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组织新能源汽车下乡、推出家电以旧换新及智能家居补贴……近来，一揽子促消费政策举措陆续出台、落地，推动消费市场稳步恢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明确将“扩大国内需求”列为年度重点任务。

然而，政策“大招”背后也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受全球经济低迷和国际局势等因素影响，国内消费潜力尚未充分释放，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放缓也致使预防性储蓄攀升。如何将这些政策红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动力，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近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院长盛松成，就消费领域核心重点问题接受媒体访谈。

他表示，在外贸不确定性与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扩内需将是应对外部冲击的有效手段，提振消费更加有利于实现需求的稳定与经济的增长。

一直以来，投资、消费、出口都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盛松成在访谈中强调，消费和投资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他表示，提振消费不仅是短期内调节总需求、拉动增长的手段。时代还赋予了消费更加重要的使命，即不断迭代出新生的、丰富的、高层次的消费需求，进而引导出高质效的投资。“应当认识到，只有无效的投资，没有无效的消费。”

他还着重提及了“再分配”通过影响消费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并再次呼吁适当调低中低收入群体的税率,将年收入10-35万元个税税率降低5个百分点。

以下是访谈内容精编：

消费成经济主引擎, 收入分配制约亟待破解

提问：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后续会议也进一步强调“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然而，2024 年我国消费率仅 56.6%，显著低于发达国家 70%-80%的常态水平。您如何评估我国消费潜力？

盛松成：“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这意味着我国宏观政策的重大转变，具有里程碑意义。

关于我国的消费潜力，我认为应该从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两个角度来理解。首先，消费始终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参考国际经验，随着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持续提升，消费率也呈现上升的趋势。目前我国人均GDP约为1.3万美元，与主要发达国家存在着较大差距，可以说追赶空间还是很大的。

其次，消费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收入分配。参考世界银行的公开数据，2023年我国人均GDP大致相当于主要发达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根据我们测算，在这一收入区间附近时，发达国家的平均消费率已经达到了73%左右，远远高于我国目前的56%左右。这说明一些因素制约了我国消费潜力的释放，比如收入分配体系还有待完善。

提问：在外贸不确定性与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今年我国经济实现预期目标的关键点在哪里？

盛松成：消费在今年经济增长中将发挥更大作用。投资、消费、出口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从外部环境看，当前经贸摩擦加剧，脱钩风险等因素进一步提高了对外贸易的不确定性。从内部环境看，传统投资的边际效应转弱，以科技为支撑的新投资尚在发展和形成过程中。同时，物价低靡也暴露出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是消费不振。当前阶段，扩内需将是应对外部冲击的有效手段，我认为提振消费更加有利于实现需求的稳定与经济的增长。

我还想强调的是，消费和投资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动态地看，二者互相促进，尤其是消费能带动生产、就业乃至投资。在资本积累的早期阶段，经济百废待兴，高储蓄支撑了高增长。但投资的过度扩张必然导致边际回报的下降，这正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大症结。提振消费不仅是短期内调节总需求、拉动增长的手段。时代还赋予了消费更加重要的使命，即不断迭代出新生的、丰富的、高层次的消费需求，进而引导出高质效的投资。应当认识到，只有无效的投资，没有无效的消费。

完善再分配可提高消费倾向，呼吁调低中低收入群体税率

问题：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与GDP之比显著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且最近二十多年来我国居民部门再分配后收入占比持续低于初次分配。同时，我国中低收入群体因预防性储蓄而呈现“消费抑制”倾向。该如何化解“政策激励”与“居民消费意愿疲软”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盛松成：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提振消费的政策总体取得了积极的成效，消费保持了恢复态势。今年1-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5.0%，5月当月同比增长6.4%。这与我国接续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发放消费券等举措有很大关系。当然也要看到，消费持续回升的内生动力仍偏弱，一个突出表现是物价持续低位运行。从终端消费价格看，今年5月，CPI同比下降0.1%，环比下降0.2%，1-5月CPI累计同比下降0.1%。我认为，提高居民消费倾向是关键，而完善再分配可能是化解上述矛盾的重要举措之一。

人们往往更关注“再分配”在调节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作用，但在我国经济发展现阶段，“再分配”还可以通过影响消费，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我曾多次呼吁适当调低中低收入群体的税率,将年收入10-35万元个税税率降低5个百分点（年收入10-20万、20-35万的部分目前分别按10%和20%的税率累进征收个税，可分别下降至5%和15%）,税收每年减少将不超过1000亿元，对国家财政的影响较小，但却能为中低收入人群带来实实在在的益处，带来的是稳定且持续的增量现金流，且有利于稳定预期。这与 “以旧换新”政策、发放消费券都只能作用于中短期是不同的。

问题：中国在旅行、医疗等领域存在巨额服务逆差，您的研究显示中高收入群体海外高端服务需求仍然旺盛，但国内优质供给不足。参考过去中国制造业开放的成功经验，2001-2019 年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缩减80%，带动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提升 2.1%，您认为中国服务业开放是否会复制这个成功经验，有哪些方面需要注意？

盛松成：我认为，可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当年的经验。二十多年前我国刚刚入世，制造业以中低端为主，一没技术、二没经验，垄断乱象普遍存在。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生产效率偏低、关键技术薄弱、产业竞争力明显不足。彼时鼓励制造业开放，吸引外资进入。一方面，国内市场化程度显著提升，通过激活竞争机制，资源配置效率明显提高。另一方面，知识外溢效应逐渐显现，通过借鉴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国内生产效率和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高。

当前服务业也是如此。不管是教育还是医疗，与其让有这部分需求的居民远赴海外，不如鼓励外资来国内试点办高校、办医院。这样不仅有助于激励竞争、打破垄断定价，也能借鉴成熟的商业模式，促进本土复制和推广，还可以推动高端服务人才的培养、扩大国内就业。长远来看，我国的高端服务供给有望增加，消费潜力也将进一步释放。

但也有需要注意的，比如：

如何增强优秀外企长期在华投资的意愿。例如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政策支持等是持续实施的措施。我认为还可以开拓“以资引资”的模式，通过股权合作、债权融资等方法与外企建立合作机制，增强利益共享。

如何引导本土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引入外资的同时，也应关注本土中小企业的发展。政策上鼓励资源整合、协同创新，引导它们积极融入新的市场竞争，主动提高服务供给质量。

问题：当前，地方政府在激发消费活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年二季度以来，多地扩内需促消费举措进一步加码。您认为在制度安排上，未来中国是否可能出台一些超预期的政策，以进一步增强地方政府促消费的自主性和积极性？

盛松成：随着消费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优化增值税分配机制应当加快提上议程。2016年我国全面推开“营改增”后，中央与地方形成增值税“五五分享”的格局，地方财政压力由此得到缓解。同时，1994年分税制改革确立的“属地征收”原则也延续至今，这意味着我国增值税归属地始终是机构所在地或注册地，而不是消费地。举例而言，如果北京的消费者购买了一辆上海生产的汽车，则增值税最终将分配到上海财政，而非北京财政。属地征收原则有助于调动地方政府扶持本土企业生产的积极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地方消费活动的关注和支持。

在优化增值税分配方面，建议考虑建立更为科学、合理的消费地补偿机制，增强地方政府鼓励消费的动机，更加积极地制定和落实促消费政策，直接拉动地方消费增长。同时，新增的税收来源还可有效补充地方财政，使地方政府拥有更充裕的资金用于再分配，提高收入分配的公平性，进一步为地方消费注入活力。

鉴于我国区域发展不均衡，推行消费地原则可能导致部分地区承担较大的税收损失，因此应进一步探讨如何建立相应的补偿机制。例如，为了持续鼓励地方政府对关键行业的政策支持，可适当调高增值税中归属地方的比例，缓解税制改革带来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