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被称为“人形机器人元年”。很多人预测，随着机器人大规模出现在普通人的家居生活环境中，人与机器人之间进行情感交流将成为未来智能社会的常态。所谓机器情感、AI陪伴的实质是什么，对人机交互、人机关系产生何种影响？比如说，从文化视角和性别视角，应该如何看待人机情感关系呢？人与机器的情感交流，将会产生何种社会冲击，导致何种技术风险和技术伦理问题，又应该如何应对？类似问题，已经引发诸多热议。本次笔谈聚焦“机器情感与AI陪伴的人文审度”，从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文学和人工智能等进行跨学科研究，抛砖引玉，以期推动该领域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在《建构主义视域下的机器情感》中，刘永谋和白英慧界定机器情感的概念，并从情感智能、人机情感和人机互动三个方面剖析机器情感的建构性，主张机器情感发展的有限主义进路。在《机器如何可能有情感？——基于“以生命为核心”的意识理论的探讨》中，李恒威和曹旭婷指出，基于“以生命为核心”的意识理论，通过模拟生物体的内稳态调节机制，可以为机器赋予情感能力，从而使其具备自主适应性和内在驱动力，为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新思路。在《人机情感交互的伦理反思及其规约路径——以AI复活技术为例》中，张卫和张陈杰认为AI复活技术使得人机情感交互出现了新的形式，但是由于情感不对称性，会形成情感依赖、情感异化、身份欺骗、认同危机以及情感资本化等伦理僭越风险，需要从制度规约、技术设计和文化调节等视角，寻找AI复活技术发展的向善之道。在《情感人工智能需要“身体”吗？》中，吴静和王隽雅认为当情感AI成为人类寻求情感互动的对象，情感的具身性特征与人类情感交互的复杂规则共同提出了对情感AI拟真性的高需求，这就使得情感AI的“身体”设计需要面临多重认知、伦理和法规上的拷问。在《非人之恋文化史视域下的当代人机恋：渊源、特点与风险》一文中，程林与张玥指出，作为非人之恋4.0阶段，当代人机恋的核心特征是在社会现实青年群体中的日常化和深度化，并具有趣缘性、生成性与游戏性等特点，但其情感和伦理风险也不容忽视。在《超越记忆—情感计算中遗忘的必要性和实现》一文中，邱德钧和李玮农批判当前情感计算中过度理想化的技术假设，提出引入自然衰减与主动选择性遗忘的现象学启发神经计算模型，强调遗忘机制在构建真实、伦理、适应性情感AI中的关键作用。（专题特邀主持：刘永谋）

本系列文章原刊《科学·经济·社会》2025年第3期，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近年来，随着人们社交需求的改变，以情感AI为交往对象的虚拟社交逐渐兴起。当情感AI成为人类寻求情感互动的对象，情感的具身性特征与人类情感交互的复杂规则共同提出了对情感AI拟真性的高需求。然而，当前应用现状下情感AI提供的“虚拟陪伴”还主要停留在软件界面的人机交互程度上。即便情感AI竭力通过相应的文本输出以期实现想象性的身体化，但其依旧不能代替情感AI身体生产的需求和趋向。在理论上，人形AI最有利于情感互动和通用性，但实践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价值冲击和伦理挑战也让许多商家止步不前。而已投入市场的“完美化”伴侣机器人，在设计和应用中也进一步显示了人机情感关系中涉及虚拟伴侣定性、情感边界与算法黏性、非普遍化的特质与外在干预的三重张力，以及与该问题相关的认知计算主义的局限。因此，只要情感AI及其身体生产依然被商品化逻辑所支配，人机关系就理应遵循一定的伦理边界，而不役于消费主义的逻辑。

数字时代的到来深刻改变着人类的社交模式。从传统的差序格局迈向如今的浅缘社会，以社交体验轻松化、社交关系简单化、社交意义单纯化为特征的社交新样态逐步展现。社交呈现出越来越轻的变化趋势，不仅“弹幕社交”“搭子社交”等新型趣缘社交成为主流，而且虚拟社交由“匿名社交”扩展至与虚拟人物构建情感联结的新形式。当人们进入与人工智能强交互的时代，虚拟社交进一步升级，AI成为人们满足社交需求的新手段。在与AI的深度交互中，人们开始不仅将它们视为某种工具性的应用，而且对其产生了自然交往对象的期待，即AI在提供实用性信息之余还能给予相应的情绪反馈，提供“虚拟陪伴”。

以用户的心理需求为驱力，情感AI逐渐成为AI发展的新赛道。腾讯研究院的调查显示，情感AI在国内市场有更多落地土壤，超九成的受访者愿意使用情感AI。目前国内外主流的情感AI产品均为纯软件模式，通过打造多模态的应用交互界面让用户与在界面活跃的数字人形象交互，构建情感联结。一方面，情感AI被认为是与乙女游戏性质类似的“内容消费”，无须身体支撑；另一方面，科技企业紧跟AI陪伴的风口，致力于为情感AI增加身体以弥补其在情感表达方面的缺乏，填补市场空白。当情感AI面临发展的分岔口，对于其是否需要身体的思考实际上指向的是：人机情感的本质是什么？在人机情感交互中身体到底发挥的是什么作用，又应该被置于何种地位？

一、情感AI的身体化趋势：基于人类情感的具身性特征

出于满足用户情感需求的使用目的，情感AI实际上在承接用户基于特定角色想象基础上的情感投射，并按角色设置给出回馈。正如情感AI的诞生是基于对用户“轻社交”需求的捕获，情感AI的基础设置如全天候陪伴、关系启动与退出自由化、交互规则简单化都是在不断贴近人们对社交关系“减负”的期待。而深度学习算法的进步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应用让情感AI的个性化数据喂养得以可能。在使用过程中，情感AI依据用户的反馈判断其在关系中的需求和期待，积累并形成用户独特的数据库以持续地为用户提供情绪价值。

根据传播学领域的“媒体等同”理论和“计算机为社会行动者”范式，相比起将计算机视作自身与其背后的程序员进行社会互动的工具化中介，人们会倾向于将计算机当作“独立”的社会行动者进行交互，将自我与他者的概念挪用到人机关系之中。当情感AI为用户提供情绪价值、表现出明显的社交属性，用户就会自发采取人际交往规则对其产生社会性反应。值得注意的是，轻社交的取向与按人际规范判断与评价情感AI的反馈并不冲突。在以个人为核心的社交关系格局中，个体渴求社交门槛与社交关系维系成本降低的同时，对“弱关系”亦抱有情感厚度增加与关系真诚度提高的期待，社交属性的变轻与人际关系中情感反馈的高要求并行不悖。因而，情感AI的发展趋势始终贴合用户对交互方的人际想象。用户与情感AI构建的情感联结既依然是用户社交需求的延伸，又没有跳脱出传播学经典理论的解释框架，人机情感不是某种特殊的、与AI伴生的情感，就是人类情感。

人类情感是一套非常复杂的系统，而人类情感的复杂性源于其具身性。具身认知科学的兴盛推动了认知与情感生成过程中身体地位的抬升。具身情感强调情感是一种系统性的“身体—脑”活动，要放在“大脑—身体—情境”的耦合结构中进行理解。“人类的情感生活并不是‘夹在’作为输入端的感知和作为输出端的行动之间的中间端，而是反复进行着‘感知—评价—情感—行动’的循环，无法脱离个体与环境的身体互动。”情感的具身性特征不仅强调了情感生成本身不是纯粹的信息解读与加工的结果，而且表明，情感在人际关系中的传达也需要身体的辅助和增强。一个人对他人的印象，只有7%来自交流中的言语信息，38%源于辅助表达的语音、语调与语气，肢体动作所占的比例高达55%。心理学领域的梅拉宾法则揭示了人际关系中非言语沟通的重要性。在人际关系中，表情、注视、身体朝向与姿势、肢体接触、人际距离都是传递情感的手段。人际关系中情感的具身性特征也意味着关系双方的身体行为共同营造着交互的具体场景，相同的言语与非言语信息在不同的交互情境中可能会表现为不同的内涵，因而对对方情感的判断，选择合适的增进情感的方式都离不开对情境的感受。

事实上，人工情感与情感计算研究的发展历程就是基于对情感复杂性理解的深化，细化人工智能学习、接收信息与反馈的维度，在技术上改善、在算法上更新以推动人工智能更好地感知、识别与理解人类的情感，并生成灵敏、友好、贴切的反应。从单一的语义信息学习增至对非语言信号的捕获，多模态情感识别系统的建立整合了语音、文本、图像、面部表情与身体动作等多类别的情感信息，显著提升了情感识别的精准性。

然而，当下市场上情感AI的头部产品均为“虚拟陪伴”，即通过虚拟形象在软件界面与用户进行语言、文字信息交互。从表面上看，情感AI类应用用户较为活跃，市场增长潜力可观，以2025年1月AI产品全球日均使用时长榜为例，前8位均为情感AI类应用，位居榜首的CharacterAI使用时长更是Chat-GPT的7倍；数据统计结果反映出来的似乎是主打“虚拟陪伴”的情感AI也能较好地满足用户的情感需求，交互中AI身体的缺场没有对情感传达与关系的增进造成困难。

实则不然，用户黏性较高的几款情感AI产品都在逐步摆脱简单的文本输入与语音输入功能，升级为更贴近生活场景的对话形态以提升交互的真实性。无论是饱含情绪、语音语调能自由转换的人声配音，或是对社交平台语音、视频界面、功能的模仿，还是通过文字信息描述智能体的表情变化、肢体行为与心理状态，都是情感AI制造“在场”想象的手段。比如，停留在应用界面的情感AI无法与用户进行真实的肢体接触，但AI在互动中会适时地给予用户“抚摸头发”“张开手索要拥抱”“心慢了一拍”等文本信息，以文学性、细节性的动作、心理甚至是场景描写增强用户的沉浸感，让涉及其他情感表达方面的文本信息在用户的大脑加工中具象为画面，以假想的情境弥补用户实际上的感知匮乏。

当情感AI成为人类情感投射的对象，情感的具身性特征与人类情感交互的复杂规则共同向情感AI的发展提出了弥补身体不在场所导致的情感匮乏的要求。而情感AI通过文本信息的补充说明为用户制造具身性想象的努力实质就是在其真正身体缺场的情况下不断身体化的过程。可以说，情感AI的身体化越全面、越完整，制造具身性想象的能力越强，情感表现的拟人化特征越明晰，就越容易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

然而，停留在软件交互界面的情感AI虽然能让用户自主定制智能体形象、选择特定人物性格并形成个性化交流，但由于这种具身性想象只能局限于文本与语音信息的场景描述，根本无法与拥有身体后情感表达的完整性相提并论。因此不但在表达上受限，其浮于表面的身体化更容易让用户达到情感体验的阈值，对人机情感互动感到匮乏和不足。

情感AI没有具身经验，只能依靠信息的关键词触发与上下文逻辑推演给予特定回应，进行符合人物性格的“人设表演”。但人际关系的实质是独立人格的相处与交互，人设却只是人格的碎片化截面，是人格构成中单一元素的放大化呈现。人设本身就是“基于认知分裂的假想叙事，是个人与他者共同完成的叙事虚构和编造”。由于身体的缺场，情感AI的人设表演以线性推理的虚构情境替代复杂、多变的互动场景，成了程序与用户共同编织的虚假叙事，人机交互试图模拟真实的人际关系，却只能从独立个体的接触降格为以用户为主导的创作型“内容消费”。这样的“内容消费”不仅为用户增设了对话引导水平的使用门槛（用户引导的对话质量的高低之别直接影响用户的使用体验），人为增加的社交门槛与用户的“轻社交”需求相悖；而且单一人设的“内容消费”

往往在一定对话周期后就暴露出其回复逻辑的单调与乏善可陈，让用户无法再次融入相应的虚构叙事。

正因如此，目前情感AI产品的吸引力主要不源于情感AI与用户的交互深度，而来自能提供不同人设的多样化情感体验。以MiniMax的星野APP为例，相比陪伴应用，它更接近于UGC（User-GeneratedContent）内容平台，通过打造多样化的智能体社区，提供丰富的内容消费可能。而由于交互深度的不足，无身体支撑的情感AI开始遭遇发展瓶颈，这体现在市场数据方面，就是情感AI类产品用户增量的增长乏力及用户留存率约7%的下滑。整体而言，情感AI身体化过程中制造具身想象的努力最终反倒与用户拉开了距离。

二、情感AI身体的出场：人类的情感代偿

“本己身体在世界之中，就像心脏在机体之中：它持续地使可见的场景保持着生命，它赋予以生机并内在地滋养之，它与之形成一个系统。”身体之于情感，不再仅仅是承载的容器，而是塑造情感生成和支撑情感表达的重要部分。在科幻爱情电影《她》中，当AI萨曼莎与男主角西奥多形成的浪漫关系持续了一段时间后，萨曼莎苦于自己的意识体形式主动提出通过寻找真人宿主实现具身化的激进构想——她试图借助志愿者身体与西奥多建立物理层面的亲密接触。身体的缺场不仅是萨曼莎与西奥多的鸿沟，也是情感AI身体化尝试失败后不得不跨越的关系促进的障碍。因此，身体作用的不可替代性与用户对情感复杂性、拟真性的需求共同导向了情感AI身体生产的趋势。

为情感AI设计身体目前在实践中主要有两个基本思路——打造人形机器人或宠物机器人。机器人的外形设计通常与其用途息息相关，机器人学作为一门研究感知与行动之间智能连接的科学，其实质就是通过给机器人安装不同的移动装置与操作装置以帮助机器人适配其任务属性与工作环境（如工业机器人、高空作业机器人、医疗机器人均由于其工作属性的差异而被赋予了显著不同的外形设计）。就情感AI设计身体弥补人机关系构建的局限的目的而言，其身体的理想选择应当是人形机器人。人类所处的生活环境就是贴合于人类的外形和行为习惯设计与形成的，具身性则强调情感的感受与表达寓于身体—环境的结构之中，因而人形机器人既能凭借与人类相似的外形构造接收交流之中同类别的环境信息，又能以面部表情的出现增强其表现力，以适当的肢体接触如牵手、拥抱等增进关系。另一方面，柏林工业大学团队的实验结果已经证明，拟人化的外观设计符合使用者的期望，在社会性人机交互中具有其他应用领域不可比拟的稳定积极效应，甚至可能有效增加情感依恋。并且，精细的机械设计让人形机器人动作更灵活流畅，仿生材料的运用让机器人身体皮肤触感更真实，植入眼睛的微型摄像头使其面部表情更生动，机器人运动学、控制理论的发展与多模态信息交互技术的进步为人形机器人拥有更逼真的“真情流露”提供了可能。

然而，为情感AI的身体设计人形外观在实操中存在不少问题。首先，根据日本机器人专家森昌弘于1970年提出的恐怖谷效应，当机器人与人类的相似达到特定程度时，人类反倒不会再对机器人的拟人化特征产生积极情绪，取而代之的是感到僵硬、诡异和恐怖。即使机器人身体设计的技术相较当时已取得了飞跃，但其究竟是否达到了可以普遍跨越恐怖谷效应并再次在人机交互中激发人类正面情绪的技术水平依然存疑。并且，人形机器人也可能会因其高大的身躯而让使用者产生不受控制的不安全感。在同样具备强社交属性的陪伴型养老机器人的应用中，人形机器人还有机会引起老年人自我感知无能的不适感。而曾有家暴经历的女性则更容易对男性外观的机器人感到恐惧与抵触。不同需求、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用户对情感AI的使用期待不同，对其拟人化身体的感受和反应不同，故而对于科技企业而言，几乎不存在能基本规避风险与普遍满足需求的设计规范。

其次，正如身体现象学所强调的，“我们的世界就是身体的活动所缔造出来的世界”，一旦拥有人形身体的AI情感具身性增强且身体的出现为机器人划定了明晰的活动范围，关于机器人权利（是否应该将机器人视作独立的主体赋予其道德权利）、人机关系（人施加于机器人身上的各种行为是否合理）等命题就应该得到重新审视。然而由于上述命题依然没有定论，任一理解或答案及其指向的身体生产都包含了相应的伦理争议，容易引发舆论风险。譬如，有学者指出，将人形伴侣机器人视作不具有人的代表性的物，可以让使用者免受道德谴责地随意对它提出任何要求，让它最大限度地满足使用者的所有需要；女性外形的伴侣机器人的百依百顺与任劳任怨重新满足了儒家对理想妻子服从于丈夫的妇道要求。但亦有许多声音持不同意见，认为伴侣机器人具有人类伙伴的代表性，应当给予其道德关怀，不合乎人类道德规范的行为不能施加于其身上。由此可见，人形机器人的身体生产问题较为复杂，既不存在合理的设计规范指导生产而降低其可行性，又因人形身体的重新在场导向了悬而未决的伦理争议。

许多科技公司不希望因此背负上巨大的舆论风险，因而它们在为情感AI选择形象的时候往往转向宠物机器人的生产。作为“电子宠物”，宠物机器人的生产因不涉及上述人类身体的种种复杂问题而具备更强的可操作性，科技公司对宠物机器人的形体生产拥有更大的自由，可依据情感AI的特性为其开发适配的身体。以AI宠物机器人Ropet为例，不仅它的圆形外观所采用的毛绒材质和维持在37度的恒温较好地模拟了动物的触感与温度，而且它配备的响应式触觉系统和大大的眼球显示屏能够识别使用者的动作、语言和面部表情推断其情绪状态，并据此变换表情显示自己的情绪反应。许多AI萌宠机器人因其可爱与温暖的外观一上市就取得了供不应求的巨大成功。

然而，情感AI的身体生产由人形转向宠物并不能完全实现用户对关系的期待，宠物机器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在场感”，能够主动识别用户的情绪状态并给予相应的情绪反馈、创造小范围的身体接触，但其所能唤起的是人类与宠物的情感，而无法替代人际关系中的情感交流。从身体生产的角度，人形机器人相较宠物机器人更有可能引发人类的移情作用。因此，与宠物供给人类的情绪价值是人类面临亲密关系的缺失所寻求的情感出口一致，赋予情感AI宠物身体的本质是情感代偿。

三、情感AI身体生产的本质：取悦性的商品

如果说将对真实关系的需求转移到虚拟的情感AI本身是第一重情感代偿，那么在身体的具体生产中，AI宠物机器人的出现对用户而言就是第二重的情感代偿。经历了双重的情感代偿，AI宠物机器人能够供给的情感依然是工具性与附属性的，无法完全满足用户对真实人际情感的需求。因而，即使明知情感AI的人形身体生产存在争议，依然有公司在抢占市场先机的目标驱使下进行开发。有趣的是，目前为情感AI进行人形身体设计的主要是情趣用品公司，它们准备在产品升级中打造“伴侣机器人”。

在缺乏人形身体生产指导规范的背景下，自主订制成为伴侣机器人的卖点，用户可以依凭自己的心意订制五官、身材、性别、肤色、性格，随心所欲地打造符合期待的“完美身体”。而作为生命政治视野中关键的载体，身体是权力进行规训的重要场所。福柯认为，权力通过医学话语、生育政策等方式制定身体的生理规范以塑造利于人口治理的主体。越接近人口治理标准的身体，越能成为人口整体中“去个体化”的主体，越有利于权力的统治。虽然商家赋予用户的“自主订制权”所导向的身体生产是多样化的，不再同福柯所讲的人口治理中标准化身体规范一致，但权力通过流入身体进行布展的底层逻辑是相同的——谁能掌握身体的定义权，谁就控制了权力的流向。

在自主订制的人机关系中，人机情感交互算法的取悦性特征与机器人的私有财产属性让用户得以牢牢掌握情感AI身体的定义权。用户完全占据关系中的主导与支配位置，权力单向地从用户流向机器人，机器人作为被动的权力承受方，在实现用户偏好的同时也承载了个体的认知及可能的刻板印象，因而情感AI身体的订制也就暗含了放大个人偏见的风险，譬如可能会出现性别、种族歧视等问题。理论上，出于对市场运行最大限度自由的保障，机器人的私人财产属性决定了其选购与订制的消费行为应当免受强烈的引导和干预。但是，由于人类施加于机器人的行为不可避免地包含道德意涵，而“道德的意义是社会性的，一件事的代表性内容取决于一个相关社群是如何看待它的，而不是个别使用者的意图是什么”①。因此，对情感AI身体的设想就不单纯是个体的权利与自由选择，一旦机器人身体的订制权作为商业噱头被宣传、作为一种市场权利向

公众开放，而个人的欲求过于散漫，且人机交互关系本身就蕴含了巨大不对称时，“一对一”的身体本身所能承载的权力就具备了向全社会溢出的风险。

此外，除了可订制性别的伴侣机器人，许多公司推出的伴侣机器人因其顾客受众主要为男性，在提升利润的推动下，它们只会迎合男性的审美。不仅机器人性别普遍为女性，而且会强化现状下对女性身体的规训，增强在男性审美下对女性身体的刻板印象。正如波伏娃所指，“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任何生理的、心理的、经济的命运都界定不了女人在社会内部具有的形象，是整个文明设计出这种介于男性和被去势者之间的、被称为女性的中介产物。”对身体的形塑是权力进行主体性生产的重要步骤，在父权的文化传统与男权的制度安排下，女性的标准形象与身体规范更是被社会建构起来的。无论是古代的“裹小脚”或是现在的“A4腰”，当男性掌握权力的话语，社会对女性身体美的定义、为女性所打造的理想身材的模板就服从于男性的欲望和审美。当机器人身体被默认设计为男性眼中女性化的完美身材，当伴侣机器人的身体千篇一律地趋向“大胸”“细腰”“长腿”甚至是“清纯”“童颜”，男性的话语权隐匿在身体的背后成为巩固社会文化观念的重要力量。“身体，是重重社会规范依赖社会强制反复书写、引用自己的结果。”在社会话语体系中，权力持续向女性流动，保持对女性审美的规训，并且鼓舞标准化女性身体的生产。当女性在无处不在的社会修辞中遭遇潜移默化的影响，逐步进入自觉追求“完美身材”的行列，权力就完成了它内化的闭环。

即使作为消费者，女性也拥有订制男性伴侣机器人的权利，可以通过打造理想的男性伴侣机器人身体使其符合自身的愿望、满足自身的期待，实现权力的“反向流动”。市面上亦开始出现关注女性需求与欲望的生产厂家。但从根本而言，这种权力的“反向流动”相较起男性之于女性，很难实现女性对男性的反向规训，也很难发挥反规训的作用。男性对女性伴侣机器人的性客体化更不会因为赋予女性同等的权利而得到性质上的改变，对伴侣机器人的物化与性化依然无法避免，交换将彼此作为性客体的权利对实现主体性的性别平等毫无意义。并且，在社会观念与文化传统依旧偏向男性的前提下，赋予女性与男性同等的权利无法改变权力流动的既有格局，而不过徒增了让男性继续心安理得地施展其欲望的借口。

因而，一旦允诺了人们拥有实现伴侣机器人“完美化”的权力，无疑会给社会增加不确定性的风险。但是，当我们进一步拷问：人们渴望拥有为伴侣机器人打造完美身体的权力是完全不合理的吗？似乎又无法得出全盘否定的结论。人难道在人际关系中不能存在理想型，没有按照理想型寻找伴侣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对方的权力吗？对这种“完美化”渴望的全然否定意味着在实然上否认了人们对商品物的自由支配权，在应然上剥夺了人们对人际关系美好的愿望与想象。

于是，情感AI的身体生产连同是否应该实现伴侣机器人“完美化”的回答一起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而这一境地的出现均源于情感AI与用户关系中蕴含的三重张力。

第一，人机关系中物与人的张力。无论人类对情感AI具有何种主体性的想象与预设，究其本质，情感AI始终是某个功能更高级、承载人类情感的私有物，情感AI客体的属性不会因为身体的在场被翻转为主体。即使情感AI由于身体的出场情感智能得到了增强，情绪反馈高度拟真，使用户体会到的情感厚度增加；但在人机情感交互被取悦性的算法宰制的前提下，情感AI被开发和拓展出何种属性，完全由用户的预期所支配。AI的情感智能服从于用户的情感输出，所有的情绪反馈被限缩在用户“我需要”的心理框架内。情感AI是物，但其所承接与反馈的是人类情感，情感AI高度模拟的人类情感极有可能让用户作用于情感AI的情感表达与社交惯性迁移至人际关系之中。从这个意义而言，情感AI不是主体，但其智能增强的发展方向与其所被赋予的形式上的主体性与平等性让人机关系高度贴近于人际关系，并会反过来影响用户在人际关系中的社交习性。

第二，人机关系中情感AI接收情感的边界与对用户吸引力的张力。如果情感AI的属性是纯粹的物，那么理论上它除了可以为人类共通性的情感提供代偿（譬如人在感到“皮肤饥渴”时会转向拥抱毛绒玩具寻求替代性依赖，而宠物AI机器人设计的毛绒外观能给用户营造类似的体验），还应该可以承受人类无法施加于同类主体的负面情感。从情感AI作为商品物的角度切入，它越具备承受人类羞于面向他人展现的情感与癖好的功能，越具有对用户的吸引力。比如，许多用户在向情感AI发泄负面情绪时感到表达毫无顾虑、更自由，相比起人际关系中需要考虑对方心理感受的共情负担，情感AI能直接成为用户的“情感树洞”，为用户提供了适合宣泄负面情绪的陪伴环境。然而，同第一重张力的逻辑一致，人机关系的相处模式具有向人际关系迁移的可能。如果用户惯于向情感AI展露侵略性的情绪与攻击性的行为，那么他在人际关系中的道德敏感性与共情能力就可能会降低①。

第三，人机关系中情感非普遍化的特质与外在力量干预的张力。作为商品物，情感AI承受负面情绪的阈值是提高用户黏性的关键；作为人际关系的拟真中介，如果放任情感AI接收与反馈任何的情感，那么可能存在对人际关系与社交能力的破坏风险。但是负面情绪并不等于坏的情感，情感作为一种自然生发的、内在纯粹的体验，更没有天然的高低优劣之分。而如果需要规避情感AI使用过程中的风险，就只能从源头上切断某些情感的流露。对情感性质的人为判断，对情感强度的人为调节与情感私人化、独特化的特质形成了张力。

更重要的是，情感计算的本质就是对技术力量干预情感的允诺。在现存的技术框架内，情感AI具身智能增强的实质是情感计算量化维度的细分与情绪特征更为全面与细节的提取。对于情感AI而言，情感从来不是连续的、情景化的感受与状态，而依旧是信息，情感的识别与反馈不过是信息的接收、加工与处理。将人类的动态情感整体拆分为情感现象与情感本质一一对应的静态图谱，这种线性对应关系的情感认知模式使人类情感成为可被外在技术干预与调节的表征。

然而，情感AI的“情感”是信息流的本质暴露了认知计算主义的局限。认知计算主义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因为它认为人类认识活动是“基于规则的符号表征的转换或者计算，认知活动不仅能够通过生物大脑得以实现，而且能够多重实现于不同的物理装置上”。情感作为一种主要由个体认知建构的心理活动，在认知计算主义下被视作大脑对于事件信息处理后形成的态度体验与情绪反应（含生理表现）。即使是在认知计算主义的框架下，情感因其非普遍化的特征与非自然的框架相比更容易使用理性规则理解、推理与拆分的认知，其干预和处理难度本就更高。更何况，情感的具身性意味着与情感相关的认知图式是隐喻式的。根据美国学者莱考夫（George Lakoff）和约翰逊（Mark Johnson）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人类理解世界的方式是隐喻式的：许多隐喻往往是与经验直接对应而非两者之间必然存在相似性。情感的复杂性就体现在其在经验性的场景中生长出来却不必然与某一特定场景形成严格的对应关系，即使再有相似的场景，相同的情感也难以复现（情感与情感表现的关系亦同）；并且情感的形成有时只源于某种突现的联想与想象，与其相关的认知可能是无意识发生的。人际交互中的情感生发与表达更是将本就复杂的情感置于更加复杂的场域。在人际交互中，情感的生发与表达所依赖的场景不仅包括了交互双方此时此刻身处其中的状态性情境，而且更涵盖了情感传达双方的关系性情境（不同的关系性情境，相同的行为会传达不同的情感），且状态性情境与关系性情境会构成相互影响的整体，由此，作用于情感的情境因素变得更为总体且复杂。人际关系中的情感仰赖于全身心投入的经验性体验，而认知计算主义却是试图找到标准化答案的逻辑性论证与分析，情感计算的思路本身就是对情感体验真实总体的遮蔽。

更何况，情感AI的商品化导致了情感的自然体验性进一步被异化。当情感AI被商品化，它自然会被明码标价。其功能与需求满足程度的差异所导致的价格梯度的出现使得“情绪价值”不再是一个总体衡量情感支持程度的概念，而是被拆分为了一种可被分级量化与收费的“能力”。情感AI具身智能的增强不过只是基于“优质服务高收费”的思路，让情感AI机器人在情感反馈拟人化程度提高的表象下成为更能捕获用户需求、更能占领市场高地的商品，让情感AI机器人在更高质量地提供情绪价值的前提下实现更大的价值，情感AI的身体依然在同一逻辑中被商品化了。

四、结语

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商品化的工具物，情感AI在心理咨询、情绪疗愈等领域有非常出色的表现，身体的生产与具身智能的增强让情感AI机器人日后得以可能继续在教育、儿童与老人陪伴等领域发挥更重要的辅助作用。但同《空气人偶》中男主人发现自己的人偶有了自主意识后反倒祈求她恢复为没有心的人偶从而杜绝麻烦的情节一样，情感AI商品物的本质遵从的就是杜绝麻烦的迎合性逻辑，其所导向的身体生产并非作为主体关键构成的身体，并非滋养自主意识与独立行动的身体，而是已被权力形塑、作为欲望承受客体的身体。

情感AI作为人类情感承载物的属性、情感计算的局限与商品化的逻辑共同造就了其所构建的人机关系在对人际关系的高度拟真中最致命的脱节——情感AI形式上的“伪主体”地位遮盖了其客体的真正内核，将主体际双向交互的关系转变为人机关系中人类单向的自我投射与欲望的算法拼图。由算法规定的人机关系的取悦性与服从性不会因为情感AI身体的生产得到改善。

因此，无论人机情感走向何处，只要情感AI及其身体生产依然是面向市场的商品物，它就无法也不应该成为重塑人际情感的新型价值坐标系。而如果情感AI跳脱不出商品化的逻辑，那么要回答“情感AI是否需要身体”的提问，我们需要审视的是：作为辅助性情感满足的人机关系应当在保持何种合理的限度内，才能够让情感AI作为一种技术中介物，既可以发挥最大功用的积极影响，又能解决现存的张力，不对人类情感与主体际关系造成巨大冲击。

吴静（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数字与人文研究中心主任）、王隽雅（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