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西部君

过去几天，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峰会在直辖市天津举行。

这场汇聚20多位外国领导人和10位国际组织负责人的外交盛会，让天津这座“北方第二城”，站到了世界的聚光灯下。

不过，这很可能只是开始。

日前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在关于“提升城市对外开放合作水平”部分，作出最新定调：

支持有条件的城市承担重大外事外交活动。

这或预示着，中国城市外交的“第二梯队”将加速走上前台。

下一个“天津”，是谁？

01

上海合作峰会与中国城市的结缘颇深。

在天津之前，已有上海、北京、青岛成为举办地。

但相对于作为中国“外交双雄”的京沪，如此高能级的重大外交活动之于青岛、天津这样的二线城市，显然更显特殊价值。

首先，这种稀缺性，本身就是对于城市地位和能级的一种直观肯定。

其次，办会前对于城市基础设施完善的带动，办会期间和之后对于城市形象的推介及开发合作机遇的拓宽等。

公开信息显示，为筹备此项活动，天津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对会议主场馆——梅江会展中心（一期）进行适度提升，优化整体功能和呈现效果。

同时，深化市容环境综合整治，推进道路维护、绿化补植、景观提升等工作，优化海河沿线夜景灯光，推动文化中心广场喷泉、满月塔、五大道公园等点位提升。

另外，此次峰会达成的重要成果，也让天津直接受益。

9月2日，作为此次峰会的重要成果，三大合作平台以及科技创新、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三大合作中心，正式挂牌。

其中天津成为最大赢家，收获了其中的一半成果：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合作平台”、“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合作平台”、“中国-上海合作组织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均设立在天津。

其余的，北京、青岛、西安，各收获一个。

从长远看，这样的机会也将为天津扩大在更多领域对相关国家的开放合作，创造更多机遇。

如经贸领域方面，天津国际化口岸综合服务厅打造“一站式”经贸合作平台，目前已开设蒙古厅，年内将新增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柬埔寨四国专属服务厅。

据统计，今年1—7月，天津对上合组织国家进出口总额达533.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2%。

近年来，天津由于多方面因素，在经济增速上有所放缓，以至于关于“北方第二城”的争夺，引发了新的联想。

不过，去年以来，天津不断收获利好，再结合此次高能级外交活动的举办，天津似乎正在迎来新的发展阶段。

如去年，注册资金达100亿的第98家央企——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总部落户天津。这终结了天津没有央企总部的历史。

去年获批的《天津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则明确天津是“我国重要的中心城市”，获此殊荣的只有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五个城市。

这一定位肯定了天津在国家战略布局中的重要性。再次表明，作为老牌直辖市，天津的地位依然坚挺。

02

高能级国际会议和活动是城市展示自身形象、提升国际影响力，不可多得的机遇。在中国，不同城市历来承担着不同层级和类型的外交外事活动。

其中，北京和上海居于金字塔尖，是无可争议的中国“外交双雄”。

北京作为首都，自然承担了最多最高规格的外交活动，如“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非合作论坛等。

上海则凭借其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承办了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一系列重要国际活动。

不过，近年来也有更多的“第二梯队”城市，在外交舞台上迎来高光时刻。

广州，作为中国南大门，依托广交会这一中国第一展，对外经贸影响力一直在线。并还曾举办2010年亚运会、《财富》全球论坛等国际活动。

杭州，作为“新一线城市”的杰出代表，举办过G20峰会。

青岛，举办过2018年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并收获中国-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

西安，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承办欧亚经济论坛等活动，并于2023年举办过中国-中亚峰会。

成都，凭借外国领事机构数量相对靠前的优势，曾举办《财富》全球论坛、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等国际会议，也是中国-欧洲中心所在地。

武汉，举办过上海合作组织民间友好论坛、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发展合作论坛等重要活动。

厦门，凭借两岸交流前沿和海上丝绸之路节点的优势，每年举办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投洽会），并曾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

南宁，依托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永久落户，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的“桥头堡”。

昆明，凭借地缘优势，成为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重要节点，中国-南亚博览会等国际活动永久落户。

很明显，这些举办过国际活动的城市，共同特征突出：

多数是副省级城市，具有较高的行政能级；不少城市设有外国领事机构，国际交往基础较好；大多具有区位优势，或是区域经济中心，或是面向特定国家地区的门户……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普通”省会城市也在积极争取在全球舞台亮相的机会。

如长沙，凭借中非经贸博览会的永久落户，成为中非经贸合作的重要枢纽城市。

今年6月，长沙还举办了中非合作论坛成果落实协调人部长级会议，进一步巩固了其在中非合作中的特殊地位。

2024年初，国家正式批复湖南省《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建设总体方案》。今年上半年，湖南省对非进出口289.9亿元，增长7.6%，对非贸易规模居中西部第一。

03

未来，上述趋势还将延续。

最近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在“提升城市对外开放合作水平”方面提出了一个重要表述：

支持有条件的城市承担重大外事外交活动，吸引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落户。

结合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建设一批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和区域性开放节点城市。

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将有更多城市有机会承担重大外事外交活动，并借此登上国际舞台。

那么，哪些城市可能成为下一个“天津”，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

从政策导向看，“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和“区域性开放节点城市”将成为重点支持对象。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明确：

建设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广州、深圳、成都、重庆、沈阳、大连、哈尔滨、青岛、厦门、郑州、武汉、海口、昆明、西安、乌鲁木齐等20个左右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

这些城市因为有完善的国际交通条件，更容易承担国际交往功能。

从区域布局看，考虑到平衡东中西、南北方的需要，目前国际活动举办城市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相对较少。未来，像西安、郑州、成都、重庆、武汉等中西部中心城市可能获得更多机会。

从专业特色看，一些在特定领域优势突出的城市也可能获得机遇。

比如，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有特色的城市可能承办气候变化相关会议；在数字经济方面领先的城市可能承办数字合作论坛；在海洋经济方面有优势的沿海城市可能承办海洋合作论坛等。

04

具体而言，以下几类城市可能迎来新机遇：

第一类是区域中心城市。

如沈阳、南京、杭州、济南、郑州、长沙、福州等省会城市。这些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较好的基础条件承担国际交往功能。

像沈阳的定位中，就包括建设东北亚国际化中心城市。

第二类是沿边开放城市。

如哈尔滨、乌鲁木齐、昆明、南宁、拉萨等，这些城市具有与周边国家交往的天然优势，可以在区域合作中发挥独特作用。

第三类是特色功能城市。

如敦煌、三亚、桂林、威海等具有特色旅游资源的文化旅游城市；

深圳、杭州、合肥等科技创新突出的城市；

大连、青岛、宁波、舟山等海洋经济城市。

对中国而言，支持更多城市承担外事外交活动，具有多重战略意义。

比如，有利于减轻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的功能过度集中问题；

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升更多城市的国际化水平和能级；

有利于深化对外交往，通过地方合作促进国家间关系发展。

更重要的是，进入新发展阶段，让更多的城市站到全球舞台，也有利于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国际形象。

这一点，也呼应了《意见》提出的，“支持部分超大特大城市增强对全球高端生产要素的配置能力”的新要求。

当然，到底谁能够在外交“二线梯队”城市中，找到新优势，还是离不开自身的努力。

较好的经济基本面、一定的对外交往基础和能力等，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