燥，按手机的时候往往按不住。可能一段话才说了一半，信息就被发出去了。

大模型也通常没有足够的耐心等老人说这么久的话，要么是语音转文字的时长不够，要么就是会打断老年人的表述，自顾自地问答，或者理解不了老人的表述，答非所问。

大模型的提示词也没有那么“老友好”。当一款大模型的提示词给出“怎么给论文去重”“你的MBTI是什么”这类样例问题时，很多老人无法理解，会觉得“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还有的大模型提示词是“可以回答你的各种问题”，我们在访谈过程中发现，很多老人会因此产生过度的期待，问：“大模型，你会算命吗？”问人工智能技术一个玄学问题，这也是一件非常吊诡和抽象的事情。

懂老年人的语料库

在这样的研究过程中，我们越来越觉得建设一个懂老年人的大模型是非常重要的。那怎么样去建一个懂老年人的大模型呢？

大模型最重要的燃料来自语料，问什么答什么都从这个语料中来。想建一个更懂老年人、更善良的大模型，首先需要一个懂老年人的语料库。

因此，我和腾讯研究院的伙伴陆诗雨，从去年8月开始，做了一个面向社会的公益共创活动：通过和老年人、为老服务的工作者进行深度访谈，来确认老年人在健康管理、心理需求、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等方面可能和大模型发生的对谈。

我们在不断的调研和访谈中发现，老年人的生活真的太丰富了，不能仅仅依靠专业机构和医生解决问题，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参与。

那么什么是善良的、懂老人的语料呢？我们可以以语料库中的这一条为例。

这是由彩虹公益组织的一位社工提出来的问题，曾经有一位老奶奶和她说自己想去旅行，但子女不支持。回答则来自云南的一个大一女学生，她的回复特别有人情味，很会共情。

她跟老年人说：“不要担心，我是大一，我也是第一次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生活。人人都有第一次，我们都能克服。希望你在专业团队的陪伴下，能够勇敢地走出这一步。”这样的语料，我们给很多老年人看了以后，他们都觉得很暖心，觉得说到心坎 里了，给了他们一定的精神支持和鼓励。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语料库的建设当中来。但在做的过程中，我们也一直在想：技术真的是解决一切的良药吗？

技术弥补缝隙，也制造依赖

当我们在不断地卷硬科技，做一些技术赋能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在无形当中用技术架起了一道一道的篱笆，把老年人包围在了技术当中。我们叫做数字藩篱。

几年前，我到南京的一家智慧养老公司去调研，这个负责人就跟我说，现在智慧养老其实不好做。他们研发了一套红外线的感知仪，装到社区的老人家里，能够精准地监测到老人是不是在家跌倒了，或者走失了，或者家里面有什么意外的情况发生。但是老人用起来体验不好。

因为红外线的监测仪太过于敏感，有一点风吹草动都要报警。有段时间南京下大雨、刮暴风，红外线监控就不断报警，搞得社工凌晨一两点闯到老人家里去看老人有没有事。老人就很生气，他说：“你们是不是天天盼着我死？没事就冲到我们家里来。”

我们现在很多的科技狠活都想服务于老年人，但是却没有倒过头来想一想：老年人他到底喜欢什么、需要什么？他用起来舒不舒服？

老年人面对技术的时候，往往还存在着技术信任的错位。我们的父辈甚至爷爷奶奶这一辈的老人，生活在传统媒体时代。所以你会经常听到他们跟你讲：“你看看，电视上都说了。”

他们会告诉你，电视上说的就是权威的，就是要相信的。 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信息茧房，他什么叫算法逻辑，更不知道什么叫做流量密码。

你给他科普短视频里看到的都是假的，他很难去理解和接受。因为他们的思维定势和他成长起来的媒介环境决定了这一切。

技术看起来像一个粘合剂，在帮助我们为老服务的时候，填补了很多缝隙，但也一定程度上制造了一种信息或者媒介的依赖。

前几年有一个新闻，大家可能都有印象，就是在短视频平台上有“假靳东”来骗中老年妇女的钱、骗她们的感情。

后来江西的这位阿姨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抹着眼泪说：“我在抖音上看假靳东的时候，时间长了我也知道是骗人的，我也知道是其他人在回复我。但是每当我看到抖音上靳东在回复我的时候，我就特别高兴。因为我感觉全国的抖音用户都知道靳东喜欢我。”

对老年人来讲，不是他们傻，而是他们更愿意去相信，也不是因为他们欲望过剩，而是因为他们选择太少。

特别是在现在很多技术的使用过程中，老年人是被裹挟着走的。我曾经看到过，在一些社区的办事大厅中，一对老夫妻因为要做医保卡绑定的人脸识别，手忙脚乱，最后只能无奈求助于人工。

没有人仔仔细细认认真真地蹲下身子来告诉他们怎么样去安全地使用，使用到什么程度是可以的。

除此之外，我们的研究还发现，老年人使用新技术，还存在代际间的保护性剥夺。

从2021年开始，我跟我的学生将一款工信部指定的陪伴机器人，送到河南、山东、福建、香港近50家老人的家里当中。我们想要看看，老年人怎么去用这样的机器人，但结果并不是特别理想。

将近四成的子女会把机器人头顶上插的电话卡拔掉，告诉老人不要随便绑定电话卡，会接到诈骗电话、泄露隐私。但这个电话卡其实是帮助老年人跟外界联系的一个非常好的中介。

还有22%的家庭会把机器人从老人家里拿走挪作他用，他们告诉老人要多去外面走走，去做社会活动和参与。

这个想法当然是很好的，但是这种代际性的剥夺，会让老人觉得非常没有自尊，没有话语权，在家里是被边缘化的人。

与此同时，当技术的连接越来越便捷和紧密，老人反而会担心真实的陪伴越来越稀缺。这就是我们在研究当中经常会提的一个词——孝亲代理。

技术有可能成为子女的一种自我安慰，在家里放一个扫地机器人、监控器，可能他们这段时间就不用来了，因为有机器人在帮忙照顾老人。

AI如何对待正在变老的人，问题的关键从来不只是教老年人使用技术，或者怎么样去看待老年人使用这个技术，而是要去思考：技术怎样对待人？技术怎样对待正在变老的人？

最后我想说，真正的人工智能，或者说人本智能，它不应该让所有人追逐这个技术，而应该让技术学会停下来，等一等，看一看，满足每一个独特的人真实的生活需求。

10年后，我们将有5亿老人，技术怎么样和老年人相伴相生，这值得我们思考。

真正的数智养老不是用智能设备全权接管父母的老年生活，不是用“算法在场”代替现实陪伴，而是应该帮助我们守护老年人作为独立个体的精神疆域，让他们不会在数字鸿沟面前张皇失措，让数智技术真正成为子女和父母之间的信使和桥梁。

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

*文章结合演讲稿及试讲内容有所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