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加快研究人工智能立法”登上今日热搜。这标志着AI治理已从议题讨论加速迈向系统法治新阶段。

国家网信办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累计有748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435款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或功能完成登记。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AI魔改”经典、“深度伪造”诈骗、算法歧视（大数据杀熟）等话题频上热搜。最高法表示，诈骗犯罪手段高度智能化。全国人大代表宗强调研发现，利用AI实施的实时语音深度伪造，诈骗成功率已接近100%。技术迭代日新月异，立法滞后已成为AI产业健康发展的短板，若不及时补齐，不仅会侵害公民权益，更会错失发展机遇。

给AI立法绝非上“紧箍咒”，而是为了在野蛮生长与有序发展之间建好护栏。一方面，现有法规呈“点状分布”，面对AI带来的生成内容确权难、责任认定难、跨境数据流动乱等问题，往往捉襟见肘。究其根本，难在如何用工业时代的法律框架，去框定数字时代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全球治理话语权争夺激烈，欧盟《人工智能法案》已生效，我国唯有加快立法，才能在规则制定中占据主动、掌握先机。

研究出台人工智能相关法律，首要的是“稳”住AI，明确数据、算法、算力权责边界，规范训练数据合规使用，为技术创新留出容错试错的“沙盒空间”，既防范风险，又避免因噎废食，在规范与促进间找好平衡点。可采用“小切口”思路，借鉴欧盟基于风险的纵向分级模式，结合我国产业应用场景丰富的横向差异。比如，针对AIGC著作权、AI辅助犯罪认定标准等问题，先出台配套细则或司法解释。国家定好“交通规则”，行业自主灵活适配。

AI设防必须全链条，要将法治嵌入技术研发、数据训练、应用部署的全过程，明确算法提供者、平台运营者、终端使用者的责任链条。

法治，既是维护正义的高压线，更是激活创新的通行证。AI时代，技术“狂飙”，装上“红绿灯”、守好安全线，才能让人工智能真正成为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让技术创新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