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时代周报 作者：傅一波

十年前，英国人用一场全民公投选择离开欧盟。十年后，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成为脱欧公投以来第六位离开唐宁街的首相。

从卡梅伦因公投结果下台，到特雷莎·梅、约翰逊等历任首相围绕脱欧问题艰难执政，再到如今工党政府试图重塑英国与欧洲的关系，过去十年间，英国政坛经历了一轮又一轮震荡与更迭。首相来了又去，但“脱欧后遗症”始终是英国挥之不去的政治背景。

它不仅重塑了英国与欧盟的关系，也深刻影响了英国经济结构、社会情绪与政治生态。贸易成本上升、生活开支增加、投资环境变化，成为许多英国民众能够切身感受到的现实；与此同时，围绕主权、身份认同与国家未来方向的争论，也从未真正平息。

最新民调显示，55%的受访民众支持重新申请加入欧盟。英国民众对脱欧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也让英国再次站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英国会不会重新向欧洲靠拢？这场曾被视为“夺回控制权”的政治选择，究竟兑现了多少承诺，又留下了怎样的代价？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图源：受访者提供）

围绕这些问题，时代周报记者专访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回顾脱欧的来龙去脉，解析英国与欧盟关系的新变化，以及脱欧为何至今仍在塑造英国的政治与社会现实。

脱欧后的烦恼

时代周报：6月22日，斯塔默宣布辞职。算下来过去这十年，英国已经经历了6位首相。脱欧话题似乎贯穿了每一届政府的执政周期。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英国过去十年的政治动荡，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脱欧有关？

崔洪建：斯塔默辞职和脱欧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本质上来看，脱欧其实是一个持续多年的过程。从2016年公投，到约翰逊政府时期的正式脱欧，整个过程对英国和欧盟来说都比较痛苦，双方也难免积累了一些不满和怨气，关系也开始疏远。

更重要的是，脱欧实际上是保守党主导推动的政治议程，它不仅加深了英国与欧盟之间的隔阂，也进一步影响了英国国内政治。比如苏格兰独立公投问题，以及北爱尔兰边界等争议，都在脱欧过程中被重新激化。

脱欧对于双方而言，是一次利益关系的重新分配，因此无论是在经济、法律还是社会层面，都对英国产生了比较大影响。

不过，最近几年情况有所变化。工党政府上台后，明显希望修复与欧盟的关系，并推动双方形成一种新的合作模式。尽管在短期内不可能重新加入欧盟，但英国正在寻求与欧盟建立一种新关系，可以简单理解为一种“量身定制”的“亲密伙伴关系”框架。

时代周报：从2016年公投到现在十年了，期间英国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具体体现在哪些地方？

崔洪建：如果从日常来看，脱欧最直观的后果之一，就是民众生活成本和企业经营成本上升，这也是许多英国民众这些年来能够切身感受到的变化。

举个例子，作为欧盟成员时，英国虽然没有加入欧元区，但仍然能够享受欧盟单一市场带来的便利。商品在成员国之间流通成本较低，没有显性的关税和各种贸易壁垒。

脱欧之后，英国与欧盟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虽然双方后来签署了贸易协议，但英国已不再享有单一市场成员的待遇，贸易程序变得更加复杂，企业需要承担更多报关、检验和合规成本。这些额外成本最终会反映到商品价格上，与民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所受影响尤其明显。

伦敦城内的大桥（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摄）

从企业层面来看，影响则更加深远。英国脱欧后，失去了欧盟单一市场在商品、资本、服务和人员自由流动方面的优势，英国企业经营成本相应上升，投资和人才流动必定受到很大影响。

不愿认错的英国政坛

时代周报：从上述影响来看，脱欧实际上是一件百害无利的事。既然如此，当时英国为什么要选择脱欧？

崔洪建：用一句俗语来讲，脱欧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首先，从大背景来看，脱欧是在英国国内外矛盾交织的环境下发生的。当时，欧盟正处于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从2009年欧元区债务危机到2015年难民危机，欧盟连续遭遇多重挑战，不少英国民众开始对欧盟的发展前景产生怀疑。

与此同时，欧盟内部要求成员国共同承担责任和义务，其中包括财政负担以及难民安置等问题。而英国作为欧盟的主要经济体，也是欧盟预算的重要净贡献国。因此，不少英国人担心，如果继续留在欧盟，未来的财政负担会越来越重。特别是在难民危机背景下，欧盟正在讨论要形成更加统一的移民和难民分担机制，这样的议题很容易引发英国国内不满情绪。

图源：图虫创意

另一方面，彼时的英国经济表现相对欧洲要好不少，所以不少人认为，英国单独发展会更好。这种对自身发展的信心，构成了支持脱欧的重要社会基础。

不过，真正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当时保守党内部围绕欧洲问题的长期分裂。为了维持自己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时任首相卡梅伦与党内强硬脱欧派达成了一种政治妥协：举行脱欧公投，以换取他们对自己领导权和未来选举的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项带有强烈政治赌博色彩的决定。

但问题在于，当时包括卡梅伦在内的许多英国政治精英，其实并不认为脱欧阵营最终会获胜。他们普遍相信，大多数英国选民仍然会选择留在欧盟。因此，公投在很大程度上被当作一次解决党内矛盾的政治工具。

这也反映出，当时英国政治精英对社会情绪的判断出现了偏差。他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基层民众对于移民、经济全球化以及欧盟体制积累已久的不满。

所以今天来看，英国脱欧既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历史必然，也不能简单理解为一次偶然事件。它是欧盟危机、英国国内政治矛盾、社会情绪变化以及政治精英误判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时代周报：既然英国精英阶层逐渐认识到脱欧带来的代价，为何不在后续进程中作出调整？

崔洪建：这就是咱们常说的“木已成舟”。尽管后来无论是卡梅伦本人，还是保守党内部相当一部分政治精英，都逐渐意识到，举行脱欧公投可能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但问题在于，公投结果既然已经产生，如果这个时候再试图推翻公投结果，对于保守党和英国政治体制而言，代价可能比脱欧本身更高。比如，支持脱欧的民众必定会出现对执政党的不信任和抗议。

这实际上暴露出一个现实问题：西方政治人物往往有犯错的冲动，却未必有承认错误、承担责任的勇气。对于保守党而言，既然公投已经举行、结果已经产生，那么再回头就意味着要承认整个政治决策存在重大失误。因此，很多人最终选择继续推动脱欧，而不是彻底推翻它。

更重要的是，当时脱欧派提出的一些论述本身具有相当的吸引力。比如，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反复强调，英国脱欧后可以摆脱欧盟各种规则的约束，拥有更大政策自主权，可以独立制定贸易、移民和经济政策。这套叙事对于不少有民粹思想的英国选民而言，十分具有号召力。

即使今天回过头看，英国社会对脱欧的评价已经发生变化，甚至有不少民调显示支持留欧的人数已经超过半数。但现实是，执政党最现实的考虑已不是是否“返欧”，而是在脱欧现实中如何降低损失、寻找新的发展空间。

时代周报：所以，脱欧就相当于英国政坛施政的一个前置条件？

崔洪建：至少从英国目前的政治生态和体制来看是这样的。保守党是脱欧的始作俑者，如果由它来反对脱欧，相当于自我否定。工党虽然没有对脱欧担责的负担，但也缺乏扭转态势的勇气。因此，这两大政党能做或愿意做的，就只是在错误的决策结果中去维持现状并修修补补。

时代周报：前面提到，若再公投，留欧派或将占优。选择留欧的这批选民有何特征？

崔洪建：从民调和投票结果来看，脱欧与留欧阵营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人群差异。不过，这种差异并不能简单地用收入高低或受教育程度来划分。

整体而言，像伦敦这样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大城市，以及与欧洲大陆经贸、人文往来密切的地区来看，其中大多数人倾向于支持留在欧盟。原因很简单，上述地区能够直接享受到欧盟单一市场和人员自由流动带来的便利，因此更容易感受到留欧的实际收益。

伦敦（图源：图虫创意）

相比之下，英国一些较为偏远的小城镇和传统工业地区，对欧盟的感受则没有那么直接，反而容易受一些政客蛊惑把对现实境遇的不满归咎于欧盟。在这些地方，人们与欧洲大陆的联系相对有限，很多人获取外部信息的渠道也比较单一，因此更容易接受“英国应该重新掌握主权”“脱离欧盟束缚”等政治主张。

地域差异之外，苏格兰也是一个典型案例。苏格兰在公投中整体支持留欧，因此脱欧结果一度重新激化了苏格兰独立问题。对于许多苏格兰选民来说，他们并不希望因为英格兰多数选民的选择而被迫离开欧盟。

不过，脱欧造成的影响并不是简单的地域分裂，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社会撕裂。支持留欧和脱欧的声音存在于英国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地区，甚至同一个家庭内部都可能出现截然不同的立场。

在这场争论中，我认为脱欧派在政治传播和舆论动员方面明显比留欧派更成功。某种程度上，正因为他们最初处于相对弱势地位，所以更善于动员支持者，也更擅长构建具有情绪感染力的政治叙事，并将这些问题浓缩成简单、有力、容易传播的政治口号。

相比之下，留欧派的论述虽然往往更理性、更符合经济规律和政策逻辑，但他们强调的贸易便利、投资环境、国际合作等长期利益，不容易转化为能够广泛动员选民的政治语言。

因此，脱欧公投实际上也是一场叙事能力和政治动员能力的较量。

英国地铁上看报的民众（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摄）

时代周报：如果目光放到现在来看，你觉得脱欧对于英国而言是错误的选择吗？

崔洪建：这个问题取决于你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如果只算最直接、最短期的经济账，那么脱欧派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比如英国脱欧后，不再需要向欧盟缴纳财政预算，这确实是一项现实收益。从脱欧派的角度看，这部分资金可以留在英国国内使用。

但问题在于，英国失去的并不仅仅是一项财政支出，而是一个长期形成、对自身相对有利的贸易和投资环境。相比于停止缴纳预算带来的直接收益，失去单一市场便利、贸易摩擦增加、投资吸引力下降等带来的成本，往往是长期的、间接的，也更难量化。

当然，如果把身份认同、主权意识以及情感因素也纳入考量，对错就更难以判断了。近年来不仅是英国，整个欧洲都出现了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上升的趋势。对于部分选民而言，脱欧本身已经超越了经济利益计算，而成为一种身份认同和政治立场的表达。

能否回到欧盟，主动权已不在英国手中

时代周报：最新民调显示，55%的英国人想要回到欧盟。英国政坛会否考虑重返欧盟？

崔洪建：我认为，至少未来十年内，英国重新加入欧盟的可能性非常低。

首先，要谨慎看待所谓的“民意变化”。事实上，在2016年脱欧公投之前，大部分民调都显示留欧阵营略占优势。这证明，民调有时候并不一定能够准确反映投票的结果。

更重要的是，很多时候所谓“民意”并不是对某个具体方案的坚定支持，而是对现实状况不满情绪的投射。

当年支持脱欧的人，很多并非天然反对欧盟，而是不满当时英国和欧洲面临的各种问题，于是把这些问题归咎于欧盟。今天支持重新靠近欧盟的人，也未必都是坚定的欧洲一体化支持者，其中不少人同样是在投射对现实不满，只不过这次他们把英国当前面临的困难归因于脱欧罢了。

因此，民调中留欧支持率上升，并不意味着英国社会已经形成了重新加入欧盟的坚定共识。

更现实的问题在于程序成本。脱欧本身是通过全民公投实现的，如果要推翻这一结果，理论上最具政治合法性的方式只能是再次举行公投。问题是，没有人能够保证第二次公投一定会产生明确且稳定的结果。

英国政界之所以一步步走向脱欧，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政治人物不愿承担风险和责任。如今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不愿轻易重启这样一场可能再次撕裂社会的政治斗争。

脱欧公投已经给英国社会留下了深刻裂痕。过去十年里，各方都在试图修复这些分歧。如果现在再次举行是否重返欧盟的公投，无异于重新揭开尚未完全愈合的伤口。对于任何执政党而言，这都是巨大的政治风险。

即便撇开英国国内政治不谈，欧盟的态度同样是一个关键因素。

英国脱欧本身曾对欧盟造成不小冲击。在欧盟的发展逻辑中，成员国退出的风险从未被认真考虑过。英国作为欧盟最重要的成员国之一选择离开，对欧盟的政治形象和一体化进程都构成了挑战。

因此，在当年的脱欧谈判中，欧盟之所以坚持严格立场，一个重要考虑就是避免其他成员国产生效仿心理。换句话说，欧盟需要向内部传递一个信号：离开欧盟并不是一件轻松且没有代价的事情。

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便未来英国有重新加入欧盟的意愿，欧盟也未必会敞开大门欢迎。加入欧盟本身就是一个复杂且漫长的过程，不可能像开关一样，退出一次、再加入一次。

所以我认为，除非未来英国社会出现压倒性共识。比如，远超目前水平的大多数选民明确支持重返欧盟，否则英国主流政党很难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推动重新入欧。

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英国更现实的选择不是重新加入欧盟，而是在脱欧这个既成事实的基础上，尽可能修复与欧盟关系，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机制。

英国（图源：图虫创意）

时代周报：如果英国有机会回到欧盟，会对英国未来的发展会更好吗？

崔洪建：讨论英国是否应该重新加入欧盟，首先要回答的其实不是英国怎么样，而是欧盟未来会怎么样。

当年支持脱欧的人之所以能够获得广泛支持，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欧盟正处于持续衰退和危机之中。在不少脱欧支持者看来，英国继续留在欧盟，就像留在一艘正在遭遇风暴的大船上，与其被动承担风险，不如尽早离开，掌握自己的命运。

今天一些英国民众开始重新考虑与欧盟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对英国现状感到不满。英国经济增长乏力、生活成本上升、公共服务承压，于是人们自然会产生一种想法：如果当初没有脱欧，情况会不会更好？但问题在于，这种判断往往只看到了英国，而没有同时审视欧盟本身的现实状况。

欧盟今天同样面临不少挑战。无论是经济增长、能源安全、产业竞争力还是移民问题，很多问题并不比十年前更容易解决。换句话说，即便英国当年没有脱欧，也不意味着它一定能够避开今天面临的所有困难。

很多民众的判断更多来自切身感受，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切身感受往往也是局部和短期的。十年前，不少人因为对现实不满而支持脱欧；十年后，又有不少人因为对现实不满而开始怀念留欧。本质上，两种情绪背后都是对现状的不满意。

从政策层面来看，脱欧确实是影响英国经济和民生的重要因素，却并不是唯一因素，更不是所有问题的根源。例如贸易成本上升、跨境物流变得复杂、部分商品价格上涨，这些确实与脱欧直接相关，因为英国已经不再属于欧盟单一市场。

但近年来英国面临的能源价格上涨、通货膨胀压力以及生活成本危机，又与俄乌冲突、中东局势、全球能源市场波动等国际因素密切相关。这些问题不仅发生在英国，也同样出现在欧洲大陆许多国家。

如果把英国当前遇到的所有问题都归结于脱欧，实际上是一种过度简化。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英国目前并不具备重新举行“返欧公投”的政治条件。仅仅因为部分民调显示更多人开始怀念留欧，就重新开启一场足以撕裂社会的大规模政治动员，未必是理性的选择。

对英国而言，更现实的路径仍然是在脱欧既成事实的前提下，逐步修复与欧盟的关系，尽可能降低脱欧带来的成本，而不是再次把国家拖入一场关于身份认同和未来方向的激烈对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