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郑栅洁在10月24日一场发布会上介绍，《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这些前沿产业吸引了众多青年科学家投身其中。10月24日至26日在浙江温州举办的2025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下称“青科会”）上，脑机接口、量子科技等领域的年轻研究者带着最新科研成果前来交流。该峰会亦是中国科协2025年“开放合作月”的组成部分。

与会者除了想了解具体科研层面的进展，也关切如何优化机制，以激发青年科学家在未来产业发展中的潜能。

10月24日至26日，2025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在浙江温州举行。图：主办方

政策加码新赛道，进展几何？

刘泉影是南方科技大学一名脑机接口的青年研究者，也是青科会“脑机科学新星”获奖者。据其介绍，脑机接口技术主要围绕大脑信号的采集，以及对采集数据的解码两个环节推进。大脑信号中蕴含情绪、健康相关的信息等，解码过程则如同“翻译器”，旨在读懂脑信号背后的意图与需求。

在采集端，目前的数据规模依然受限。刘泉影说，侵入式采集将电极植入大脑，信号精度高，但只针对临床场景，仅有少数愿意投身科研的患者提供数据样本，因此数据的累积比较困难。非侵入式的信号采集贴在头皮上，更安全，但“信噪比”较低，对模型解码性能的要求更高。

刘泉影期待，当采集的数据量达到一定程度后，模型解码的性能能突破应用的临界值。这样一来，各种下游的应用探索才能展开。侵入式脑机接口在癫痫、渐冻症、抑郁症等疾病治疗与预防领域前景广阔，医疗也是脑机接口市场目前最大的驱动力。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则让人机交互的应用充满想象力，比如陪伴型机器人能更精确地识别人的情绪，更好地服务于人的需求。

政策层面亦在催熟应用探索的进程。今年7月，工信部等七部门出台《关于推动脑机接口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下称《实施意见》），从加强基础软硬件攻关、打造高性能产品、推动技术成果应用等层面提出规划。

政策驱动下，全国多地相继建设脑机接口病房。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北京天坛医院、浙江省人民医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等均已开设脑机接口病房。

然而，脑机接口走向临床及产业的过程中，技术创新与安全性的平衡构成考验。刘泉影说，侵入式脑机接口的采集要求极为严格，需要神经外科医生的密切配合，还必须经受科研机构与医院的伦理审查，以及获得患者的知情同意。而且，侵入式采集的前提，也被限制在对患者具有必要性——必须是为了疾病的治疗或诊断目的，不能单纯出于科研目的。

前述七部门的《实施意见》中还提到持续推动伦理研究，防止脑隐私泄露，提升生物数字信息安全防护能力。当前，脑隐私的保护依然构成实践中的挑战。刘泉影向记者表示，人脸的特征结构非常明确，从而能清楚地区分哪些特征属于个人化的信息并实现有效脱敏。而对于大脑信号，目前在科学研究层面，尚难以对个体化信息进行精确的脱敏处理。

2024年3月13日，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的首届汇爱科技展上，参展企业的工作人员展示应用脑机接口技术的康复设备。新华社记者 李欣 摄

“十五五”前瞻布局的另一未来产业——量子科技，可细分为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量子精密测量三个主要领域。其中，量子计算因有望打破算力瓶颈而备受瞩目。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特任教授王辉长期从事光子量子计算研究，并因此获得青科会“可持续发展青年科学家奖”。他告诉记者，量子通信可用来创建信息的安全传输，已进入产业落地阶段；量子精密测量则可以将长度、角度等物理量测得更精准，当前也有相关成果在转化；而量子计算基本上仍处于基础研究突破阶段。

传统电子计算机基于比特运行，每个比特的状态要么是二进制中的0或者1。而量子计算的基本单元则是量子比特，在量子的叠加态原理作用下，每个量子比特能同时表示0和1，从而大幅提升计算能力。

王辉介绍，在解决特定任务上，目前已经能够制造出比经典超级计算机更快的专用量子计算机，但具有普适性的量子计算机尚处于探索中。

国际上，谷歌、IBM等科技巨头也在积极布局量子计算机。10月22日，谷歌团队在《自然》杂志上发文介绍，在搭载其自研的Willow芯片的量子计算机上，成功运行了一种“量子回声”（Quantum Echoes）算法，其运行速度比世界上最好的超级计算机快1.3万倍。而且该算法具有可验证性，亦即在其他同等水平的量子计算机上重复运行，得到相同的答案，从而确认结果的准确性。谷歌方面称，该研究成果为量子技术在未来5年内实现实际应用铺平了道路。

国金证券在今年8月的一份研报指出，量子计算已成为中美必争之地，在美国限制对中国量子计算相关产品出口的背景下，自主可控正当时。

青年科学家施展拳脚，要解决哪些痛点？

青科会的全体大会上，欧洲科学院（Academia Europaea）院长、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唐纳德·布鲁斯·丁威尔热情洋溢地将青年学者誉为“真正的创新催化剂”——“带着全新的视角，不受传统思维束缚，更掌握着一代人难以想象的科研工具和知识体系”。

但他同时指出，从崭露头角的青年才俊到独当一面的科学领军者，仅靠个人的才智远远不够，还需要有力的成长环境。现有的科学界及科研机构有责任营造这样一种环境——不仅是资金的支持，更需要先进的科研设备，尤其是允许进行学术探索的自由。

这番话指向青年科研群体职业早期的现实窘境。一份在青科会上发布的报告——《全球职业早期青年科学家成长发展调查》，收集了来自欧洲、亚太、非洲等地共3065位科学家的问卷反馈。其中，中国（含港澳台）受访者占比84.51%。

报告重点揭示了青年科学家在职业成长中存在的压力，主要包括早期经费不足、行政事务的挤压、短期评价的压力、对薪酬和职业稳定性的忧虑等。例如，有近七成受访者反映存在经费短缺；也有近七成职业早期青年科学家面临非科研任务占时过多等时间分配挑战。

世界青年科学家联合会理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讲席教授陆朝阳指出，这些问题直指青年科学家在职业生涯早期所面临的资源分配不公、科研自主权受限和薪酬回报较低等痛点。

聚焦科研环境之外，面向未来产业的科研成果如何有效地市场转化亦备受讨论。

不少与会者提到，一般来说，实验室关注于学术突破和论文发表，而成果未必贴合市场需求。但有与会者注意到，对于新兴学科，实验室和市场需求离得更近了。比如在具身智能领域，一些投资人直接跑到高校实验室寻找投资项目。

为了提升科研成果的转化率，奥地利克里斯蒂安多普勒实验室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官科认为，把市场需求前置，让科研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需求牵引，有助于推动科研成果走向市场。

官科提到奥地利实验室的做法：一个周期长达七年的科研项目，其中三分之二的经费来自企业。实验室创建之初，会吸引三至五家行业头部企业参与出资。这些企业均来自垂直领域，对产业需求有深刻理解。企业每年对研究进展进行评审，三年后还会有一次中期评估。他建议类似的机制未来也可以在中国落地推广。

酷奇奇创始人、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徐持衡则主张，除了专注于自身的科研工作，青年科学家还可以抽出部分精力，在社交媒体等平台多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把想法丢到市场中，去获得正反馈”。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 杨柳 发自浙江温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