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成

编辑/艾果

6月27日晚上，林薇刷到一条新闻：澳大利亚政府刚把社交媒体平台的罚款翻倍，涨到近1亿澳元。

她下意识回头看了眼客厅。女儿小满正窝在沙发里刷短视频，屏幕的光一闪一闪映在脸上。

“要不也给你禁了？”林薇半开玩笑地喊了一嗓子。小满头也没抬：“我们班同学都有，我不玩跟谁聊天？”

林薇张了张嘴，最终没说话，手机屏幕的光在她脸上暗下去。

澳大利亚罚款“涨价”的原因，是没能真正“管住”禁令下的青少年。此前有调查显示，尽管澳大利亚2025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但该国目前仍有约85%的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

这一幕似曾相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一代父母担心电视会“毁掉下一代”。千禧年前后，电脑成了洪水猛兽。再往后，智能手机普及，“低头族”成了新标签。

每一代人都觉得自己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但历史似乎总在重复：新媒介来了，恐慌跟着来，禁令或限制出台了，孩子总能找到缝隙钻过去。

社交媒体，真的害孩子吗？林薇的手指在搜索框上方犹豫了一下，输入了这行字。

这个问题，正在被全球无数家庭追问。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刚刚发布的一份报告，梳理了1300多篇学术研究、240篇媒体报道、4万多条网友评论，还在澳大利亚做了1000份问卷，给出了一个与直觉不太一样的答案。

《报告》对240余篇海外主流媒体报道进行观点梳理分析

刷手机，真的会害孩子吗？

社交媒体，真的是未成年人心理问题的“元凶”吗？

在这份《全球多国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管控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清华团队发现，社交媒体使用和青少年心理问题之间，相关性弱。那些简单二分的“刷手机对青少年有益或有害”的说法，在学术界缺乏可靠的因果证据。

学者们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支持因果性的结论，日常社交媒体使用与未成年人心理是否健康之间的关联不具备临床或实践显著性。而人们对社交媒体持有的负面刻板印象，可能来自发表偏倚、研究局限，或者是新媒体诞生所带来的普遍道德恐慌。

也就是说，日常刷手机和抑郁、焦虑之间，找不到什么靠谱的因果关系。 那些“玩手机玩出病”的说法，更像是一种直觉恐慌。

《报告》援引的一份高引研究显示，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被明显夸大，适度使用与心理健康无稳健关联。

更有趣的是，社交媒体使⽤与幸福感之间并⾮简单的线性关系，无论是过高使用还是过低使用，都会带来幸福感下降的相关联结果，⽽适度使⽤则与更⾼的幸福感相关联。

这其中的关键，在于“适度”。

1309篇文献中，大量研究提到了社交媒体的积极功能。对青少年来说，社交媒体是交朋友的地方，是找到同伴、获得认同感的渠道，也是探索“我是谁”的安全空间。

更重要的是，对于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影响的研究，全球发文量前十的国家中，只有中国和巴西两个发展中国家。美国在这一领域处于学术中心位置，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紧随其后，共同构成了以英语国家为代表的知识垄断。

这意味着，学界对社交媒体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西方的社会文化背景——他们的网络环境、平台生态、家庭结构、风险类型，都与我国国内大不相同。

简单把西方国家的研究结论直接搬到中国，“水土不服”是有可能预见到的。

选择“一刀切”禁令的国家有共同之处，即本国几乎没有大型互联网平台（比如：澳大利亚、印尼、马来西亚），而有本土平台的国家（比如：美国、日本、韩国）反而管得更温和。

《报告》分析指出，本土数字产业发展成熟的国家，因为具备相应的数字治理技术和经验，更倾向于温和的监管。而外资平台主导的国家，互联网市场几乎被国际平台主导，缺乏与产业生态深度互动、共同制定规则的能力与经验。面对复杂的数字环境，这些国家往往只能选择最直接、最粗暴的方式一禁了之。

据此前报道，澳大利亚的法案从文本提交到投票通过只花了不到两周，普通公众只有24小时向议会反馈意见，被不少学者质疑为“选票立法”。

禁令，到底带来了什么？

“管不住”，可能是禁令最真实的效果，也是一场没有作用的自嗨。

澳大利亚是全球首个将社交媒体禁令落地的国家，但实施半年后，数据并不好看。

eSafety官方数据显示，禁令实施六周后，孩子在10个受限平台中至少拥有一个账号的比例由禁令前的49.7%降至31.3%，下降约18个百分点。但同一调研数据同时显示，曾在相关平台持有账号的未成年人中，约七成仍保留账号。

芝加哥大学Becker Friedm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s于2026年4月发布的调查报告更是指出，禁令实施四个月后，14-15岁受禁令影响的未成年人的合规率约为27%，远低于预期的阈值。

无论是使用父母账号（85.7%）、谎报年龄（72.1%），还是、转战小众平台（38.9%），都反映出风险并未消失，只是跑到了更难被监管的灰色地带。

在互联网上，一个14岁的女孩，前一天刚刚删掉了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然后第二天用妈妈的手机号重新注册。这样的场景已不是偶然。

在技术层面，年龄验证成了一道迈不过去的槛。查得严，就要收集大量个人信息，侵犯隐私；查得松，孩子随便填个年龄就能注册。

《报告》梳理了三种主要技术路径：强制提交身份证件（如马来西亚、佛罗里达），虽然有效但引发数据安全和监控担忧；生物/行为推断（如澳大利亚），平衡性较好但仍有误差；自我声明（如欧盟、英国可选），隐私友好但容易被规避。

《报告》的判断很直接：目前没有一种技术能同时做到准确、隐私友好、低成本且没有偏见。

不仅如此，由于禁令的监管权天然归属于家长，孩子属于被管控的一方，这便如同近期闹得沸沸扬扬的“戒网瘾学校”一般，进一步加剧家长与孩子的矛盾。

在澳大利亚的1000份问卷中，清华团队还发现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超过一半家长其实知道孩子在绕过禁令，其中近三分之一选择了默许。而未成年人对禁令的反对率高达70.5%，与家长的64.4%的支持率形成鲜明对立。

更有意思的是，教育工作者群体中支持率为48.0%，意味着对于专业教师群体来说，该不该禁止孩子使用社交媒体，态度也并非“一边倒”。

4万多条网络评论中，消极情绪始终占六成，公众质疑的焦点已经从“该不该保护”变成了“这种手段行不行得通”。

《报告》对4万余条网络评论进行舆情分析

与其堵死，不如管好

如果“有害”在学理上证据不足，“禁令”在执行中副作用重重，那么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路，到底应该怎么走？

《报告》将澳大利亚的困境归纳为三重深层矛盾：想保护但手段不管用、管多了又侵犯隐私、平台禁了但孩子的需求没消失。

《报告》对此给出了一个尖锐的判断：澳大利亚的经验表明，全面禁止式政策容易产生一种治理错觉——，表面上减少了未成年人在主流平台上的账号和活动，实际上却可能将其推向更分散、更隐蔽、更难识别和更难干预的数字环境。其结果可能不是风险消除，而是风险转移；不是治理精度提高，而是治理成本上升。

好消息是，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意识到“一刀切”式的禁止走不通。美国多个州推行的禁令被法院以“违宪”为由叫停；法国从全面禁止退了一步，改为只拉黑高风险平台；德国、印尼开始按年龄和平台风险“双维分级”；新加坡和英国则引入了更细化的问责机制。

从禁止进入转向科学管理，正在成为国际共识。

对于中国青少年，清华大学蒋俏蕾教授的判断是：重点不是从入口限制，而是全过程、全场景的综合治理。

蒋俏蕾认为，中国的互联网平台多为本土企业，协同治理的空间更大。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建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保护制度——未成年人模式、防沉迷机制、平台实名制、《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以及内容治理体系，体系化搭建得非常细致。在这样的情况下，政策优化的重点不应是从入口限制上做文章，而是在既有制度框架内提升治理精度和执行效能，坚定走本土特色的治理方案。

《报告》建议，可以构建以“年龄分级”和“平台风险等级”为两个维度的分级管控措施。以最小化收集、用后即焚为原则，设计分层验证方案。对于中低风险平台，可以采用用户自填年龄和手机号实名核验的方式进行验证。对于高风险平台，可以要求用户进行人脸年龄估算或家长扫码授权，同样要求验证数据用后即毁。

同时，《报告》认为，应将被动'“防护'”转变为积极的内外联动转化，将外在的、由技术加持的保护模式，与内在的、未成年⼈的媒介素养培育与提升结合起来。倡导数字韧性的培育，呼吁构建'“政府-学校-平台-家庭”'协同的多元保护体系。

6月29日的研讨会上，参会专家几乎达成了一个统一共识：培养未成年人数字素养，让他们自身拥有安全使用、驾驭新媒介的能力，比任何外部的封锁都更有效。

《报告》发布暨研讨会现场

中国传媒大学郑宁教授给了一个更形象的比喻：“要让他们学会游泳，先要让他们下水，而不是让他们干脆别下水，那你可能永远也学不会游泳。”

清华的这份《报告》没有给出一个“禁止”或“不禁”的简单答案。但它用1300多篇文献、4万多条评论、1000份问卷说明了一件事：与其筑一道总会被翻越的墙，不如点亮一盏能照亮前路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