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岁的陈默是典型的“沪漂”，在互联网企业做运营。去年12月某天晚上11点，他刚结束一个三小时的跨部门会议，回到出租屋躺在床上，突然有一股想找人说话的强烈冲动。“不是讨论问题，不是寻求共鸣，只是想吐槽客户有多让人无语，或者聊聊有多想去一家新开的咖啡店。”陈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购买秒回服务的念头，通常萌发在这样一些非常具体的时刻。手机通讯录这时是“失效”的。父母？深夜早睡了，而且年轻人喜欢报喜不报忧。好友？大家在不同的城市奔波，群聊里最后一条消息是三天前。那一刻，陈默清晰地感受到，在最想发出信号的一刻，似乎没有一个能随时接住它的端口。

就在那天夜里，陈默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了关于“秒回师”的讨论。花钱购买一个陌生人为自己秒回信息，评论区有人嘲讽是“情商税”“孤独税”，也有人分享体验：像是租了一个永远不会烦你的朋友。最初陈默是抗拒的，“这不就是找陪聊吗？”

然而，最近一个月，陈默用于秒回服务的开销已经超过800元。这种新型“陪聊”很可能要价不菲。去年12月，某杭州“00后”女性月薪9000元，却每月花费5000元购买秒回服务的案例登上热搜。

除了线上私下交易，在“松果倾诉”等主流线上倾诉平台上，提供这类服务的人自称为倾听师。所有服务者的共同点是，在付费换来的时间里，为客户提供秒回等定制情绪价值。为何这种看似毫无门槛的工作能受到追捧？纷乱的秒回市场暗藏哪些风险？

“对方收了钱，直接把我拉黑”

陈默将生活形容为一张Excel表：通勤1.5小时，工作10小时，算上加班和睡觉，每天的可自由支配时间不超过3小时。他的通讯录联系人超过800个，但他已记不清上一次有人问“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并认真期待一个答案，是什么时候了。

秒回师却能轻易满足这一点。在约定时间段内，陈默给秒回师发完消息，就立刻能看到“对方正在输入”的提示，这让他特别安心。“再也不用考虑对方忙不忙、情绪如何，10秒内必有回应。”今年最近一次秒回服务中，陈默和对方探讨了自己多年恋情分手的原因。秒回师很快回复：“听上去彼此在恋爱中都累了”“累了就歇歇，然后挺直腰板”。

陈默一个月接触了6个不同的秒回师，主要原因是体验不好。多位受访倾诉者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私下交易的秒回师时常不靠谱，服务质量仿佛“开盲盒”。有的在深夜时间段干脆睡着了。“最离谱的是有一次对方收了钱，直接把我拉黑了。”陈默说。

秒回师们通常会写明每个时间段的价格，白天每小时30—50元的价位很常见，深夜一般会上浮200%。但不论价位，他们都会加上这句话：转账请备注自愿赠与。

显然，服务前付费让秒回师有了跑路空间。而让客户标注赠与的行为是否合理？北京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郭志浩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服务双方无论是否签订书面协议，本质上建立的都是服务合同，而非赠与合同，并非备注了“自愿赠与”就是赠与行为。面对跑路，若服务方是公司等经营主体，则消费者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维权；若服务方是个人，则只能通过民事诉讼来主张权利。

除了跑路，秒回师与客户关于“是否做到秒回”的纠纷也很常见。陈默就遇到过一位秒回师，说是秒回，却在服务期间以有事为由希望修改服务时间，被拒绝后直接消失几小时。况且，10秒内或是30秒内回复，是不是都算秒回，也没有一个统一界定。

对此，郭志浩的建议是，应尽量在服务协议中量化服务标准，如响应时间不能超过1分钟等，避免主观判断。若未达标，服务方即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77条违约，违约方需按约定承担责任，如减免费用等。避免纠纷的核心是“将秒回等主观感受转化为可衡量的客观条款”。

“秒回师及其所代表的陪伴服务仍处于野蛮生长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曹祎遐对《中国新闻周刊》称，近年来陪诊、陪玩服务热度走高，行业初期符合聚集化发展特征，也就是把有需求的人聚集起来，推出单一产品平台产品。秒回师行业虽然有少量像松果倾听这样的平台，但仍处于以“散户”为主的“幼年期”，可以预见很快将产生低价竞争。至于秒回师未来是走向平台化，或是被更具附加价值的复合服务例如“运动+陪伴”替代，还很难预测。

移情风险更甚

林溪遇到过很多陈默这样的客户。她是河南某高校的一名行政人员，从去年1月开始从事线上秒回和陪伴服务，半年后加入松果倾听，从“散户”变成了倾听师。该平台成立于2015年，目前已有超过67000名注册倾听师。据她观察，疫情以来，人们愈发依赖线上陪伴。陪聊等陪伴服务并非新事物，秒回师的出现意味着人们开始在陪聊中寻求更细分的增值服务，也就是即时回应。

对即时回应的需求普遍而正当。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魏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人对秒回的需求始于婴儿时期，本质上是对母亲或者养育者角色的一种依恋。现代人情感普遍处于长期饥渴的状态，工作与生活中更多处理现实事务，情绪需求被放在一边。情感积攒到一定程度，或自己感受到情绪的那一刻，就会产生对回应的强烈渴求。

作为心理咨询师，魏冉希望人们在遇到情绪问题时寻求专业的帮助。但她也理解，部分人对心理咨询本身有所排斥，更快消式的情绪价值供给自然存在着吸引力。林溪仍记得做秒回师接到的第一个客户，是一名刚失恋的女大学生。她大部分时间都在听对方倾诉，偶尔回应“那一定很难过”“你做得已经很好了”等。在她看来，秒回师的价值不在于具体回了什么，更多在于提供当下易得的、不带评判的注意力。

刚开始服务时，林溪还会手心发汗、尴尬紧张。如今，她在秒回多个客户的同时，还能做家务、写报告、化妆等。这是秒回与心理咨询的显著区别之一。魏冉指出，若秒回服务方获得过系统的心理学教育，行业拥有完善的伦理规范和督导机制，作为一种“前哨站”，秒回服务对心理咨询行业是一个很好的补充。但目前看来，秒回师被商品化、工具化，双方权力关系已从正规心理咨询的合作关系，转化为不对等的服务关系，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缺乏行业伦理规范是秒回行业的一大问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心理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委员唐婧也是资深心理咨询师，她向《中国新闻周刊》举例称，心理咨询需要避免移情，也就是避免来访者爱上心理咨询师的情况。心理咨询师只会在单位时间内向你提供爱和陪伴，来访者一旦把这种陪伴当作爱情就会非常痛苦，会为咨询关系带来伤害。经过专业训练的心理咨询师都难以杜绝移情风险，秒回师群体更甚。不对等关系导致秒回师必须为这种移情给出正面反馈，很可能将加剧客户的依恋。

同时，秒回服务仍缺乏具体的服务标准，购买方获得的福祉有多大，界定是模糊的。魏冉认为，秒回需要更清晰的职业门槛和专业培训，来保证服务对来访者有意义。林溪指出，目前绝大多数秒回师包括她都不具备心理学背景。秒回师在工作时通常遵循某种自己摸索的套路，比如提取“焦虑”“emo”“分手”这类关键词，然后快速给出相应领域的话术回复。

缺乏专业性将带来潜在风险。一位在北京工作的秒回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去年初刚入行时曾接待过一位包天客户，白天聊天时她没察觉到对方任何过激情绪，只是对工作和社交受挫的吐槽。但次日凌晨两点多，对方给她打来了语音电话。“话筒里风声呼啸，他说他站在天台的那一刻，我心都揪紧了。还好对方只是焦虑睡不着想要透气。”这件事让她非常后怕。

魏冉指出，心理咨询师与来访者同处于稳定的环境里，能让宣泄更有安全感。秒回服务中，客户可能正身处天台、无人的街巷，如果秒回师本身没有心理干预经验，在挂掉电话的那一刻，后果将无法预料。在对方出现惊恐障碍、呼吸急促等躯体化反应时，心理咨询师还需引导其进行呼吸训练，帮助其标定现实，比如“你有没有看到一棵树”“身旁有哪些事物、有什么触感”等。套路秒回则很难做到相应的干预效果。

在魏冉看来，享有秒回服务后，当下宣泄固然很爽，但爽之后也许是更长的空虚。真实人际关系是双向交互的，不会有一方一直哄着另一方。“要建立真实关系，就要耐受一些不顺心和不被理解，在冲突和痛苦当中，我们才能探索‘我是谁’，从而发展出理解别人的能力，学会延续一段关系。如果对秒回上瘾，会让人离真实关系更远。”

（文中陈默、林溪为化名）

记者：周游

（nolan.y.zhou@gmail.com）

编辑：杜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