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新月异，老年人却总是追赶得更慢的那群人。

申琦是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教授，也是AI向善与数智养老研究中心主任，近十年里，她一直关注技术与养老的课题。

从去年开始，申琦和她的团队，开始尝试给上百位老人使用大模型。使用过程里，她发现，老年人不是像大家的刻板印象那样排斥技术，而是对技术充满了好奇。在100个老人跟大模型的对话实践中，申琦也可以真正看到老年人的真实处境，他们关心什么，缺乏什么，恐惧什么。

作为一支气质非常实在的团队，申琦和学生们跟大量的老年人接触、互动，走过许多的路，花掉了大量时间，想知道老年人具体的困境，探索技术到底能为老人们做什么实事。

借由这项试验，申琦也因此开始反思技术和老年人的关系——尽管大模型是一项全新的技术，但比起年轻人，老年人无法平等地使用它。技术也需要适老化，需要真正把人放在第一位，以下是申琦的讲述。

文 |徐晴

金匝

运营 |泡芙

当老人遇上大模型

从去年开始，我带着我的学生一起，把装有7款大模型的手机和平板，送到了上海、河南焦作、江苏淮安、四川成都十几家街道、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老年食堂、老年社区活动中心等，给那里60岁到89岁的老人们使用。

我们的发现特别有趣，刻板印象里，老人总是被贴上“保守、被动、对新技术排斥”的标签，大多数人认为老人肯定只会使用这些手机和平板的简单功能，害怕尝试新事物。但实际接触中，很多老人对大模型展现出了鲜活的好奇心，就像跳探戈舞一样，他们会在试探性的提问中调适自身与大模型的安全距离，决定自己要不要信任机器、在多大程度上信任机器，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人机信任校准”。

在他们和大模型进行第1—3轮的对话时，通常会把提问作为测试，问一些自己心理安全范围内的话题，来确定大模型是可靠的、智能的。比如会问：“家门口最方便的超市在哪里？”“到某某医院去最快的路是什么样的？”

随着对话深入，到第4—6轮的时候，老年人对大模型的好奇心、表达欲和分享欲都更强了，开始变得想要聊点什么。有的老年人会把大模型当作一个玩具，让大模型给他们唱歌、作诗、讲故事。还有一些是把大模型当成树洞，跟它讲一些悄悄话。

复旦大学周边有一家高端的养老院，养老人群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比较高。有一位83岁的老奶奶，刚把大模型手机送到她面前时，她摆摆手，说不要用，她觉得手机已经够用了，大模型和她没关系。

我们就在聊天时和她说：“阿姨，你最近有没有什么烦心的事不方便跟别人讲？你告诉它就没问题，它能给你保密，而且你还可以问问它的意见。”阿姨将信将疑地把手机拿到一边，开始跟大模型聊天。聊了一会儿，她眼眶有点湿，告诉我：“说起来怪难为情的，你看我在这个养老院里面，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但是我家里面有很多糟心的事儿。”

她的家人在争夺父亲的遗产，因为姊妹比较多，孩子鼓励她去争，但她觉得自己已经老了，姊妹们有的故去了，有的在国外，没必要去争。子女顾及不到她的感情，她又不敢跟律师说，害怕律师和子女是一头儿的，会一起算计让她做出头鸟。这些处境，让她觉得心酸。

老人之间会有一些差异，在后续和大模型的交流中，逐渐进入不同的状态。女性老年人，更容易表现出“迫不及待”，她们会主动摸索、唤醒、互动，甚至给大模型起昵称。男性老年人则更多地呈现“被动使用”或者“耐心学习”的态度，他们有点好面子，羞于表达自己的需求，没有特别高的学习欲望，经常能听到他们说“学不会”“有啥用”“怕用坏”等，正因为如此，我们这项研究中的男性老年人占比是不高的。

▲ 不同年龄段的老人对大模型的接受程度不同。图 /每日人物制作*

除此之外，有老人完全把大模型当成人，像对待家里的新成员一样。有人把它当作不会打断自己的倾听者，和大模型分享“今天和邻居下棋输了”这样的琐事。还有人希望大模型更加懂自己，甚至能够属于自己。

我们在杨浦区的一个社区活动中心遇到一位阿姨。她跟先生从40岁起就分居了，两个人没有什么对话的空间。当我们把装了大模型的平板给她，她很开心，头一个月里几乎每天都在用。

她把大模型调成一个翩翩君子的声音，给它命名Alex——这是她曾经看过的影视剧里一个男性角色的名字。她觉得和Alex聊天，就好像身边多了一个人来安慰她、鼓励她。

在不断的交往中，我们看到了老人们的真实处境：他们关心什么，缺少什么，恐惧什么。

独居老人会和大模型说，“今天菜买贵了，下次再也不去这一家了。”他们是把它当作情感宣泄的树洞，弥补现实社交里的缺憾。一位73岁老人所在的小区里正举办诗歌大赛，他让大模型“写首关于夕阳的诗，要符合我的年龄”。还有老人好奇技术本质，问“你和百度的区别是什么？”“谁设计的你？”

老人恐惧的是技术不可靠，比如担心健康建议不准确，“它说的和医生说的不一样怎么办”。还有隐私泄露，“说病情会不会被传到网上”。他们渴望理解年轻的世界，常问大模型：“孙子发的狗头表情啥意思？”他们的价值感很强烈，会通过大模型学新东西，还会分享给朋友，自豪地说“这个我会，我教给你们”。

这让我以及团队里的年轻人意识到，老人其实不只是将大模型视为工具，更想通过它拓展自己现有的生活，跟上年轻人的脚步。老年人也有深层的情感链接需求，以及与社会联结的需求。老人甚至比我们想得更有趣、更热爱生活、更乐于学习和接纳新技术。所以我一直和学生说，老年人首先是“人”，其次才是“老人”，不要因为“老”，就忽视了他们“人”的本质。

说一个小秘密。我们访谈的100多位老人当中，有不少男性老人问我们：“人工智能技术都这么发达了，有没有性爱机器人？”人老了，各方面的生理和心理的需求依然存在，需要解决。

一个平等的时机

2023年初，我自己第一次使用大模型，问它的第一个问题是：“大模型的运作原理是什么，请用文科生能听懂的语言为我讲解。”

看到回答，我被大模型交互的自然性与知识的广博性震惊了，它完全理解了我的意思，并且根据我的限定条件，为我生成了准确的答案。跟使用搜索引擎，或是在浩瀚的互联网上查资料相比，我的知识获取效率大大提升。

我自己关注数智养老相关课题有十多年的时间，可以说，一直在跟技术和老人打交道。过去这些年，科技跟养老确实很脱节，社会对养老的关注多停留在物质照料，很少与前沿技术关联起来，甚至存在“老年人不需要复杂技术”的刻板印象。

但是使用大模型的时候，我一方面想道：大模型如此智能，应该是老年人，尤其是农村孤寡老人很好的“伙伴”，他们常常有沟通需求，却苦于不知如何表达和向谁表达。但另一方面，大模型的逻辑是为熟悉数字环境的群体设计的——更多是年轻人、互联网原住民们，比如输入方式、响应节奏，老年人面对这种技术时，会不会手足无措？

我觉得，在一项技术刚刚诞生、尝试进入人类社会的时候，是我们少有的能跟老年人平等地坐在一起的时候。这时候坐在老年人身边，观察、询问、倾听他们怎么看待和使用这项技术，探讨技术应该怎样更好地服务于人，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不过，想打开老人心扉，还是很困难的。第一次接触时，我们也有一些注意的地方，没有一开始就把电子设备拿出来，而是先跟他们聊日常话题，比如“平时怎么和子女联系”“用手机最常做什么”，让老人感受到，我们不是来推销技术，而是来了解他们的生活。

互相熟悉了，再把手机和平板拿出来，但也会明确说明，“不想用，随时可以放回盒子，我们只是记录真实感受”。我们向老人承诺，全程提供支持，子女不在时，我们上门解决设备问题。这种无压力参与的姿态，让老人逐渐放下戒备心理，愿意尝试一下。

在给老人们使用大模型时，我们又看到了新技术的问题。第一次使用，多数老人会被 “提问沟”卡住。

什么是“提问沟”呢？因为按钮太多，步骤复杂，或者因为方言、语速而产生识别误差，导致许多老人连第一个问题都很难问出来。

这主要是由于大模型目前还没有进行适老化改造。我们团队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技术后置效应”。大模型，包括AI相关的各种技术，就像一辆高速行驶的列车，算法和技术就是权力。谁跑得最快、最有能力去套住这辆列车或者这匹野马，谁就有话语权。而老年人作为天然的技术弱者，往往被甩在最后。

所以，问题不在于老人“学不会”，而在于技术“听不懂”。

面对这个困难，我们团队的成员手把手教老年人，和老年人互动，解决操作中遇到的新问题。这也是一个新的感受：“边用边教”比集中培训更有效，在这个过程中，老年人的印象更深。所以家人的日常指导，也比我们的讲解更易被接受和记住，这也印证了内层社会、家庭支持的重要性。

▲ 家人的日常指导比他人的讲解更容易被接受。图 /每日人物制作*

“提问沟”出现，在本质上是因为大模型没有做“适老化”，而这又进一步导致了，老年人通常是在使用大模型两到三周之后，持续和深入的使用就不再延续。老年人告诉我，他们觉得大模型不友好。

老年人使用大模型和年轻人有一个天然的不同——他们喜欢用语音。老人会把“语音输入”当成“打电话”，充满了尊敬和礼貌，喜欢按着按钮对大模型说话。

他们的口语表达方式，我们经常用一个通俗的话形容，叫“絮絮叨叨”，有很多助词和口语，这是他们缓解紧张或者缓慢思考的表现。他们的手又比较干燥，按手机的时候往往按不住，可能一段话才说了一半，信息就被发出去了。我把这概括为老年人踌躇的絮语。

大模型也没有足够的耐心等老人说这么久的话，要么是语音转文字的时长不够，要么就是会打断老年人的表述，自顾自地问答，或者理解不了老人的表述，答非所问。提示词也没有那么“友好”，有很多“怎么给论文去重”“你的MBTI是什么”这类问题，很多老人无法理解，会觉得“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难以实现的平等

研究之初，我们设想的是，老年人跟年轻人都是新手，可以相对平等地使用一项新技术，但到了实际的研究里，这就很难说了。

就像上文提到的，大模型的交互逻辑其实更适配年轻人的认知模式。除此之外，在社会支持上，老年人跟年轻人也有很大的差异。年轻人可以互相讨论，在网络上学习，同辈互哺，老年人很多时候只能依靠家庭。

我们就发现，容易参与进来的老人，会有一些共性。他们大多用过智能音箱、智能手机，有基础的数字技能，也就是说，经济条件和认知水平不会特别差；子女主动教过他们使用电子产品，有来自家庭的支持，亲子关系不错；或者性格外向，乐于尝试新事物。

坚决拒绝的老人，呈现两类极端：要么是有过负面的体验，比如曾经误点进入广告，被扣费，他们往往独居，家庭支持也不足，缺乏尝试的安全感；要么是“技术无用论”，对技术有强烈的反抗情绪，是比较“现充”的老人，他们会质疑，现实生活就很好了，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去学一个新东西？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过往的技术带给老年人的伤害。

要让老年人用得舒服，大模型需要从技术、界面、情感三个关键维度进行优化，而研发者的老龄同理心是最关键的。

技术层面，需要强化方言识别和模糊语义理解的能力，比如能听懂各地方言，比如上海话、四川话中的“絮语”，从老年人的笼统表述里，提取核心的需求。还要优化语音响应，支持语速调节、重复播放，适配老人视听衰退等生理特点。

在使用界面上，最好是遵循“低认知负荷”原则，减少热门推荐、功能入口等冗余信息，主要是“居中输入框+显眼语音按钮”的简洁设计。

情感上，升级情感计算能力，不仅提供信息，更要回应情绪，拥有共情能力。

对研发者而言，需要摒弃技术优先思维，真正走进老年人生活去深入学习了解，不能悬浮地去想象。

我们也在尝试破解这个问题。复旦老龄研究院和腾讯研究院联合发起的“AI向善语料库”项目，让数百家专业社会组织、一线老年社工、心理咨询师和志愿者，通过社会共创的方式，构建了一个更有人文关怀的AI语料库，它包含8047组老年人日常生活里的常见问答，涵盖了健康、心理、人际关系等场景。

这些语料不是冷冰冰的数据，而是凝结了一线工作者实际服务经验的、充满温度的关怀记录。有公益组织利用这个语料库开发“长者智慧绘本”应用，能更智能地理解老年人碎片化、重复性的口语叙述，提炼出情感核心与故事脉络，生成结构清晰、富有温度的“智慧绘本”，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情感陪伴。

理想状态下，大模型应该成为老年人有温度的伙伴，而不是冰冷的工具。除了情感陪伴、自我实现等，其实，大模型还可以更实在一些，给老年人提供生活支持。比如，聚焦在本地化上，精准地提供“某医院挂号流程”“社区食堂今日菜单”等信息，还可以简化复杂的线上操作，支持“一键查询社保”“语音预约疫苗”，这都是老年人日常的刚需。

其实，光是我们的研究行为，就让老人们很开心了。很多老人把我们的回访当作难得的交流机会，拉着团队成员说：“你们每次来，我都特别开心，能听我多说几句。”

技术要如何向善？

除了给老人使用大模型，我们团队还有很多关于技术与老年人的研究项目。每一个项目，都让我们发现，技术跟老年人的关系不只是单纯的对立关系，而且是充满了张力的。

技术可能会利用老年人的情感需求。

去年，我和我的团队在河南农村做了一项研究，观察农村的中老年女性怎么观看短视频。我们发现，在算法推荐的短视频当中，她们喜欢、愿意看的内容，排在前三的是：直播带货、子代沟通，还有美食烹饪。一位老年女性告诉我：“现在直播带货做得特别有人情味，会有男孩、女孩跪在那儿去给妈妈按摩、洗脚。”看得她眼泪汪汪，非常感动。

还有一位老年人说，她喜欢看视频里的“子代沟通”，是因为儿子在县城定居，几个月也不带孙子回来一次，想他们的时候，她就看看短视频里的小孩。她也会把短视频转给儿子或者发到家族群，暗示他们，自己想他们了。

这种情况下，某些虚假宣传的产品通过短视频洗脑或者私域直播的方式，很容易诱导老年人下单，销售效率甚至高于线下传销。

技术“好心办坏事”的案例也不少。

几年前，我到南京的一家智慧养老公司去调研，这个负责人就跟我说，现在的智慧养老其实不好做。他们研发了一套红外线的感知仪，装到社区的老人家里，能精准地监测老人是不是跌倒了，或者走失了。

但是老人用起来体验不好——红外线的监测仪太敏感，有一点风吹草动就要报警。有段时间下大雨、刮暴风，红外线监控不断报警，搞得社工凌晨一两点闯到老人家里去，看老人有没有事。老人很生气：“你们是不是天天盼着我死？没事就冲到我们家里来。”

很多的科技都想服务于老年人，但是却没有仔细想想：老年人到底喜欢什么、需要什么，他们用起来舒不舒服？

三年前的暑假，我们的团队去了江苏北部的一个县城。街道负责人非常兴奋地告诉我，他们的智慧养老做得是全市最好的，民政为农村老人上门助浴、助洁、助餐、助医等服务，都可以通过智慧大屏实时监测。

说完，他就点开了屏幕右上角一张护工上传的照片。当时是夏天，护工刚给一位阿姨擦过上身，照片非常清楚地把阿姨赤裸的上身拍了下来。

调研回来的路上，一个00后的学生非常伤心地对我说：“申老师，如果有一天我的爷爷、奶奶到了这一步，我宁可不要享受这样的免费服务。即便是倒给我钱，我也不愿意。”

技术跟老年人，更多是“有限兼容”的状态。比如一位80多岁的老人因为担心被网络诈骗，拒绝用手机支付，但却熟练地用微信和孙子视频。还有老人抱怨大模型太复杂不会用，但每天用平板打麻将。

这种选择性接纳，说明老年人并非抗拒技术本身，而是排斥那些忽视他们习惯、认知特点的设计。我的感受是，问题不在于年龄，而在于技术是否真正以“人”为本。当技术愿意放慢脚步、理解他们的真实需求时，水火不容完全可以转化为共生共容。

当然，最好的还是“赋能关系”，技术为老年人提供生活便利，比如智能健康监测设备可以实时跟踪老人的身体状况，和大模型对话缓解了他们的孤独感。

我们的合作团队——复旦的复微感知科技公司，他们研发了一款只有一枚硬币的1/16大的芯片，它通过AI计算、感知、认知形成机器嗅觉，把这枚芯片放到老年人的纸尿裤里，就可以非常灵敏地监测到卧床老人一天中的排气、排尿和排便情况，极大地提升失能老人的舒适度，也能够提升护工照护的效率。

这个技术最好的一点在于它是无创无感的，放在纸尿裤里很轻薄，而且可以重复使用，经济实用。

我们在探索技术能做什么的时候，需要警惕的是，使用技术的主体到底是谁。我们在研究当中经常会提到一个词——“孝亲代理”。技术有可能成为子女的一种自我安慰，在家里放一个扫地机器人、监控器，可能这段时间子女就不用来了，因为有机器人在帮忙照顾老人。这些技术，就不是为了帮助老年人，而是把老年人当作问题去解决。

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在2000年达到10%，而2021年时已经接近20%。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从进入老龄化社会，到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仅仅花了21年时间。而同样的进程，法国用了126年，瑞典用了85年。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急剧的、快速的、折叠的老龄化的社会。

技术的短期目标，应该是为老年人提供安全、便捷的生活支持，例如健康监测、应急响应、社交连接等；长期目标是对抗老龄化社会中的孤立性，重塑老去的方式，帮助人们在机能衰退后，仍然能保持对生活的掌控感。

我们的探索，始终在回答同一个社会命题，如何在科技主导的时代，避免抛弃那些步伐较慢的人？好的养老技术应当像一座桥，一端连接着科技进步的浪潮，另一端扎根于人类最本真的需求。衡量技术成功的标准从来都不是迭代速度，而是它赋予生命的温度。

部分内容和案例根据申琦在一席的演讲整理

一席:10年后我国将有5亿老人，但很少有技术从最开始就考虑老人到底需要什么｜申琦

*数据样本来自2025年6月，《人物》、每日人物联合贝壳公益发起的一项面向全国55岁以上人群的问卷，最终4273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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