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及多方的财务风波，将快时尚巨头SHEIN（希音）再次推入舆论漩涡。

根据红星资本局等相关媒体的曝光，2022-2024年间，SHEIN总部在新加坡累计缴税超33亿元人民币，消息一出，关于SHEIN“国内出力、海外盈利”的质疑四起。而在今年9月，SHEIN英国分公司也曾被指控将收入转移至新加坡总部，以减少税收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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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核心经营数据的“罗生门”多次上演，尽管SHEIN官方多次发布声明否认，甚至称此次缴税风波为“恶意炒作”，却依旧未能平息争议。

事实上，频发的舆论危机暴露出的不仅是财务数据的疑云，更是SHEIN在全球化棋局中日益加深的身份认同困境——这家从中国南京走向世界的千亿巨头，正不可避免地被拖入一场关于“我是谁”与“根在哪”的生存迷局。

| 拥抱全球化，切割中国根 |

对于SHEIN而言，全球化是其快速扩张的市场策略、更是精心设计的身份伪装和生存哲学，它试图在这套哲学的主导下巧妙地“切割”与中国的深层联系，以“世界公民”的形象游走于复杂的地缘政治与商业规则之间。

从2022年起，SHEIN创始人许仰天更换国籍的消息便在社交媒体之间不断发酵，尽管SHEIN多次辟谣，称许仰天仍是中国公民，但“已入籍新加坡”的说法始终在坊间流传。传闻的真伪之外，更值得探究的是其背后折射出的企业战略意图。

2024年，SHEIN执行副主席唐伟曾公开将SHEIN定义为一家“生于中国、总部在新加坡、价值观在美国”的公司，三段式的身份拆解精准勾勒出SHEIN在全球化棋局中的精明构思：利用中国的生产优势，借助新加坡的税收洼地，最终迎合欧美的消费市场与价值观。

▲ 图注：SHEIN执行副主席唐伟

在SHEIN发展的早期阶段，这种“难以定义”的多面身份塑造无疑是一步精明的棋，它以地缘政治中立的新加坡为跳板，刻意淡化中国公司的标签，以此减少在欧美等核心市场的阻力。

且新加坡作为全球知名的“低税天堂”，不仅企业所得税税率远低于其它国家，还拥有广泛的税收协定网络和各种激励措施。对于SHEIN这样业务遍布全球的跨国公司而言，将全球利润的归集地放在新加坡意味着可以享受巨额红利。

因此，SHEIN的商业策略实际上是将企业生产、运营、市场等不同功能模块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择优配置，以降低风险、增大利润空间化。整体架构看似完美、核心却建立在一个微妙的平衡之上，这个平衡的支点，正是其利润转移的精密设计。

尽管SHEIN官方否认了红星资本局等媒体曝光财报的准确性，但其所揭示的利润转移路径却与外界长期以来的观察与分析高度吻合。

根据公开信息和财报分析，SHEIN通过其在新加坡设立的总部公司100%控股了其在全球各地的核心子公司，包括在中国负责采购的实体，以及在欧美负责销售的实体。在这个体系下，新加坡总部成为了整个商业帝国的“大脑”和“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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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广州希音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等国内子公司，SHEIN向数千家广东的服装厂下达生产订单，并以相对较低的内部采购价进行采购，商品的所有权被转移至新加坡总部，总部再以较高的内部销售价将这些商品“卖”给全球各地的销售子公司，最终销售给海外消费者。

中国子公司以低利润“出力”、海外子公司扣除各类费用后净利润同样有限，新加坡总部却通过控制内部采购价和市场销售价之间的巨大差额，在几乎没有实体货物经手的情况下，将绝大部分利润留存在了税率最低的新加坡总部。

对于SHEIN而言，拥抱全球化意味着拥抱这套能够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游戏规则，“切割中国根”则是在这套规则下，为了让利润“合理”地流出中国、汇入新加坡，所必须做出的身份与账务上的双重切割。

| 南京到广东，无法割裂的中国基因 |

如果说新加坡总部是SHEIN精心描画的“面子”，那么深植于中国本土的供应链体系，则是其赖以生存的“里子”。无论其全球化故事讲得多么动人，都无法掩盖一个基本事实：SHEIN的诞生、成长与壮大，每一步都离不开中国的滋养，它从诞生起就打上了深刻的“中国烙印”。

在2008年，电子商务的浪潮刚刚席卷中国大地之时，许仰天创立了SHEIN的前身——一家从事婚纱外贸的电商网站。与当时大多数外贸从业者一样，他的商业模式简单而清晰：利用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将产品卖到海外赚取差价。

这段历史是理解SHEIN“中国基因”的起点，它并非诞生于硅谷的车库、也非源自华尔街的资本运作，而是一个纯粹的、草根的中国式创业故事。

2015年，为了更靠近服装产业的核心地带，许仰天将公司总部迁至广州番禺。番禺区南村镇聚集了数以万计的中小型服装作坊，面料辅料市场近在咫尺、熟练的工人和版师随处可寻、小批量的订单也能被快速响应，正是依托于此，SHEIN才得以将后来闻名于世的“小单快反”模式发挥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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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南京的电商基因，就没有SHEIN的诞生；而没有广东的产业生态，就没有SHEIN的腾飞，SHEIN的崛起之路本身就是中国制造业、互联网和工程师红利的缩影。

历史出身无法抹除，当下SHEIN庞大商业帝国的运转依旧高度依赖着这片土壤。

SHEIN 核心的 “小单快反” 模式先通过小批量订单测试市场反应，再根据销售数据对爆款进行快速翻单。这种模式要求供应商具备极强的快速反应能力，而这依赖于高度协同的产业集群支撑，珠三角地区独一无二的柔性供应链能充分满足这一需求。

于是从产业合作的动向看，SHEIN非但没有“去中国化”，反而在用真金白银“重仓”中国。

近年来，SHEIN不仅将投资额高达150亿元的“希音湾区供应链项目”选址广州，计划建设集智能分拣中心、订单分拨中心等于一体的庞大基地，还在肇庆、江门等地相继布局了类似的供应链和产业配套项目。这些动辄百亿级别的投资也证明了，SHEIN的未来将更加深度地嵌入中国的制造业体系。

▲ 注：图片源于增城日报

当成千上万的中国工人在本土为SHEIN的商业帝国添砖加瓦，绝大部分的商业利润却被转移至遥远的新加坡时，SHEIN在国内引发舆论争议便成为必然。它触动了公众关于财富分配和税务公平的敏感神经，也引发了人们对这家企业的国别认同与责任担当的深刻质疑。

| 全球梦褪色，回归成解药？ |

商业世界风云变幻，SHEIN曾依赖的“以中国供应链收割全球市场、规避各类风险”这一灵药正逐渐失效，建立在信息差和规则漏洞之上的打法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当外部的围剿与内部的矛盾同时爆发，回归似乎正从备选变为唯一的解药。

对SHEIN护城河最猛烈的冲击，来自于同样深谙中国供应链打法的“同门师兄弟”——拼多多旗下的Temu和字节跳动旗下的TikTok Shop，作为背靠中国互联网巨头的新玩家，两大平台以更激进、更彻底的低价策略向SHEIN发起了猛烈进攻。

Temu凭借拼多多在国内市场验证过的“全托管”模式和雄厚的资本实力，通过“烧钱换市场”的病毒式营销在短时间内迅速抢占了大量用户心智。TikTok Shop则利用其无与伦比的短视频流量，通过直播带货和内容电商创造了新的销售场景，对SHEIN依赖的传统图文和搜索电商模式构成了降维打击。

面对来势汹汹的对手，SHEIN被迫卷入了一场惨烈的价格战和流量战，营销费用飙升、获客成本急剧增加。根据市场数据，SHEIN2024年的净利润约为10亿美元，同比下降37.5％，利润空间被严重挤压，“增收不增利”的传闻正是残酷竞争格局的真实写照。

在全球范围内，以SHEIN为代表的超快时尚模式又因对劳工权益的潜在风险、鼓励过度消费等，遭遇价值观冲突与规则围堵。

法国工人因SHEIN设立线下门店罢工游行，法国政府则颁布“反快时尚法案”征收“生态影响附加费”，并禁止其进行广告宣传。欧盟的《数字服务法》（DSA）将SHEIN列为“超大型在线平台”，要求其承担更多的内容审核、用户保护和透明度义务，否则将面临高达全球年收入6%的巨额罚单。

▲ 注：图片源于雅虎财经

美国取消“小额豁免”关税政策的争议更是悬在SHEIN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旦“价值低于800美元的包裹进入美国可免征关税”的政策被取消或修改，SHEIN的成本将大幅上升、价格优势也有可能被击穿。

从市场竞争到监管围堵，SHEIN曾经赖以成功的天时地利在迅速消失，它的“全球梦”也从一片坦途变为布满荆棘的险径。当外部环境不再友好，向内寻求支撑、回归根基便成为了理性的、甚至是唯一的选择。

受内外因素影响，其在伦敦、纽约的上市之路相继受阻后，香港或已成为SHEIN IPO的最后希望，然而想要叩开港交所的大门，SHEIN必须首先拿到来自中国证监会的批准。

根据2023年实施的《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管理试行办法》，所有在境外寻求上市的中国公司，无论其股权架构如何都须向中国证监会备案。企业的股权结构、合规运营以及税务问题是证监会的关切核心。

这意味着SHEIN无法再用新加坡总部来回避监管，它必须向中国的监管机构，清晰、坦诚地解释其复杂的离岸架构，说明其利润的形成与分配机制，并解决由此可能引发的税务争议。那个精心构建的、用于“切割中国根”的财务“黑箱”，如今必须被打开。

这无疑是一场艰难的“自我革命”，它要求SHEIN厘清其在中国的法律主体与全球业务之间的关系，正视其“中国出力，新加坡数钱”模式所带来的合规风险。

虽然会带来短期的阵痛，但对于SHEIN而言，坦然面对自己的“中国基因”、解决好历史遗留的税务与合规问题，不仅是其打开IPO大门的钥匙，也是其在新的历史十字路口重塑未来、寻求可持续发展的最优选。