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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进油箱，还是进饭碗？中欧生物燃料政策的分歧与交汇

当欧洲仍在为粮食该不该做燃料争论了二十年之久时，中国已经用一份份政策文件定下了基调：粮食是粮食，燃料是燃料。2026年7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稳步发展非粮生物液体燃料非粮二字，是底线，也是中国与欧洲在这场全球能源转型中最根本的差异。

一、欧洲二十年争论：食物 vs 燃料为何无解

2003年以来，欧盟一直在生物燃料政策上摇摆不定。一方面要减碳，一方面要保障粮食安全，两个目标在第一代生物燃料（即用玉米、大豆、油菜籽等食用作物生产燃料）上正面碰撞。

批评者认为，欧盟的生物燃料政策促进了全球大面积的农业用地转向燃料原料生产，推高了粮价、加剧了粮食不安全。乐施会（Oxfam）更是直接称其为气候、人权和粮食安全的灾难。数据显示，欧盟畜牧业超过70%的饲料依赖进口在自身饲料都不够用的情况下，还要拿粮食做燃料，看起来很拧巴。

欧盟的应对方式是禁通过《可再生能源指令》（RED）引入间接土地利用变化（ILUC）风险分类，将棕榈油、大豆油等高ILUC风险的生物燃料逐步排除出可再生能源目标。到2030年，大豆生物燃料将被彻底淘汰。

但产业界并不买账。欧洲可再生乙醇协会（ePURE）反复强调，食物vs燃料是一个已被推翻的谬误。他们的逻辑是：乙醇生产的同时会产生高蛋白动物饲料副产品，实际上是在一边产燃料、一边产饲料。Nova研究所的一份报告甚至说，如果只用废弃物和残渣，需要5到20倍的土地，成本翻2到3倍。

争论至今没有结论。欧盟的生物经济战略仍在建立生物质利用层级和不歧视特定用途之间来回拉扯。核心困境在于：欧洲没有足够的非粮生物质资源，又不敢放开粮食基燃料卡在中间，两头都够不着。

二、中国选择：耕地红线不容触碰

中国给出的答案简洁得多：粮食安全优先，生物燃料走非粮路线。

2026年7月23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因地制宜发展生物柴油、非粮燃料乙醇、生物航空煤油。在此之前，工信部等多部门已接连发文，点名支持非粮生物基燃料乙醇、生物柴油、生物航空煤油等品类。

这一政策取向并非始于十五五。早在2017年《关于扩大生物燃料乙醇生产和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的实施方案》中，就已强调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基础上推进。农业农村部2025年4月发布的《养殖业节粮行动实施方案》，更是将非粮饲料资源（秸秆、微生物、微藻、昆虫蛋白等）的开发利用推向系统化。

政策逻辑很清晰：中国要用18亿亩耕地养活14亿人，任何与粮争地、与粮争料的行为都不在选项之内。

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副院长杨雷博士在近期一场能源论坛上对此作了精准概括：中国严格保护1.2亿公顷耕地，以粮食为基础的生物燃料（如玉米乙醇、大豆生物柴油）不会得到规模化支持这一点与欧洲的伦理框架是一致的。

但区别在于，中国不仅有禁止，更有替代。中国每年毕业1200万大学生，工程师数量全球第一；风电、光伏装机持续增长，绿色电力成本已降至全球最低。这些条件让中国可以走一条欧洲难以复制的路用绿电+非粮生物质，生产绿色甲醇、绿氨和可持续航空燃料（SAF）。

三、下一代燃料：从粮基到电基的跃迁

近期国际上有声音在问：中国十五五能源规划将生物燃料限制在非粮原料，未来是否会放宽？是否会推出SAF强制掺混的规定？

中国业界的普遍看法是：不会放宽，但方向更广。正如杨雷博士提到，行业正在从第一代农作物燃料转向Alcohol-to-Jet（A2J）和合成燃料（drop-in fuels）。随着绿电变得充裕廉价，将绿氢与生物源二氧化碳结合，生产e-甲醇、e-氨或合成甲烷，潜力巨大。这些绿色燃料可以直接利用现有的管道和航运基础设施。

换句话说，中国走的是一条电-X路径用可再生能源制氢，再用氢去合成各种燃料。粮食从头到尾不参与。

这一路径已经在产业化。2025年4月，巴斯夫与明阳集团签署谅解备忘录，共同推动Power-to-X材料与技术创新，推进绿氢、绿氨、绿色甲醇在中国的规模化应用。同月，科莱恩与上海电气在吉林洮南的生物质制绿色甲醇项目上达成合作。

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明确了绿色氢氨醇的区域布局：东北利用秸秆等生物质资源发展生物质气化耦合绿氢制甲醇；西北利用丰富绿电发展绿氢与二氧化碳合成甲醇路线。到2030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目标达到200万吨。SAF也被列入规划，覆盖原料收集、燃料生产和航空消费全链条。

四、中欧能合作吗？

尽管路径不同，中欧在下一代燃料上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间。

杨雷博士指出，欧洲对全球能源转型的贡献不可忽视：15-20年前欧洲的补贴为光伏和风电创造了最初的全球市场规模；欧洲还率先推动了电力市场 deregulation、虚拟电厂（VPP）和车网互动（V2G）等制度创新。

但欧洲当前的问题也很明显电价过高、工业外流、电动车推广受阻。这里的根源在于过去过度依赖廉价的俄罗斯管道气，延误了可再生能源的规模化改革。

中国的优势在于执行力和规模，欧洲的优势在于制度设计和系统集成。欧洲可以利用中国低成本清洁能源供应链，中国可以借鉴欧洲成熟的市场清算机制和系统整合规则。

为此，欧洲需要完成三个调整心态上从师徒转向互学 ，采纳中国在工业执行和规模上的优势；去政治化，基于国家经济利益而非意识形态做能源决策；内部市场改革，解决欧盟能源市场的结构性瓶颈，而不是指着发展中国家责备他们用多了不可再生能源。

粮食进油箱还是进饭碗，中欧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两种路径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资源禀赋和政策优先序的差异。但在全球能源转型的下半场，谁能率先建立起不跟粮食争资源的规模化绿色燃料体系，谁就掌握了真正的能源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