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平系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

本文首发于《中国外汇》2025年第22期

自2009年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启动以来，人民币跨境使用已走过十六个年头。人民币在贸易支付结算、大宗商品定价、国际金融交易、官方外汇储备等领域的跨境使用程度不断提升，已经成为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有一定地位的可国际使用的主权货币。尽管如此，与美元和欧元较高的占比相比，迄今为止人民币的跨境使用水平与我国作为超大型经济体在全球的地位和较高的开放程度是不匹配的。第六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建设金融强国，其中首要的目标是拥有强大的货币（人民币）。近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升资本项目开放水平，建设自主可控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体系，为“十五五”时期人民币的国际化发展提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

展望“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将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大国博弈推动国际经济形势深刻演变，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因素多发的时期。世界百年未遇之大变局继续深刻演绎，新质生产力和产业转型加速突破，我国正在持续获得新的国际运筹空间和重新塑造外部环境的有利因素。但地缘政治冲突易发多发，全球变乱交织、动荡加剧；保护主义卷土重来，霸权主义肆无忌惮，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遭遇空前的严峻挑战。“十五五”时期将有哪些积极因素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未来五年应采取哪些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这是笔者将要讨论的内容。

诸多有利因素支持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加快

“十五五”时期，我国依然会面临复杂严峻的外部挑战和风险，但从国内外视角来看，一系列积极因素和现实基础也都在支持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加快。

中美贸易负增长及我国对非美国家贸易增速加快，有助于人民币支付结算和银行信贷等方面的发展。新冠疫情以来，受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影响，我国对美国出口在我国总出口中占比明显下降，已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的20.7%降为2025年8月的9.8%，9月虽有反弹也仅为10.4%，但我国对非美市场出口增速加快。从我国出口的三大市场来看，2025年9月我国对东盟、欧盟、美国的出口增速分别为15.62%、14.18%和-27.03%。同期，我国自美国进口的增速同比下降16.1%，而对欧盟、日本、部分亚非拉国家等非美经济体均出现了10%以上的高增长，说明我国外贸结构多元化正在迅速发展。毋庸置疑，在对美贸易中，使用人民币支付结算的难度很大或基本不可能；而在对非美国家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尤其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存在着使用人民币的较大空间。

能源、矿产等商品进口更多使用人民币定价、支付、结算的趋势正在形成。近年来，在大规模需求的支持下，“石油人民币”体系正在稳步发展。2024年，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INE）已成为全球第三大原油期货市场，人民币定价原油期货日均成交量达15.94万手，仅次于美国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WTI）和英国布伦特（BRENT）原油。作为我国两大石油贸易伙伴，俄罗斯、委内瑞拉与我国石油贸易的相当部分已使用人民币结算。近年来，我国与卡塔尔、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等国的天然气贸易协议中，已经部分使用了人民币结算。2025年10月，中国矿产资源集团与巴西淡水河谷达成协议，其对华铁矿石出口的30%左右将使用人民币进行支付结算，实现了铁矿石人民币结算的历史性突破。澳大利亚力拓集团也宣布，接受人民币作为部分铁矿石现货交易的结算货币。

我国产业链全球延伸深化，从多个维度有力促进了人民币跨境使用。首先，产业链的全球布局与升级增强了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话语权。随着我国在高端制造、新能源、数字经济、绿色技术等领域的竞争力不断提升，我国企业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全球生产网络的核心环节，从过去的“世界工厂”逐步向“全球产业链组织者”转变。这种地位的提升，使我国在与贸易伙伴开展经贸往来时，尤其是中资企业在海外积极投资布局，逐步形成了基于产业链的规则制定影响力，为推动贸易与投资以人民币定价结算奠定了坚实基础。其次，产业链的延伸带动了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与投资中的使用需求。我国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机制，不断深化与全球特别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链合作。在这一过程中，以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项目融资、供应链金融的需求自然上升，有助于扩大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场景，提升其作为国际交易货币的功能。最后，产业链的本地化与区域化趋势促进了人民币的区域锚定效应。随着我国与周边国家、区域伙伴在产业链上深度融合，人民币逐渐成为区域内贸易、投资和储备的重要货币选项，形成一定的“货币锚”效应，有助于人民币在特定区域内的接受度和稳定性提升。可见，我国产业链的优势及其发展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扎实的实体经济支撑和广阔的应用场景，形成了“产业实力增强—贸易投资本币化—人民币国际地位提升”的良性循环，是推动人民币从“贸易货币”向“投资货币”“储备货币”迈进的重要驱动力。

较低的利率水平降低了人民币融资成本，有助于提升跨境人民币信贷需求。纵观全球，我国银行业规模最大、信贷资源最为丰富，但人民币跨境使用以来，我国的利率水平相对于美元、欧元和日元都要高，对企业而言人民币信贷成本较高，人民币跨境信贷的需求增长十分有限。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我国的利率水平逐年走低，而美国利率却一度走高。截至2025年9月末，10年期我国国债收益率为1.89%，同期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4.14%，两者利差达到225个基点，人民币利率已处于相对低位，一年期人民币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已降至3.0%。鉴于近年来我国信贷利率持续下降，跨境人民币贷款规模则持续增长。以深圳为例，2025年前9月，深圳辖内商业银行发放跨境人民币境外贷款规模达1516亿元，同比增幅超过100%。

外资持有和交易人民币金融资产的意愿增强，为人民币在投资领域跨境使用带来了需求。境外向境内资本市场投资具体涉及四个投资渠道：非居民投资境内机构境外发行的股权及债务类工具、“沪股通”和“深股通”、债券通和银行间债券市场、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近年来，伴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的对外开放，吸引了外资增投人民币资产。首先是A股海外投资意愿增强。2025年上半年，外资净增持境内股票和基金，扭转了过去两年总体净减持的态势；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北向资金持有A股市值2.58万亿元，分别较二季度末、一季度末增长12.9%、15.59%，年内累计增加超3000亿元。其次是外资重新看好我国债市。2018—2022年，外资一度大幅增加持有我国债券的规模。随后两年外资持仓略有回落。2024年下半年起，外资配置我国债券的节奏再度提速。截至2025年8月末，全球共有来自80个国家和地区的1170家境外机构进入我国债券市场，持债总量约4万亿元。

央行间货币互换向全球市场提供了稳定且充足的人民币流动性，拓展了人民币的接受和使用范围。央行之间的货币互换是国际央行合作的重要方式。两国央行在互信基础上，用自己的货币置换合作方央行货币，到期再换回，其实质是一种有抵押的融资安排。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流动性趋于紧张，多个国家的货币当局提出与我国建立货币互换机制，以获取流动性支持。截至 2025年6月末，我国央行与欧盟、日本、韩国、印尼、泰国、新西兰、巴西、沙特等32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有效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协议总规模约4.5万亿元。较大规模的人民币互换安排将显著增强有关国家央行在金融市场交易和贸易支付结算时使用人民币的能力和信心，便利各国央行在需要时使用人民币。

美元信用持续走弱叠加各国外汇储备多元化，为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难得契机。新冠疫情以来，由于美国财政赤字持续大幅攀升，联邦政府债务扩大速度明显加快，同时美国又将美元“武器化”，导致美元信用持续走弱，各国央行外汇储备进一步多元化。近年来，全球主要经济体，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央行纷纷采取行动，加快外汇储备资产配置多元化，减少对美元资产的持有。美元的占比从1999年的71%高点降至2024年四季度的57.7%，为近20年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人民币在国际储备中的占比则逐步上升。截至2024年四季度，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人民币资产总额约为2470亿美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了外汇储备。伴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壮大和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未来五年，这一趋势有望延续，人民币有望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资源出口国、对外贸易大国外汇储备组合中的“核心非美元货币”之一，占比稳步提升。

积极举措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应该清醒地看到，迄今为止，人民币国际化虽持续进步，但水平依然不高，全球范围的“去美元化”过程尚未从根本上改变美元独大的基本格局。为了切实提升人民币的跨境支付结算功能、定价和交易功能以及国际储备功能，有效和稳健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十五五”时期需要积极理性地加以谋划，加大重要和核心领域的实施力度。

加强人民币跨境使用与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深度融合。我国作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在新能源、高端装备、数字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已构筑起技术壁垒与产能优势，“十五五”时期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将推动我国制造业实现从规模领先到科技赋能的迭代升级，形成了覆盖上下游、贯穿研发制造销售的完整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这为人民币国际化与产业生态深度融合提供了坚实基础。一是依托高技术产业链主导地位扩大结算份额。鼓励新能源、高端装备、数字经济等优势产业的龙头企业在“出海”过程中，以人民币定价结算跨境贸易与投资，并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供应商、物流服务商等配套企业使用人民币，形成“核心企业示范—供应链协同—全链条渗透”的传导效应。二是以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需求强化人民币避险功能。针对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新兴市场国家对“减少美元依赖、规避汇率波动”的迫切需求，依托我国在关键原材料、中间品供应中的话语权，推动资源进口国与生产国接受人民币作为支付工具，并配套建设人民币定价的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帮助境外企业锁定人民币资金成本，提升人民币在“稳链”“保供”场景中的吸引力。三是通过制度和流程创新打通人民币跨境循环堵点。扩大更高水平贸易投资人民币结算便利化试点范围，将更多高技术企业纳入“白名单”，支持银行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提供“本币优先”的跨境收付、资金池管理、汇率避险等综合服务；推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与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平台对接，实现贸易流、资金流、信息流的“三流合一”，提升人民币在复杂供应链网络中的流转效率。

深化人民币在大宗商品贸易领域的应用。我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制造业贸易国和第二大投资国，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大宗商品进口国与消费国，在原油、铁矿石、铜等关键品类的进口量长期占据全球领先地位，巨大的市场体量为人民币介入大宗商品定价与结算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现实基础，也让以大宗商品为锚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成为必然选择与可行路径。未来，我国应通过以大宗商品定价权为战略支点，加快推动人民币在大宗商品定价与结算中的实质性突破，推动人民币从“边缘货币”向“关键定价货币”跃升。一是对于原油、铁矿石等重点品类，在前期已取得阶段性突破的基础上，应紧密围绕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目标，持续优化交易规则（如延长交易时间至覆盖欧美主要交易时段、扩大交割品种至更多符合国际市场需求的基准品级），并配套仓储物流、套期保值等一体化服务，吸引更多境外产业客户、金融机构及主权财富基金等国际投资者使用人民币参与交易，推动人民币从大宗商品贸易结算货币向定价货币、投资货币升级。二是推动试点成果向全品类延伸。在原油、铁矿石取得突破的基础上，将经验复制推广至铜、铝、锂、钴等新能源金属，以及大豆、棕榈油等农产品领域，尤其是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农业合作项目，推动人民币在棕榈油、橡胶等大宗商品贸易中的使用，逐步构建“人民币大宗商品定价生态圈”。三是强化“定价—结算—储备”闭环支撑。完善CIPS与大宗商品交易平台的直连，提升人民币结算的效率与安全性。同时，鼓励资源出口国将人民币收入用于购买我国工业制成品或投资人民币定价金融资产，形成“大宗商品贸易用人民币结算—人民币回流至我国市场—出口国持有人民币资产增值”的良性循环，从根本上增强境外主体使用人民币的黏性。

针对不同区域的特点，实施差异化的推进策略。欧洲、东盟和中东地区是我国最重要的经贸伙伴，是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重点区域。鉴于这些经贸伙伴各自具有不同的国际经济特点，可以针对性地拓展人民币使用。欧洲是欧元跨境使用的核心区域，长期以来对人民币跨境使用接受度不高，但近年来随着“去美元化”发展和美元信用的弱化，人民币使用的接受程度大幅上升，形成了良好的发展态势。2024年双边人民币跨境收付8.9万亿元，同比增长13.1%；欧洲全域开展跨境人民币业务，290家银行加入了CIPS，基本实现了欧洲大陆全覆盖；英国、俄罗斯等欧洲国家与我国央行签署了互换协议，规模约达1万亿元；部分国家的金融机构还发行了“熊猫债”，伦敦和法兰克福已成为全球重要的离岸人民币中心；欧央行早在2017年就将人民币纳入了外汇储备，体现出对人民币信用的认可程度趋于上升。随着市场使用人民币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欧央行和欧洲各国央行储备中人民币占比会持续增加。鉴于欧洲与我国紧密的经贸关系和发达的金融市场，未来应在贸易支付结算、商品定价和交易、官方外汇储备等领域全面拓展跨境人民币使用。东盟是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人民币跨境收付发展迅速，2024年同比增长50%，2020—2024年年均增幅达21%。我国与东盟货物贸易人民币收付深度绑定，尤其是在电子元件、农产品、机械装备等货物贸易中，人民币已成为普遍可接受的选项。正因为如此，未来人民币在东盟的跨境使用应在货物贸易中进一步深入拓展。中东是我国重要的能源进口来源地，近年来开始投资人民币资产。伴随着全球能源市场供求格局的进一步多元化，我国应尽快争取在能源贸易人民币结算实现突破，同时支持中东国家加大力度投资我国金融市场。

提升中资金融机构的跨国经营水平，加大力度投放人民币跨境信贷。在全球金融市场，中资金融机构尤其商业银行是经营跨境人民币业务的主要载体。历史上英国和美国的商业银行都是在全球经营本币的主要金融机构。未来，中资商业银行的经营能力包括金融产品与服务是否符合需求、便利与否、是否丰富，关系到人民币的可接受程度。因此，未来中资银行需要进一步发展以人民币为主要交易币种的国际业务，不仅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机构网络的支撑，而且还提供便利丰富的人民币产品和服务，在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稳步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通过中资金融机构提供便捷丰富、低成本的人民币金融产品和服务，打造具有很高流动性的金融市场。以创新金融服务为依据，丰富人民币区域循环使用的场景，建立人民币跨境流动的常态化渠道。信贷是商业银行的核心业务和主打产品，也是各国经济发展所需的重要资源。应把握人民币利率持续较低的机遇，在严控风险的前提下，积极稳慎地投放人民币跨境信贷，持续发展跨境人民币资产业务，促进中资银行跨境人民币资产负债平衡。

发展全球离岸人民币市场，探索境内离岸人民币市场。离岸金融市场是货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角色。人民币国际化离不开离岸金融市场，未来人民币国际化需要离岸金融市场深化的支撑。目前，全球人民币离岸市场的框架基本构成，还形成了香港、伦敦、法兰克福和纽约等重要的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但总体上看，人民币离岸市场的规模有限，市场的深度和广度还有待于拓展。未来首先应通过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为人民币离岸市场持续注入充足的流动性。其次，应积极推动以本币优先为原则的产品创新，创新发展人民币贷款、债券、资管及衍生产品等金融产品，提升人民币跨境流通和交易的便利性。再次，着力构建离岸人民币生态圈，包括以代理行模式拓展服务网络、增设人民币清算行、完善CIPS、实现全球“7×24小时”不间断的人民币服务，推动支付、交易、托管等核心金融基础设施的跨境对接，为全球投资者提供安全、便捷的人民币服务生态。此外，未来还有必要探索构建境内离岸金融体系，与全球人民币离岸市场有效对接，为货币当局调节和管理全球人民币离岸市场提供便利、途径和抓手，为规避国际系统性金融风险创造条件。

增强人民币资产的供给和吸引力。以“市场开放+产品创新+标准接轨”为核心逻辑，进一步完善境内金融市场的多层次体系，丰富特色化金融产品，扩大人民币金融资产的供给，增强人民币资产对全球投资者的吸引力。例如，在股市领域，应持续优化互联互通机制（如沪深港通、沪伦通等）的交易范围与清算效率，扩大科创板、创业板对国际投资者的准入便利，推动A股纳入更多全球主流指数并提高权重，鼓励优质科技创新企业、绿色产业龙头企业通过首次公开募股（IPO）、再融资等方式丰富股权类资产供给；在债市领域，重点扩容高评级人民币债券市场规模，稳步增加国债、政策性金融债的发行体量，完善期限结构与付息机制，打造兼具安全性、流动性与收益性的核心标杆资产，支持符合条件的优质企业发行信用债、绿色债券、碳中和债等特色产品，建立健全债券违约处置机制与信用评级体系，降低国际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成本。针对全球投资者的多元化需求，还应创新人民币定价的衍生品工具，如利率互换、汇率期权、信用违约互换（CDS）等，为境外资金提供完善的风险对冲渠道，以满足和便利境外人民币资金投资需求。在遵循“风险可控、循序渐进、双向开放”的原则下，有必要适时加快推进人民币在资本和金融账户下可兑换和汇率市场化，包括进一步健全境外人民币回流机制，拓宽 RQFII、QFII 的投资范围与额度管理效率，支持境外机构通过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跨境理财通”等渠道参与境内金融市场；完善汇率风险准备金、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等政策工具，加强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市场监管的协同，构建适应本币可自由兑换、资本项下自由流动的风险预警与调控框架，防范短期投机性资本冲击，提升人民币跨境交易的便利性与安全性。

持续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等基础设施。经过16年来的发展，我国已基本建成了多渠道、广覆盖的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网络，包括CIPS、商业银行体系跨境系统以及中国银联、财付通、支付宝等商业机构构建的跨境零售支付网络。其中，CIPS跨境人民币主渠道的作用日益凸显。截至2025年9月末，该系统已接入了1700余家境内外参与者，业务触达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家法人银行机构。未来持续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等基础设施，将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一是可强化技术自主可控能力。设立跨境支付核心技术专项研发基金，重点扶持国内企业在金融级安全芯片、服务器处理器、基础软件（操作系统、数据库）、加密算法等关键领域的研发，减少对境外技术的依赖，建立跨境支付技术标准体系，推动自主研发技术在CIPS、银联等系统中的适配应用，并开展技术安全认证，确保系统核心环节不受地缘政治影响。二是可拓展跨境支付网络覆盖。针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中东等人民币使用潜力较大的区域，可出台专项接入扶持政策，设立专项补贴资金，简化这些地区机构接入CIPS的审核流程；推动CIPS与全球更多区域清算系统直连，构建辐射范围更广泛的支付清算枢纽。三是可推进前沿技术规模化应用。稳步推进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项目的试点扩容，在风险可控前提下，逐步探索将其应用场景从跨境贸易结算延伸至跨境投融资、绿色金融等高阶领域，形成与CIPS互补的数字支付新范式。

在国际需求发展的推动下，通过上述针对性的政策安排，未来人民币将在国际支付结算、大宗商品定价、跨境金融交易和官方外汇储备中的使用程度稳步提升，有望全面超越英镑、日元、澳元等货币的国际化层次，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有重要影响力的一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