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奇琴伊察被献祭的儿童,和玛雅古城附近生活的人们有遗传关联,并揭示了殖民时代流行病的影响。
库库尔坎神庙是今墨西哥奇琴伊察祭礼中心最大的玛雅建筑。Johannes Krause
在玛雅的大城市奇琴伊察,处处都有仪式性献祭的痕迹。在古城著名的球场附近,一幅雕塑描绘了被砍下的头颅和喷溅的血液。在60米宽的圣坑(Sacred Cenote)里,发现了数百具受害者的遗骸。
现在,这座城市最年轻的受害人的古DNA又为历史填补上了一页。一项发表于《自然》的研究分析了数十个儿童和婴儿的基因组分析,这些遗骸来自墨西哥遗址的一处地下密室。研究发现他们都是男孩,而且近亲的数量多得惊人,包括同卵双胞胎[1]。
“这实在太让人吃惊了。”研究共同作者Oana Del Castillo-Chávez说,她是墨西哥尤卡坦国家人类学与历史研究所的生物人类学家。她补充道,来自圣坑的遗骸包括了男孩和女孩,而奇琴伊察或其他古玛雅城市都没有近亲献祭的证据。
本次研究中的年轻受害者和如今生活在奇琴伊察附近的人有很近的亲缘关系,他们基因组中携带了一些变化,可能与祖先在16世纪受到的流行病感染有关。
定期献祭
奇琴伊察是古代玛雅文明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尤其是在公元800-1000年,当其他地区都陷入了衰退。在奇琴伊察,仪式性的儿童献祭似乎是一项定期活动,但这一习俗的许多方面都还不明确。
Del Castillo-Chávez和同事分析的儿童遗骸,是上世纪60年代在靠近圣坑的一处称为chultún的地下密室发现的。这些遗骸没有暴力痕迹,但它们是作为一座神庙的一部分被发现的,现已被建筑工程损毁。
奇琴伊察重建的石制头骨架(tzompantli)的一段。Johannes Krause
Del Castillo-Chávez希望可以识别遗体的性别以及获得其他遗传学见解,她和马克斯·普朗克演化人类学研究所得免疫遗传学家Rodrigo Barquera、古遗传学家Johannes Krause及其他同事开展了合作。研究团队从chultún埋葬的约106具遗体中的64个头骨中获得了古基因组数据。
放射性定年显示,这些儿童是在公元7世纪到12世纪中期被献祭的。除了发现所有受害者都是男孩,基因组数据还表明chultún四分之一的人有一级到二级亲属关系——可能是兄弟姐妹或表兄弟姐妹,其中包括两对同卵双胞胎。研究者认为,双胞胎和近亲的出现,可能与玛雅神话中涉及双胞胎形象的仪式有关。
受害人是谁
还不清楚为何这些儿童被选中献祭。对他们的骨骼同位素分析显示,他们摄入偏重植物的饮食(可能是玉米),这在古玛雅很典型。有亲属关系的人们似乎有类似的同位素特征,表明他们是以相似的方式养大的。
“也许这是献祭准备的一部分。” Barquera说,他来自墨西哥。“死亡和献祭对他们的含义与对我们截然不同。对他们来说能参与进去是无上荣耀。”
头骨架上的雕刻描绘了人类的头骨。Christina Warinner
Chultún的儿童和如今奇琴伊察附近一个叫Tixcacaltuyub的村庄里的居民属于同一遗传群体。但研究者说这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就是本地人。许多圣坑里被献祭的人都是在远离尤卡坦半岛的地方长大的[2]。之前Del Castillo-Chávez和同事发现,受害者牙齿的形状与古玛雅遗址的人不同,提出被献祭者属于一群定居在奇琴伊察的长途商人。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生物考古学家Vera Teisler 说,“古玛雅人在祭祀礼仪中对受害人做了许多描述。”因此她不意外这些被选中的人群(在这里是有近亲关系的男孩)是与chultún遗迹有关的仪式的一部分。
早期流行病
这些儿童的基因组是首批欧洲人到来前的玛雅人基因组,这还为殖民时代传染病如何影响墨西哥原住民带来了线索。研究者发现,有些参与识别病原体的基因版本(称为HLA等位基因),在现代玛雅人中变得常见,而另一些则变少见了。这可能是自然选择的证据。
一种和对抗严重沙门菌(Salmonella)感染有关的HLA等位基因变得常见了两倍。Krause团队过去的一项研究曾经将肠道沙门氏菌(Salmonella enterica sp.)亚种Paratyphi和一次称为科科利兹(cocoliztli)的16世纪瘟疫爆发联系起来,这场瘟疫杀死了墨西哥内外的数百万人。
但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古基因组学家María Ávila Arcos认为,说Paratyphi就是科科利兹瘟疫背后的元凶还“不够令人信服”,也不相信瘟疫导致特定HLA等位基因丰度大变。她说,就算没有自然选择,人口学上的变化如其他原因导致原住民数量骤减也可能导致类似的变化。
Teisler希望,这项研究会揭示出1000多年的动荡如何塑造了当代玛雅人的基因组。“这是一项决定性的新研究。”她说,“为更深入调查玛雅人错综复杂的发展轨迹打下了基石。”
“环球科学”
作者:Ewen Callaway
编辑:星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