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0月28日清晨，北京首都机场依旧忙碌如常，早晨8点05分，编号为2949的波音737飞行器缓缓驶入跑道准备起飞。这架航班属于国航CA905国际航班，机上搭载着94名乘客，原定飞行路线为从北京出发，经昆明中转，前往缅甸仰光。巧合的是，这一天恰逢中国传统的重阳节，乘客们看起来心情愉快，飞机也按时起飞，似乎一切都预示着这次旅程会非常顺利。

在飞机的驾驶舱内，机长袁斌和副机长文飞正在如往常一样掌控着飞行。经过约40分钟的平稳飞行，飞机已经飞越了山西太原的上空，进入了平流层，飞行状态稳定。然而，突然间，袁斌的脸色变得凝重，他低声对文飞说道：“我要把飞机开到台湾，你要配合我！”文飞感到一阵茫然，开始以为这只是机长的一个玩笑。毕竟，两人是多年同事，机舱内的气氛偶尔会因些许幽默调剂。

然而，接下来的事情让文飞的笑容消失了。袁斌竟然让自己的妻子徐梅进入驾驶舱，并要求她关好舱门。文飞这时彻底明白，机长并非开玩笑，而是在实施某种行动计划。随着舱门被关闭，外面的机组成员也无法进入驾驶舱。文飞心中一阵紧张，他顿时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尽管他立即尝试与袁斌沟通，希望能说服他放弃这种做法，但袁斌并未改变主意，还威胁性地通过飞机的倾斜动作让文飞服从。

袁斌清楚地知道，自己在此时完全控制了飞行权，机上乘客的命运已被自己掌握，他立即通过广播向机舱内的乘客宣布，飞机将改飞台湾。与此同时，文飞通过飞机广播频道，悄悄将劫机事件通知了航管中心，紧急寻求帮助。航管中心得知这一信息后迅速与飞机取得联系，试图说服袁斌放弃计划，但袁斌并没有松口。此时，徐梅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紧张得脸色苍白。

随着局势的升级，政府决定采取应对措施，派遣了两架战机紧随其后，开始飞行护航，并通过广播要求袁斌立即停止劫机行为。面对战机的威胁，袁斌并未表现出丝毫的动摇，他相信战机不会轻易干扰到飞机，因为他们必须考虑机上90多名乘客的安全。然而，这种固执的态度让局势变得异常复杂，战机和地面指挥中心都陷入了两难。

为了避免袁斌走极端，民航总局决定暂时减少对他的压力，并通知台湾方面准备接管这一事件。到了上午10点18分，飞机已经飞临福建，厦门航管站迅速与台湾台北中正机场取得了联系。台湾方面在得知消息后迅速行动，派出两架F5E战斗机护送飞机前往台湾，并随即增派了其他战机参与任务。

不久后，袁斌终于见到自己飞抵台湾，心头的悬念才得以解开。他以为一切顺利，自己与妻子将会受到热烈欢迎。然而，飞机一着陆，等候多时的台湾武警迅速冲进机舱，问询劫机者的身份。袁斌冷冷回答自己就是劫机者，而接下来的瞬间，袁斌和他的妻子被立即逮捕。令袁斌震惊的是，原本预想的“英雄般”的欢迎仪式并未到来，反而是冰冷的手铐和严密的控制。此时，袁斌才意识到自己精心策划的一切，竟成了一场彻底的闹剧。

无论大陆方面还是台湾方面，对这一事件也感到疑惑不解。毕竟，袁斌夫妇在大陆拥有相当好的生活条件，袁斌作为国航的飞行员，生活十分安逸，妻子徐梅在北京的工作也稳定且薪水不菲。没有任何外部压力，夫妻两人为何会选择冒险实施这一荒唐的劫机计划呢？这件事的背后，究竟有什么样的动机呢？

根据事后对袁斌夫妇的审讯以及周围人际关系的调查，真相逐渐浮出水面。袁斌的动机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为了争取到一套单位分配的住房，竟然策划了这场劫机事件。他的家庭条件本来非常优越，收入稳定且待遇优厚，为何还要冒险劫机呢？

袁斌，来自湖北一个相对富裕的家庭，聪明且勤奋。1989年，他考入中国民用航空学院，大学时成绩优秀，毕业后顺利进入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工作。改革开放后，中国民航迅速发展，许多航空公司迅速崛起。作为国航的首批优秀飞行员，袁斌在短短几年内便成为了副机长，并且在29岁时升为机长。

袁斌的事业蒸蒸日上，不仅如此，他还收获了美好的爱情。他和妻子徐梅成婚，生活一度看似完美。虽然他们的家庭条件相当好，生活安逸，但袁斌却始终感到内心空虚，渴望更多。1998年，国家进行住房改革，许多单位开始分配最后一批住房，作为国航的机长，袁斌原本可以优先获得一套新房。

然而，尽管他已符合分房条件，且有一套面积超过110平米的房子，他最终却未能如愿以偿。这一结果令袁斌心生愤怒，并且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对待。事与愿违的失望让他做出了极端的决定——他要劫持飞机，飞往台湾，给国航和那些他认为对自己不公的领导一个“教训”。

经过反复的说服，妻子徐梅最终同意了袁斌的计划。他们精心策划了这一行动，并最终选择了1998年10月28日实施。在飞机起飞后，袁斌与妻子一起操控了这架航班，并成功将飞机带到了台湾。

然而，正如当时海峡两岸已经实现“三通”一样，袁斌的这一计划并未带来他预想的胜利与荣耀。台湾方面迅速采取行动，将他与妻子逮捕。起初，袁斌认为自己能够在台湾安享生活，但事与愿违，2001年他被遣返回大陆，继续接受审判，彻底结束了这一荒唐的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