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氨基观察

CD47靶点的拐点，还要再等等。

6月30，辉瑞宣布其从Trillium收购而来的CD47靶向药物maplirpacept，在治疗复发或难治性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DLBCL）中的2期临床，因患者招募困难而终止。

此前，来自Trillium的另一种抗CD47产品ontorpacept已悄然消失在辉瑞的管线中。

尽管辉瑞声称终止maplirpacept临床的决定，并非基于任何安全性或有效性方面的担忧，还将继续研究在其他血癌中的应用。然而，这仍意味着，辉瑞2021年以22.6亿美元收购Trillium，获得的核心资产彻底受挫。

作为曾与吉利德、ALX oncology等CD47先驱、并驾齐驱的玩家，辉瑞的“撤退”无疑是对本就充满争议的CD47靶点的又一记重锤。

这个曾被寄予厚望的“明星靶点”，失败早已不是新鲜事：吉利德旗下magrolimab的多项临床试验因安全性问题频频遇挫，ALXoncology的Evorpacept也因疗效不足在早期研究中折戟……一连串的失利让市场对CD47的前景充满疑虑。

当然，尽管前路荆棘，但行业仍未放弃。就在辉瑞宣布终止试验的同一天，复宏汉霖却与HanchorBio签署重大对外许可协议，加码CD47领域。

一边是巨头退场的“寒意”，一边是企业逆势布局的“热度”。这场围绕CD47的研发博弈，正迎来最关键的审视时期。

22.6亿美金布局遇冷

2021年，辉瑞以22.6亿美元收购Trillium Therapeutics，将其CD47靶向药物maplirpacept（TTI-622）和ontorpacept（TTI-621）收入囊中。这笔交易曾被视为辉瑞在免疫肿瘤领域的关键布局。

彼时CD47靶点所承载的期待，丝毫不逊色于PD-1。

作为一种广泛表达于多种癌细胞表面的跨膜糖蛋白（尤其高表达于血液肿瘤中），CD47的“致癌机制”很明确。

一方面，它通过与巨噬细胞表面的信号调节蛋白（SIRPα）结合，释放出“别吃我”信号，帮助肿瘤细胞逃逸吞噬。另一方面，CD47可与血小板反应蛋白-1（TSP-1）结合，抑制信号转导并促进肿瘤细胞的增殖。

基于此，CD47成为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研究中的热点。市场期待着，CD47作为免疫逃逸的关键靶点，能够复制PD-1的成功。而Trillium的管线，则能够帮助辉瑞在百亿竞赛中抢占先机。

第一代CD47药物的严重临床副作用主要是血液不良反应，包括红细胞和血小板数量下降。为应对一代CD47药物的安全性隐患，Trillium采用了降低CD47药物与红细胞结合能力的抗体差异化设计策略，以此避免对红细胞的杀伤。

简单来说，二者都是IgG Fc融合蛋白，ontorpacept的抗体亚型为IgG1，对CD47释放的信号抑制作用强烈，主打复发/难治性DLBCL适应症。

而maplirpacept则采用SIRPα-IgG4Fc融合蛋白设计，相对来说，减弱了Fc激活实现温和吞噬。更关键的是，该分子经过工程化后对红细胞亲和性极低，理论上可避开贫血副作用。

正是这些差异化卖点，让辉瑞决心豪掷重金收购Trillium，成为CD47先驱之一。

然而，2024年ontorpacept悄然从管线中消失。不久前，辉瑞又宣布maplirpacept因招募困难终止与来那度胺联合治疗r/r DLBCL的2期临床。

值得注意的是，这项临床于2023年8月启动，目前仅入组6例患者，尽管辉瑞声称该决定并非基于任何安全性和/或有效性方面的担忧，但是，考虑到DLBCL并非罕见病，作为最常见的非霍奇金淋巴瘤亚型，患者群体并不小。加之辉瑞强大的临床开发能力和资源，理论上，不应该存在招募困难的问题。

医生和患者的顾虑，直指CD47靶点挥之不去的阴影，安全性危机。毕竟，这是目前CD47尚未逃开的魔咒。

接连折戟

辉瑞的“撤退”，再次凸显CD47靶点的突围难度。这个曾被视为新癌症药物希望的靶点，正被一连串失利笼罩。

辉瑞发布公告之前的4月份，ALX Oncology的evorpacept再次传来失败消息：其与K药联用治疗晚期头颈部鳞状细胞癌的试验中，未显示出优于K药单药的疗效。

随着evorpacept、maplirpacept的受挫，海外目前已无进入临床2期的CD47单抗管线。

更早前，最受关注的是吉利德对其CD47抑制剂magrolimab的投入和放弃。

吉利德以49亿美元高价收购Forty Seven，获得了magrolimab。然而，在一项针对未经治疗MDS的3期临床中表现惨淡：263名接受magrolimab治疗的患者中，有76.4%发生了≥3级TEAEs。更难以接受的是，magrolimab增加了患者的死亡风险（中位生存期15.9个月VS对照组18.6个月）。

这一结果也彻底暴露出CD47靶点的核心困境——毒性与疗效的平衡，难以达成。

CD47抗体高亲和力容易被“中和”，引发“抗原沉默”，因此治疗需提高剂量。但CD47高表达于正常红细胞，高剂量会带来贫血、溶血等严重血液毒性问题。

辉瑞的maplirpacept虽通过SIRPα-IgG4融合蛋白尝试减毒，但过度弱化结合力而使得疗效不足，进而采用高剂量给药。

临床上，ontopacept和 maplirpacept的最大剂量分别为2 mg/kg和24 mg/kg。尽管临床结果中maplirpacept导致的≥3级不良事件比ontorpacept更少，但还是有30%的血小板减少事件出现。

不过，辉瑞尚未完全放弃，仍在试图挽救这一高价收购的资产。其表示maplirpacept仍在开展多发性骨髓瘤的1期临床试验，以及联合Columvi（CD20×CD3）和 Gazyva（CD20）治疗r/r DLBCL的1期临床治疗试验。

坚守与新入局者

如同辉瑞一样，尽管遭遇重重困难，ALX Oncology也未放弃。

作为少数能挺到现在的抑制剂，ALX Oncology的evorpacept已在多种适应症上“排雷”。

早先ALX Oncology的evorpacept的适应症选择与吉利德一样，首推MDS和AML。但对比阿扎胞苷（Azacitidine）单药疗效，evorpacept + Azacitidine联用并没有在MDS上取得显著改善，基于此，AML这一适应症也被迫放弃。

随后evorpacept与K药联用，未能提高晚期头颈部鳞状细胞癌的客观缓解率，意味着ALX Oncology的又一次尝试失败。

尽管如此，ALX Oncology仍在探索新的适应症或药物组合应用。从最新的研发汇报来看，公司已启动两项新的临床实验，包括联合trastuzumab（靶向HER2）治疗HER2阳性乳腺癌的2期临床试验ASPEN-Breast，以及联合cetuximab（靶向EGFR）用于治疗结直肠癌的1期临床试验ASPEN-CRC。

ALX Oncology选择坚守的同时，还有药企选择新入局CD47。

就在辉瑞宣布终止临床试验的同一天，复宏汉霖宣布支付1000万美元的首付款，以及总额高达1.92亿美元的开发与注册里程碑付款，获得汉康生物CD47抑制剂HCB101在中国、东南亚特定国家及中东和北非地区特定国家的权益，以及在日本市场的优先谈判权。

复宏汉霖也并非盲目“下注”，除了出于对前CEO刘世高博士的信任，更多是看上了HCB101在血液安全性上的优势。

HCB101并非CD47单抗，而是SIRPα-Fc融合蛋白。从此前公布的1期临床实验结果来看，32例晚期实体瘤或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中，贫血事件发生率为17%，且均为1-2级。目前HCB101针对实体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及实体瘤的试验已推进至2期临床。

更多的探索

复宏汉霖之前，国内已有多家药企布局于此。

在单药进展方面，康方生物的单抗莱法利（AK117），通过改造抗体的CD47蛋白结合构像，让它尽可能结合更少的红细胞，减少红细胞凝集。在1期爬坡实验中，AK117最高给药队列为45mg/kg。

疗效上，在针对MDS的临床Ib期临床试验中，27例可评估患者中CR率为48.1%， 24例随访≥3个月的可评估患者中，CR率进一步升至54.2%。

去年8月，康方生物启动了全球范围的AK117联合阿扎胞苷，治疗初诊较高危MDS的2期临床。

除单药探索，国内药企在CD47靶点上还在尝试更多。

在联合疗法上，宜明昂科的IMM01正在推进两项3期临床，分别为IMM01与替雷利珠单抗联用治疗PD(L)-1单抗难治性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IMM01联合阿扎胞苷治疗慢性粒-单核细胞白血病。

康方生物也开展了AK117联合AZA治疗初诊较高危MDS的全球2期临床，以及AK112联合AK117 PD-L1表达阳性复发/转移性头颈部鳞状细胞癌并与K药对照的3期临床，这也是全球首个启动的CD47实体瘤疗法3期临床。

从现有公司的尝试不难看出，CD47靶点已经逐步转向“合作”范式，在实体瘤领域的联合治疗也逐渐成为CD47的新方向。

与此同时，双抗也成了多家药企竞争的选择。

比如，宜明昂科靶向CD47和PDL1的双抗IMM0306，目前已获临床许可用于治疗晚期恶性实体瘤。康方生物的AK132，靶向Claudin18.2/CD47，能以高亲和力同时结合两种抗原，同样也已进入临床研究阶段。

除此之外，还有国内药企在探索CD47细胞疗法。总之，尽管CD47靶点研发困难重重，但国内药企仍在积极探索，不断尝试新的策略和机制。

CD47过去多年的沉浮，再次映照着创新药的残酷法则。某种程度上，先驱的失利是科学试错的必然代价，而无论是坚守者还是进击者，则正在开启一场新的“赌博”。当靶点从神坛跌落，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