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由于多个国家的高校缩减文科专业，一种关于“文科衰落”的论调在世界范围内兴起。

此处的文科，大致等同于人文学科和绝大多数社会科学专业，在近代早期也被叫作文化科学、人文科学等，是法学、政治学、语言学、社会学等学科在近代史上的知识源头。其研究范畴包括人类创造的社会、文化、历史，与物理学等科学所探索的自然之物有着根本的不同。为了塑造自身的科学性，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展开了一场又一场效仿自然科学的运动，有发展，也有受挫，更多的是受挫。从知识的接受角度来讲，通过理解人的意义、文化和感受而形成的人文知识，也在失去曾经的吸引力。

在历史上，有那么一本书，自它面世后，“人文世界”与“自然科学世界”的边界及争议也就同时形成了。这就是《新科学》。

1725年，意大利人维柯（Giambattista Vico）出版了他的《关于各民族本性的新科学的原则，由此发现民族自然法另一体系的原理》，这是《新科学》的初版，1744年第三版定名为《关于民族共同本性的新科学原理》。在维柯所处的18世纪，启蒙思想在欧洲取得了绝对意义上的地位，只有可数学化的自然科学才是科学，至于研究人和人类社会的零散知识，则被认为仅是观点、意见。作为启蒙思想的批评者，他批评了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主张从历史源头重构知识。这种知识既不是可以用数学、演绎描述的，也不是纯粹个体的、不可知的。

过去300年间，《新科学》经历了多次重版、修订、翻译。但是怪异而晦涩的写作风格限制了它的传播——“甚至意大利人都很难读下去”。在国内，朱光潜先生早在《西方美学史》一书中就专章评述过维柯，并在耄耋之年翻译《新科学》。朱先生认为维柯是“美学真正奠基人”，《新科学》也主要是在美学上得到阐释。在《新科学》初版300年之际，我们策划专题“当人文知识受挫时——维柯《新科学》初版300年”，在一般意义上理解《新科学》，并讨论它的当下性。（导语/罗东）

下文是学者范昀重读维柯《新科学》后的思考。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7月11日专题《当人文知识受挫时——维柯<新科学>初版300年》的B02版。

本期专题已推送文章链接：

撰文丨范昀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

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年-1744年，意大利哲学家、语言学家，生于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作品有《新科学》《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等。

他的写作是一种应对

1744年1月20日，备受病痛与贫困煎熬的哲学家维柯在那不勒斯溘然长逝。六个月后，其一改再改的《新科学》第三版得以问世。并不熟悉维柯的当代读者很可能对作品标题采取“望文生义”的理解，以为是一部颇为“现代”的论著。然而细读之下，他们定会发现这部作品既不“新”，也不“科学”。它不新，其所讨论的内容涉及古希腊罗马，甚至更为早期的人类历史；它也并不科学，其中不仅掺杂了大量有关宗教、神话以及风尚的讨论，而且其文风枝蔓，繁复而缺乏推理，与其时代的几何学精神格格不入。

《新科学》1744年版（意大利语）插图。

维柯生活在一个“激进启蒙”同时也是充满“思想危机”时代。欧洲在科学领域取得的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得益于思想层面的重大变革，培根与笛卡尔等哲学家引入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改变了传统的自然观念（“自然的数字化”），也改变了人们对伦理、法律以及政治世界的认知（“伦理科学”与“政治科学”得以诞生）。数学模式日益改变人们的认知方式，并成为衡量真知与社会实践的标准，在笛卡尔等人看来，诸如语文学、修辞学、历史学这类缺乏清晰特质的人文学问都应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这场变革还塑造了一代新人，他们开始认为自己发现的东西比它继承的东西更重要，科学理性比人文传统更重要。当代英国哲学家欧克肖特指出，17世纪以来这样的人的数字在稳步增长，他们的“心智没有大气层，没有季节和温度的变化；他的理智过程尽可能与外部影响相隔绝，在真空中进行”。

维柯的写作可被视为一种应对。这一应对，既是对时代危机的回应，也是其基于民族尊严对人文主义的捍卫（作为意大利学者对北方思想的回应）。

《维柯的哲学》

作者：[意]克罗齐

译者：陶秀璈 王立志

版本：大象出版社 2009年6月

维柯一辈子生活艰辛，疾病缠身，事业上坎坷重重，其作品在同时代应者寥寥，其后世影响亦不瘟不火。但正如其同胞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所言，《新科学》“自始至终都是天意的作品，它的巨大用处不能以凡间的渺小尺度来衡量”。在今天看来，维柯通过对古代世界诗性智慧的发掘，实质是对人文知识的发现，这种知识始终是对人类最深层需要的回应，并不会因时过境迁而丧失价值。

人文知识的不可替代性

维柯的贡献首先在于，他阐明并强调了人文知识的不可替代性。在古代世界中人文知识与科学知识存在交叉联系，并不彼此隔绝，是近代科学知识观念的扩张迫使维柯聚焦于人文知识的特质，致力于筑建人文知识的安全围栏。在他看来，人文知识可以是一种不那么精确的，甚至充满情感色彩的知识，其与科学知识只存在类别之差，发展的先后之别，而无质量的高下之分。神话、史诗、宗教绝非可以随意打发的迷信，而是具有内在洞见的智慧。其所包含的对人类动机、经验、情感等的理解，是自然科学所无法穿透和替代的知识。

以赛亚·伯林在读完维柯的著作后，就指出其对人类的知识所作出的分类具有卓越的独创性：一类知识是对一种感情、一个手势、一件艺术品、一个人的性格的理解；对于贫穷、嫉妒、陷入爱河、皈依宗教、背叛、经营银行、参与革命、流放国外的理解；而另一类知识则是对诸如一棵树比另一棵树高，如何拼写单词、如何拉小提琴、如何上火星、何为虚数、是什么阻止我们超越光速的理解。二者虽然都是理解，但意义完全不同。

《启蒙的三个批评者：维柯、哈曼与赫尔德》

作者：[英] 以赛亚·伯林

译者：马寅卯 郑想

版本：译林出版社 2014年11月

当然，伯林对人文知识的强调主要体现在个体层面，这还不是维柯思考的重点。正如德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梅尼克所言，维柯深入研究的主要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类，而不是作为个体的人”。

维柯更看重的是基于非个体，建立在历史与习俗基础上的人文知识。这种存在于经年累月历史实践中所传承下来的智慧，虽难以得到清晰的表达与言说，却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可忽视的“社会知识”（罗杰·斯克鲁顿语）。它具有集体性与社会性，并通过反复实践得以延续，无法用一个公式或计划来进行概括。在对“诗与哲学之争”这一古老命题的回应中，维柯认为希腊人因过度发展哲学思辨忽视诗性智慧而导致城邦秩序的解体，与之相反，罗马人则由于尊重传统诗性智慧，捍卫了早期罗马共和的稳定与荣耀，“他们不是在谈论中学习，而是在公共事务的直接经验中学习。”差不多早于柏克近一个世纪，维柯便道出了这种“反思之上的智慧”的重要性。他也通过论证历史是“一部神意在没有人类认识或意图，而且往往是违反人类计谋的情况之下，颁布给人类这个伟大城邦的一些秩序的历史”，触及了保守主义修辞中反复提及的“悖谬命题”。

人文知识的整体性

维柯将人文知识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并突出其对于社会现实的重要意义。维柯并不受同时代兴起的分析思维影响，不仅实现了哲学与语文学的联结，提高了史学的地位，而且还以诗性智慧作为主线，对伦理学、物理学、地理学、逻辑学、经济学、法学以及政治学进行了统摄与贯通，凸显了作为整体的人文知识的实践价值。《新科学》看似是一部美学作品（克罗齐称“维柯的真正的新科学就是美学”，在汉语学界，对维柯关注最多的亦是美学领域），但维柯对美学的理解远远超越（甚至反对）该学科创建者鲍姆加登对其所赋予的内涵。《新科学》与其说探讨的是纯粹的美学问题（如“形象思维”），不如说是关注审美感知（或称诗性思维）对于伦理关系的奠定，社会风尚的确立以及政治制度的维系所具有的价值。这种人文知识，不仅不是一种无用的知识，也不是某种单一的学科知识，而是一种涉及民族生活的历史发展。

《新科学》

作者：[意] 维柯

译者：朱光潜

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年12月

此外，维柯还确立了致知人文知识的独特路径，其强调在追求知识过程中克服自我偏见与培育想象的重要性。他观察到：“只要人们对于遥远的、未知的事物不能形成任何观念，那么他们就根据熟悉的、近旁的东西来判断它们。”人类普遍存在“虚骄”之心，习惯以一己尺度去评判他人与过去的世界，这种偏见必然导致认识上的偏误。

维柯对虚骄的克服，并不意味着其主张放弃立场而走向价值中立。“为了正确认识人，我们没有必要放弃自己为人的身份。”维柯想必会赞同英国作家切斯特顿的这一看法，并试图通过培养进入历史的想象来形塑一种既能克服虚骄之气，又能不失人性关怀的立场。“我曾不得不从我们现代文明人的经过精炼的自然本性下降到远古那些野蛮人的粗野本性，这种野蛮人的本性是我们简直无法想象的，而且只有费大力才可以懂得。”

让·鲁什人类学纪录片《积少成多》（Petit à petit，1970）。

唯有通过历史主义的同情想象，当代人才能理解过去神话、诗歌、语言、礼仪等事物，进入初民的精神世界。美国学者欧文·白璧德称这是一种偏重“敬畏”（awe）而非满足于“惊奇”（wonder）的想象力，后者“日益远离事物具有的一致性因素，逐渐被引向多样性的因素”。当代审美教育对“诗性正义”或“释放想象”的强调，常常偏重后一种想象，对前一种想象缺乏重视，正是通过历史想象所造就的敬畏，人们才获得认知上的谦逊与审慎。

维柯的孤独和他的力量

不可否认，维柯在为人文主义背水一战的过程中，在客观上制造了人文知识与科学知识之间的对立，并不自觉地成为C.P.斯诺意义上“两种文化”之争的始作俑者。这种争论在18世纪之前几乎没有可能，也毫无意义，两种文化之间所出现的裂痕，至今不见有任何弥合的迹象，这对于人类的文化的健康发展而言并无益处。这一分裂也有悖于维柯的初衷，他并不是一位沉溺于昨日世界的怀旧者。马克·里拉通过对其学术生涯的考察指出，维柯并不排斥科学方法，反倒积极借助现代思想来支撑自己的神学与政治观点（晚期维柯开始采纳原则、公理、推论这种典型的科学术语，并用了图表等“几何特点”的言说方式），最终建构了一种带有科学特质的人文主义。这种科学上的反现代要比任何传统上的反现代，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通过维柯，我们不难获得这样的启示：人文知识的内在性、历时性以及整体性特质，是属于人类世界最为独特的，同时也是对人类生活而言最为根本的知识，其重要性不会因时代变迁而遭到削弱，只要人类心灵和社会文化的问题依然存在，人文知识就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2001）剧照。

因此，真正构成今日人文主义危机的，恐怕还不是大学裁撤文科专业，人工智能正在取代人类智慧这类社会新闻或文化现象，而是人类不再发自内心地重视人文知识的特殊性与重要性，不再有耐心面对那些难以被数字化了的柔性知识形态：在貌似欣欣向荣的学科发展的过程中，人文学者主动放弃了对人文知识的悉心守护，迫不及待地迎合时代对知识专业化与实用化需求，对自己身上的虚骄之气与历史冷漠毫不在意；在看似热闹非凡的文艺实践中，艺术家与作家日渐丧失了对更高体验与智慧的追求，满足于抽象的反叛观念与文化政治；而作为普通公众，身处海量信息与图像的洪流中，更是无暇顾及另一类知识的存在。为此，我们需要重视人文知识的价值，更需要竭尽全力去捍卫对其有益的人文教育。

1817年版《新科学》（意大利语）内页的维柯画像。

当年完成《新科学》后，维柯曾写下如下感言：“我感谢自己在这个主题的沉思中度过这整整25年，这些年是在逆境中度过的，我时常从那些尝试过新的重大发现的伟大思想家们的令人不快的事例中获取力量。”的确，当年的维柯是孤独的，这种孤独是其在巴黎或爱丁堡的同侪所无法想象的，“他在荒野上呐喊，无人回应”。但在另一种意义上，维柯并不孤独，他始终与塔西佗、培根等古代思想家隔空对话。如今，就如当年那些对维柯给予支持的伟大作品一样，《新科学》也将激励三百年后同样孤军奋战的人文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