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财经记者郑玮 广州报道

近日，1-5月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发布，消费、工业、出口等板块表现受到市场关注。

从数据表现上看，5月消费强势领跑，工业、出口则呈现韧性中放缓趋势。其中，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6.4%，实现今年以来月度最高增速，增幅跑赢出口、投资。与“高歌猛进”的消费相对的是，5月规上工业增加值、货物出口总额同比增速均有所放缓。

表现亮眼的消费主要受到什么因素驱动？“国补”政策效应能否长期持续？下半年中国出口市场将呈现何种走势？还有哪些潜在风险需要注意？围绕市场关注议题，专访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郭磊。

郭磊认为，在“两新”政策带动下，目前消费仍处于政策红利期，未来除财政补贴外，促消费政策在收入端、金融端、社会端等方面也仍然存在很多政策空间，预计下半年“两新”和服务类消费带动下的消费仍将保持相对活跃状态。

同时，郭磊分析表示，受逆全球化关税政策、建筑业降幅扩大等影响，下半年出口-制造业条线或将有所放缓，对冲方式包括推动建筑业逆周期，加快基建开工和实物工作量，以及推动消费和服务业发展，用消费动能部分替代出口动能，以内需的确定性应对外需的不确定性。

（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郭磊，受访者供图）

消费处于政策红利期

《21世纪》：消费增速强势领跑背后，关键驱动因素有哪些？

郭磊：我理解这背后是几个因素的叠加。

首先，消费是总量的函数。“924”以来经济增长动能逐步提升，居民收入预期改善。实际GDP增速从去年三季度的4.6%回升至今年一季度的5.4%。二季度GDP数据还没出来，从4-5月数据看，实际增长情况依然平稳。

其次，消费受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影响。“924”以来存量房贷利率下调后，居民部门房贷压力减轻，“提前还款”的现象也大幅减少，家庭现金流改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年城市消费的修复斜率更大。

再次，消费处于政策红利期。5月家电、通讯器材的零售增速均处于年内新高，显示“两新”的政策红利仍在集中释放期。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创新和丰富消费场景，加快数字、绿色、智能等新型消费发展”，一些新消费场景的快速发展对整体消费也形成增量带动。

《21世纪》：“国补”等促消费政策实施已近1年，未来政策效应将会怎样？在此节点出台《关于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 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意见》有哪些政策考量？

郭磊：今年财政安排3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以旧换新”，目前已下达了1600多亿元，这意味着三四季度至少还有约1400亿元左右可以继续使用。目前家电、手机等耐用消费品零售增速较高，显示需求端存在扎实的基础，对消费也起到了有效带动，这一情况下政策力度应不会减弱。

今年3月中办、国办曾下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从这份文件可以看出促消费实际上存在很多的政策空间，不只是简单的财政补贴，还可以包括收入端的政策，比如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等；金融端的政策，比如对个人消费贷款的贷款贴息、对消费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还有社会端的政策，比如可以针对“一老一小”问题细化公共和准公共服务，让居民部门预期更稳定，同时有更多闲暇时间用于消费。

民生领域一揽子政策的意义也包括这一点。我们知道，经济学上有一个概念叫“永续收入假说”，也就是人们的消费行为主要取决于全生命周期下的永久性收入预期。提高公共服务的普惠性、保障民生需求将从长期意义上有助于消费的可持续性。

工业韧性显现

《21世纪》：5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减弱0.3个百分点，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郭磊：5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算是韧性中放缓。

我们知道，工业产品要么出口，要么内销。出口放缓所带来从需求向供给的传递可能是背景之一。今年前4个月出口增速较高，美元口径下累计同比6.3%，在逆全球化关税影响下，5月放缓至4.8%。在外需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一些行业会延缓生产节奏、压低合意库存。

另一个传递因素来自建筑业，5月销售面积和投资同比降幅均有所扩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相关工业部门，比如水泥产量同比降幅也对应有所扩大。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增速仍明显高于整体，但作为整体工业的一部分，节奏上同步于整体工业增加值。

《21世纪》：当前新兴产业正成为工业增长主力，这背后有哪些主要驱动力？

郭磊：中国制造业已兼具规模和效率优势，这是最大的护城河所在。而且效率是动态的，中国的“工程师红利”持续推动研发密度的提升和在新兴未来产业上的布局，从而进一步巩固制造业在效率上的优势。从Nature index和全球PCT专利申请量来看，中国占比在不断提升。

政策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的目标意味着高技术行业也持续面临着政策红利。无论是总量政策，还是结构性政策，均呈现出对创新的支持和激励。

《21世纪》：如何展望下半年的工业部门表现？有哪些政策建议？

郭磊：要对冲“出口-制造业”这一线索可能的放缓趋势，方式之一是推动建筑业的逆周期。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两重”项目下达的加速，以及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使用能否在下半年加快基建开工和实物工作量值得期待；方式之二是继续推动消费和服务业的活跃，用消费动能来部分替代出口动能。简单来说，以内需的确定性应对外需的不确定性是合理方向。

“反内卷”政策或将加码

《21世纪》：1-5月全国出口增幅较1-4月有所回落，但整体仍然维持较高增速。哪些因素支撑5月的出口表现？

郭磊：出口尽管和前期相比在放缓，但从绝对增速看，依然是有韧性的。

出口市场的多元化是一个主要背景。从5月单月出口数据看，虽然对美出口增速大幅下降，但对欧盟出口同比增长12.0%、对非洲出口同比增长33.3%，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决定了总归有广阔的市场。

从市场份额看，对东盟出口占比为18.5%，已经是占比最高的市场；其次是欧盟的15.7%；对非洲和拉美合并占比也已达14.4%。而对美出口占比已经回落至9.1%（今年累计值下降为11.9%）。所以关税对中国出口的影响，理论上也会比2018年小，2018年年度中国对美出口占出口比重为19.2%。

从产品角度来看，汽车、船舶、集成电路等高端制造产品维持着较高的出口增速，这些高技术产品全球市场份额扩张也是出口能够有韧性的原因之一。

《21世纪》：下半年，全球经贸市场还存在哪些潜在风险？

郭磊：可能形成外部风险的线索有很多，除了关税、地缘政治之外，还包括主要经济体基本面的变化。以美国经济为例，它目前处于放缓过程中，只是斜率尚不确定。这可能会带来其进口需求的变化，对我们的一些外向型产业出口带来影响。

要应对潜在风险，还是应做实内需，用内需的确定性应对外需的不确定性。

从长周期视角，我相信中国制造业将持续升级。经济学视角下，长期趋势往往是要素优势所决定的内生过程，而中国经济有三大要素红利：一是存量人口红利，尽管人口增长放缓，但中国仍拥有14亿的庞大人口存量，这一人口规模和对应的需求容量为商业模式的成立提供了较低的门槛。

二是工程师红利，中国拥有近2.5亿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每年新增近1000万大学毕业生，人力资本不断积累，企业研发密度持续缓慢上升。三是延迟满足红利，中国具有较高的储蓄率、劳动参与率和资本形成速度，这些因素有利于经济增长形成超额增速。

这三个要素实际上分别对应于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劳动、技术和资本，它是制造业能有继续升级的有利条件。

《21世纪》：下半年宏观经济将呈现何种走势？应针对哪些领域、哪些环节加大政策力度？

郭磊：我们的一个大致判断是下半年出口-制造业这个条线将有所放缓；建筑业开工将形成一定对冲；“两新”和服务类消费带动下的消费仍将保持相对活跃状态。实际GDP增速可能会较上半年略有放缓，但全年仍有较大概率实现5%左右的目标。

目前名义GDP和物价确实是一个短板，它背后是供求关系需要再平衡。从实际增长来说，“924”以来的宏观经济政策已有明显成效，GDP同比已从2024年三季度低点的4.6%重新回升至5%以上。这意味着后续更多政策可能会更集中于推动名义增长优化。

同时，我们估计下半年“反内卷”政策将会进一步升温。以汽车行业为例，严格账期是反内卷的第一步，政策理论上的空间还包括推动并购重组、优化产能、规范投资、降低杠杆、稳定价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