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物理学有辉煌的历史，从长远的立场上讲起来，从物理学自己的结构讲起来，最最重要的是头三十年的三个观念上的大革命。这三个重要的革命就是：1905年的狭义相对论、1915年的广义相对论，以及1913~1927年所发展出来的量子力学。

这些基本观念上的革命，不单影响了今天整个物理学，而且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因为没有量子力学就不会有半导体，没有半导体就不会有今天的计算机。你想一想如果没有今天的计算机，今天的世界跟现在不可能是一样的。

而我有幸认识了许多20世纪初年的大物理学家，他们比我年长20岁或者30岁，很多我都很熟识的，比如狄拉克，我跟他有很多次的谈话，很多是关于物理，也有是物理以外的。

这个是泡利，是发现“互不相容原理exclusion principle”的一个奥地利人，后来长期住在瑞士。他在50年代经常每年都到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来，所以我很认识他。他在物理学里头的贡献非常之大。

这一位是Enrico Fermi (费米)，在意大利出生，1938年获得诺贝尔奖金。在他得诺贝尔奖金后，他把全家（他当时有太太以外，还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搬到Stockholm（斯德哥尔摩，瑞典的首都）。

这个当然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不正常的是他去（斯德哥尔摩）之前就已经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洽，说是他去了Stockholm就不回（意大利）了。果然他全家就搬到了美国，以后他变成了美国人，而且对于美国的武器，原子武器有重要的贡献。

Enrico Fermi是我的老师，我当然非常认识他。

这位是海森堡，这张照片是他23岁的时候，他当时还没有做出他的革命性的、历史性的贡献——量子力学。

这是狄拉克。

刚才这几分钟，我给大家看了泡利、费米、海森堡和狄拉克，他们四个人出生都是在1900，1901~1902，所以最近这几年有很多庆祝他们几位诞生100周年的会议，我去参加过两个。

这个组织的人要我给演讲。所以我就想了想，我觉得中国的文艺批评有一个传统，就是用一个或者两个，或者是很少的几个字来描述一个人的风格。所以我想也许我可以如法炮制，对他们思维、研究风格做一个总结性的话，那么这是我得出来的结果。

泡利，对于一个物理学家讲起来，他最重要的就是power，他能够冲破几乎不能想象的困难，能够克服，所以这是他的特点。

费米，人不高，是很壮的一个人，而且他讲话非常之踏实。所以，你跟他交往了不到几分钟，你就知道他所讲的话，每一句话都是他想过的，而且都是绝对可靠的。

海森堡跟他们两位都不一样，是一个很和蔼可亲的人，他在24岁的时候所提出来的量子力学，那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革命之一。可是你去看他的文章不清楚，里头有渣子。（等会儿我还会把这个再跟大家跟大家再讨论一下。）

狄拉克，跟海森堡齐名，对量子力学有决定性的贡献。可是狄拉克和海森堡的作风，你看他们的文章完全不一样。(等会儿我还要大家再讨论一下。)

我刚才也讲了，泡利的数学能力是最有力量、最powerful，这个我还没想起来哪个中文的字眼最正确地能够翻译powerful这个词。

比如说1925年海森堡和狄拉克他们提出了量子力学以后，这个量子力学当时所提出来的是一种从前大家不大讨论的数学，这个数学是新的，所以要解决这个数学里头的问题，大家一筹莫展。

结果在两个月之内，泡利就解决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氢原子的光谱，这个震惊了整个的物理学界，而也因为这个大家才了解到，原来海森堡所提出来的量子力学是有道理的。因为海森堡提出来的文章里头跟实验没有关系，它只是一些原理、只是一些理论，通过泡利把它解出来以后，可以跟氢原子的光谱对极了，大家才知道，原来海森堡的这个理论是跟实验有密切关系的。

泡利做工作是不苟且的，所以他是一个十分可信的物理学家，有人称它为Conscience of physics（物理学良心)。

可是他对别人有时候极不客气，这个我有亲身的经验。

我在1949年是一个博士后到institute for studies（普林斯顿研究院）。 我去了以后就有另外一位博士后（他已经在那儿待过一年了），他跟我说，你得要小心泡利这个人，不容易对付。我当时并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后来开学以后，我和一位朋友叫做David Fledmen，我们有一个想法，所以我们就在研究这个问题，泡利听说了我们在做什么，非常感兴趣，这一来，我就懂朋友所讲的是什么意思了。因为他每天早上10点就到我的办公室来就问“你们又有什么新的进展?”，假如我们没有新进展的话，他就讲一些嘲笑的话，讽刺的话。这样过了几天以后，我们很怕看见泡利。所以我就懂我的那位朋友先前给我警告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现在还健在的90多岁(2005年已去世）的一位物理学家，叫贝塔（汉斯.贝特），他是一个诺贝尔奖项获得者。他曾经做过泡利的助手，他比泡利大概年轻五六岁的样子。泡利因为早熟，所以很早就做了教授，需要助手，就把贝塔找来了。第二年，贝塔走了，来了Viscose，是另外一个重要的理论物理学家。过了一两个月以后，泡利对他不太满意，泡利就对Viscose说，我应该还留着贝塔。

泡利，我刚才讲他的一个的贡献（不相容原理），他还做过很多重要的贡献，可是他没有做最最重要的、革命性的贡献。

他是1958年去世的，在他过去的前几个月，他在伯克利（大学）有一系列演讲，有一位物理学史专家经常去听他的课，课上完了以后，他们到酒吧去喝一点酒，谈话。

后来这位科学史家，叫做Merad，他说，有一天喝了几杯酒以后，泡利说：“年轻的时候，我以为自己是当时最好的理论物理学，是一个革命者，大问题来了，我将是解决它们的人。大问题确实来了，我只是一个学者，不是一个革命者。”停顿了一下，他又说，“我年轻的时候真是十分愚蠢。”

这个话，我想是泡利晚年的时候说的，他是58岁的时候过世的，他过世的前几个月，前半年的样子吧，是对他自己年轻的时候所做的工作的概括。

费米，我刚才讲过了，是一个坚实稳重，他做人、做物理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在他在世的时候，所有跟他接触的人，不管是学生、同事、政府的人都非常尊敬他。

比如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当时打完仗以后，因为美国爆了原子弹，这个当然时震惊了整个世界，尤其是震惊了所有的华盛顿的政府里头的人。

奥本海默因为是主持原子弹设计的人，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当时美国最最重要的、家喻户晓的一个物理学家。那个时候，战后对于原子能、对于原子弹的控制，美国设立了一个Atomic Energy Commission（原子能委员会）。Atomic Energy Commission是一个政府的组织，里头关于学术方面的重要决策是由一个叫做general advisory committee来做种种建议。这个当时极为重要的一个组织。

奥本海默自然的就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而费米是这个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在五十年代初，有一天，奥本海默到芝加哥去，他回来的时候，我看见他，他跟我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我所以到芝加哥去的原因，是因为“费米在这个委员会上面的聘任期已经到了，我希望他再继续下去，所以我到芝加哥，特别去请他续聘，续任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之一”。

奥本海默说，他跟费米再三讲，费米不肯。最后费米说，“对于这个委员会所讨论的许多事情，我不敢讲我的见解一定是对的，所以我想我还是不要再在这个委员会里头了。”

这个你可以想象，很少人面临着这么重大的一个聘用，会像他这样子来拒绝掉的。

奥本海默给我讲这个故事，因为他知道我是费米的学生，我跟费米的关系非常密切，而奥本海默讲话的口气显然的是非常敬佩的。

费米对我的影响非常之大，我佩服他的物理工作的风格、他的人品。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1954年的夏天，我在伯克利（大学）访问。那个时候每年夏天我们都搬到伯利克去，因为有世界最大的加速器，里边出来的成果正是我所要研究的。

费米从芝加哥经过伯克利，他要到意大利去讲学。他那个时候已经有食管癌了，可是没有人知道，他自己不知道，他的大夫也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他还是非常活跃的。

我记得他那一个礼拜，他给了伯克利3个演讲都非常精彩，而且是3个不同的物理学领域的。

有一天我们都到海边，到大西洋去游泳。 费米不高，很结实，而且他做一切事情都是能够贯彻始终。他网球打的不是最好，可是是非常努力，而且是在芝加哥大学的教授里头，也算是打得很不坏的。

他喜欢游泳，游的不快，可是可以游很长的距离。我游泳是不行的。我们到了beach（沙滩）上，费米说“我们游出去”，所以我就跟他游出去了。

大西洋的大浪来了，我从前从来没有游过到一个breaker外头去了，结果因为费米在前头走，我就跟他直直走，走出了第一个breaker，他已经走了，比我也许前二、三十米。

我后来想想，这东西不太妙，我不能紧跟着费米，所以我做了一个决定，就回去了。我想这决定是对的。

海森堡在20年代的贡献是人类历史上少见的，他是第一个提出来“量子力学“最起初的观念的人。这是公认的大贡献，而他的贡献绝不止这一个，他还有好多别的贡献。

可是他的文章非常奇怪，就是他的每一篇文章里头都有精辟的见解，可是混杂在许多错误的见解上。他对当时光谱实验物理的各种奇异现象十分熟悉，善于开辟新的、尚未成熟的新思路。

他喜欢爬山，所以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写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描述他做研究工作的是怎么一个状态。

他说，“爬山的时候，你想爬某个山峰，但往往到处是雾。你有地图或别的索引之类的东西，知道你的目的地，但是仍堕入雾中。忽然，你模糊的，只在数秒钟的功夫，自雾中看到了一些形象。你说，‘哦，这就是我要找的大石头’。整个情形自此发生了突变，因为虽然你仍不知道你能不能爬到那块大石，但是那一瞬间，你说‘我现在知道我在什么地方，我必须爬到那块大石，就知道该如何前进了’。”

这一段话很显然描述了他在24岁的时候，在德国的一个岛上休假，在天快亮的时候忽然想出来的一个见解。这个见解就有了后来奠定了量子力学的第一篇文章。

我们可以把狄拉克的风格跟海森堡来对比，他们完全不同。

狄拉克的文章，读了以后使得你惊叹其妙其美。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来描述他的文章，就是你看了以后觉得这是“神来之笔”。狄拉克的文章独创力强，清楚、直接，没有渣子。所以我认为最好描述狄拉克的文章是“神来之笔”，而且你觉得它是“秋日文章不染尘“。

海森堡的文章独创力强，可是往往不清楚，有渣子，正确的和错误的方向纠缠在一起。

所以，你看了狄拉克的文章以后，一方面惊叹它这个妙的地方，一方面你就了解到你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做了，凡是正确的东西都讲干净了。

海森堡不一样。你看海森堡的文章，你就知道这里还有好多东西可以做。最重要的就是，你得了解他所讲的东西，哪个是对的，哪个是不对的。你如果能够判断出来哪个是不对的，屏蔽掉；把对的那个去发展，你就会立刻写出来非常重要的文章。

这是他们两个人的文章非常鲜明的不一样的地方。

海森堡在26岁的时候就到了Leipzig university（莱比锡大学）理论物理系的主任。他非常好强，喜欢打乒乓球，独霸整个系。可是在1928年，从美国来了一个博士后，这个人的乒乓球打得非常之好，所以海森堡只好屈居亚军。

这个美国来的博士后是大家都知道的周培源。周培源先生在Caltech（加州理工大学）得了博士学位，到欧洲去一年，1928~1929，在那个期间，他有一半的时间待在Leipzig。所以我刚才讲的故事，现在是记载在Leipzig物理系的历史里。

周培源先生回国是1929年，就看见了这个小孩，这就是我。

那个时候我父亲（杨武之）从厦门要到转到清华去做教授，因为我母亲（罗孟华）和我在上海，我母亲那时候分娩生了一个孩子，不幸这个孩子，我的妹妹，夭折了。因为这缘故，所以我们耽误了，我跟我母亲留在上海。

在1929年10月，我们坐火车到北平去，恰巧周培源先生那个时候也从上海要到北平。周先生跟我父亲在芝加哥大学曾经同学，所以我父亲就写信请他照顾我们母子，所以这就是那个时候周先生所看见的杨振宁。

我在芝加哥大学念书，除了跟费米关系非常之好，念过他很多的课，受了他非常重要的影响以外，另外一位就是泰勒。

泰勒今天还健在，已经94岁了（2003年去世）。我看见他的时候，他三十几岁，是很有名的物理学家，可是没有后来名气大，后来他是解决了氢气弹的结构，所以报纸上称他为“氢气弹之父”，他很不喜欢这个名字，不过我想他没法摆脱这个名字。

泰勒对我的影响也非常之大。因为他是一个直觉非常强的物理学家，所以他的想法非常之多，我曾经说泰勒一天至少有10个想法，其中9个半都是错的。可是如果每天有半个正确的想法，那这人就是不得了的科学家。

另外还有一点我从他学到的，就是他不怕讲不错。

他有很多见解，所以他在走廊上看见就抓住你说我现在对于什么东西，分子的结构有一个新的想法，跟你讨论，你要是不同意他，你可以反对他，假如你反对的有道理，他完全接受，而且很可能就邀你跟他合作。所以他的合作者非常之多，所以他有很重要的贡献。

这个是我接触他了以后，深深了解到这跟中国传统的对于做学问的态度不一样。中国对学生是说，“不要乱讲话，你还没想清楚，你不要乱讲，要讲话丢人，或者还有更坏的结果”。

泰勒完全不是一样的。所以你看他整天思想非常活跃，而且很兴高采烈，因为他随时都能觉得还有新的重要的见解，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

他最近九十几岁的时候，最近这几个月出了一本传记，这个传记很有意思，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功夫可以看一看（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的）。因为他后来跟奥本海默之间的冲突，所以现在美国的传媒95%都是攻击他。所以这本传记，你要看这些报纸杂志上的书评，都是拼命批评他。其实这本传，我觉得是写的很好的，而且并没有什么我能够看出来的夸张的地方。

爱因斯坦，在1949年的时候，在institute(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就退休了。

我是1949年去的，那个时候当然他已经是物理学里头最有名的物理学家，而且是有重要的贡献。刚才我第一张幻灯片讲，20世纪初年有三个重大的革命，这三个重大的革命有两个半都是爱因斯坦所提出来的。

我去institute的时候，他已经退休了，我们当时在institute有二十几个博士后，念物理的，我们当然都非常尊敬他，可是我们不大愿意去找他，有两个道理：

第一个当然是他年纪大了，我们怕打搅他；

还有一个道理是因为他那个时候的研究方向叫做统一场论，这是他最后半生极力、全力去搞的。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人在搞这个东西，那个时候是很不实际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没有去找他。 等到过了几十年以后，今天你来看的话，就知道他当时所做的东西虽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可是他所要做的方向是对的，而这个方向还是今天物理学的主流方向。

爱因斯坦不会开汽车。他家住institute，我想大概一个半英里的样子，他每天就走过来，所以我们都知道爱因斯坦什么时候大概要走到什么地方。

那时候，我的大儿子叫做杨光诺，有一天，我就带他到爱因斯坦走来的路上面，就爱因斯坦说，（他认识我，我们没有很多的交谈），我跟他说，“爱因斯坦教授，这是我的儿子，你可不可以跟他照张相”，所以就照了这张相。

一般人以为爱因斯坦是一个非常慈善、与世无争这样子的人，这个印象是完全错误的。你如果看了现在很多关于爱因斯坦传，很多人搜集了很多材料，就知道，爱因斯坦，你初接触他，你会觉得他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其实他对于人性，对于世界的一切，还有对于有些人的批评都是非常尖锐。

他喜欢大海，他曾经对他的第二个孩子说，“大海有时候平静友善，有时候却汹涌可畏，它是水做的，但是你要注意，我们人也都是水做的。”

这个是尼尔斯.玻尔，是催生量子力学的人。

我在第一张幻灯片上讲三个大革命，其中最后一个是量子力学。

量子力学的开始有几个重要的贡献，第一个是1900年普朗克提出来量子数这个观念，然后第二个重要的贡献是爱因斯坦1905年，第三个重要的贡献就是尼尔斯.玻尔。

因为尼尔斯.玻尔在1913年，还很年轻的时候，他把普朗克的量子数拿来应用到原子结构，这是当时没有人想到的，这个出来了极为重要的结果，可是有一些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

又搞了十几年，海森堡来了，才把这个问题完全解决了。所以大家公认，尼尔斯.玻尔是对于量子力学有决定性贡献的。

尼尔斯.玻尔，我很认识，因为他经常到institute for advanced（高级研究院）来, 我跟他有过很多的谈话。可是跟他谈话很困难，因为他的声音长得很低，而且他是丹麦人，你们如果哪位跟丹麦人熟悉，你觉得这丹麦人讲的话都是咕噜噜咕噜噜的，不大容易听得懂。

我记得有一次我到丹麦去，1957年到丹麦去访问，就去看尼尔斯.玻尔。尼尔斯.玻尔住在Carlsberg Castle（嘉士伯城堡）里头。

大家当然在香港都知道Carlsberg啤酒，这个嘉士伯啤酒在19世纪，买了一个很大的园子和一个castle（城堡）。The Carlsberg Fundation（嘉士伯基金会） 成立了。Fundation（把园子和城堡）捐给政府，说在园子和Castle居住的人要是当时丹麦最有名的学者。所以从30年代开始，尼尔斯.玻尔就住在里头。

1957年我去看他。那是一个很讲究的、很大的、有很多柱子的一个建筑。他带我在走廊上来回走了大半个钟头，因为他对宇称不守恒发生兴趣，所以他要跟我讨论。不过我必须承认，讲了半个钟头，我完全没懂他在讲的是什么。

尼尔斯.玻尔对哲学非常感兴趣。他有许多话，比如他说，“一个最深的真理，与它的opposite（对立面）都是对的”。

还有一个故事。说他有一个朋友去看他，在他的办公室前头看见门口挂了一个马蹄铁。大家知道在西方一个马蹄铁算是带来幸运的。

所以那位访问者进去以后就跟玻尔说，“玻尔教授，我不知道你会相信这种迷信的。”

玻尔说：“不不，我不相信。不过我知道，虽然你不相信，它还是灵验的。”

1953年，在日本召开了第一个战后日本举行的大型的科学讨论会。那个时候因为汤川秀树得过了诺贝尔奖（1949年），而欧美的很多学者都愿意帮助日本发展战后的科学，所以那次是很盛大的。

这是一个团体照。这个团体照里头，你如果看前排，第二排第二个人就是我太太（杜致礼），她科技项目的作者。这是我们的老大（大儿子）叫做杨光诺。

这个前排还有一个小孩，他是P.W.安德森的孩子，P.W.安德森是今天最最重要的理论固体物理专家。

我给大家看这张照片，因为这张照片有一个特点，组织这个会议的人是非常有眼光，因为在这个里头，我数了数，有17个人后来得到了诺贝尔奖金。

要请17个得过诺贝尔奖金的人来开会也许不困难，但你要想请这么多的人，其中有17个人将来得诺贝尔奖金，这个是很困难的事。

好，我就讲到这为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